雷定坤：爭端再起？印度“巴布裏清真寺-羅摩廟”進最高院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雷定坤】
2017年12月5日，印度最高法院的三名大法官將原本定於當日舉行的13項民事訴訟最終聽證會推遲到次年2月。這些訴訟主要針對2010年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關於“巴布裏清真寺-羅摩廟”爭端的判決。這一與印度當前執政黨印度人民黨在1990年代初正式崛起以及與眾多宗教衝突流血事件（包括2002年古吉拉特暴亂）有着密切關聯的“巴布裏清真寺-羅摩廟”爭端，又一次引發了印度國內的激烈探討。
1、簡要回顧
距今有400多年曆史的巴布裏清真寺(Babri Masjid)相傳修建於1528年，由莫卧兒征服者巴布爾（Babur）下令修建，並以其名字命名。而印度教的傳説中，巴布裏清真寺所在地是印度教大神羅摩的出生地，印度教徒堅稱巴布裏清真寺是於1528年穆斯林統治者推倒羅摩廟之後修建起來的，因此他們有理由重建羅摩廟。
回顧印度歷史，不難發現印度是一個不斷受到外族入侵，又不斷融合發展的國度。對於外族“入侵”的問題，激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認為，受莫卧兒王朝穆斯林的統治是個恥辱，拆毀巴布裏清真寺重建羅摩廟能很好地雪恥。強烈的宗教情感使得這一小城從20世紀80年代起變得不再安寧。
1992年12月6日，發生於印度北方邦聖城阿約迪亞的巴布裏清真寺毀寺運動以及該運動發生後帶來的嚴重後果震驚了國內外。當日中午，約20萬印度教徒聚集在寺前，假遵法院之令準備舉行頌詩等宗教儀式，但在儀式開始前印度教徒衝破境界線，強佔並搗毀了清真寺。而隨後引發的全國範圍內的騷亂在短短一週內（據官方統計）造成了一千多人死亡、三千多人受傷，直接財產損失約3億盧比。據 BBC事後報道，由最初的毀寺運動到後來的一系列衝突和騷亂造成了至少2000多人喪生 。
印度教徒拆毀巴布裏清真寺（圖/hinduexistence.org）
筆者稱其為毀寺“運動”，而不同於大多數國內外媒體將其定性為“羣體性事件”，根本原因在於若深入研究毀寺的起因，以及整個過程中印度教民族主義相關團體嚴密的組織結構，巧妙的動員策略及完整的運行框架，再加上印度人民黨公開介入事件後的政治訴求，可顯而易見地看出這不併是一般意義上的羣體性事件，而是完完全全符合社會學視角下對社會運動的定義。
鑑於篇幅限制，此文無法展開整個毀寺運動的詳細過程，但是筆者將集中關心一個問題：寺廟爭端為何在當下時刻凸顯？
巴布裏清真寺毀寺前後
2、最高法院首次介入爭端
1992年巴布裏清真寺被拆除後，印度教信徒依據既定的目標要求在清真寺原址上修建羅摩廟，而同樣憤怒的穆斯林則強烈要求重修被毀壞的清真寺。毀寺運動之後印穆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爭執變成了誰擁有在原址上修建寺廟的權利。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對這一爭端進行立案審理。
1994年1月7日法院判定阿約迪亞約27萬平方米的爭議土地暫且歸政府接管，誰也不能動用。儘管此判決之後，世界印度教大會（VHP）和印度國民志願團（RSS）繼續鼓動印度教徒要求儘快將阿約迪亞聖地歸還給印度教徒並且在原址上重建羅摩廟，但是直到2002年3月法院的判決仍然如下：不允許在政府已經接管的約27萬平方米的土地上舉行任何形式的宗教儀式。
八年之後的2010年，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最終判決，將阿約迪亞具有爭議的約2.8英畝土地分別劃分給印度教大會（Hindu Mahasabha），遜尼派穆斯林宗教委員會（Sunni Waqf Board）以及印度教的“無念教派”（Nirmohi Akhara）。可是這一判決所帶來的相對短暫的平和在印度2014年大選後似乎又變得不再平靜。
早在2014年大選前，印度人民黨（BJP）的競選聲明中清楚地將重建羅摩寺廟作為其目標。BJP執政後，與其同屬 “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的世界印度教大會（VHP）於2015年在全國範圍內號召為重建羅摩廟籌集磚瓦並運抵阿約迪亞，而這些“磚塊進城”被時任北方邦首席部長的Akhilesh Yadav阻撓。但是在2017年初BJP成功拿下北方邦議會選舉後，帶有極強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的首席部長Yogi Adityanath又開始積極地推動羅摩廟的重建進程。
2017年11月，什葉派穆斯林中央理事會（Shia Waqf Central Board）向最高院申請在爭議地區修建清真寺，而全印遜尼派穆斯林理事會（All India Sunni Waqf Board）則強烈反對。此外，從今年8月起，最高院展開了對於BJP主要領導人阿德瓦尼（L.K. Advani）在1992年毀寺運動中存在犯罪行為的相關指控。
這一系列看似獨立的事件卻仍然緊緊圍繞着長達25年的巴布裏清真寺-羅摩廟爭端，強烈的宗教情緒和政黨博弈在2017年底再次將阿約迪亞這座小城推到了聚光燈下。雖然説此次最高法院牢牢地將訴訟的性質限定在民事訴訟範疇，可爭端本身的諸多因素以及所帶來的社會影響毋庸置疑地遠遠超出了民事訴訟可涵蓋的範疇。
印度最高法院（圖/印度最高法院官網）
3、政黨力量博弈？
此次最高法院對爭端的聽證中，不得不談到兩個人，一位是印度人民黨成員，現聯邦院（上院）議員Subramanian Swamy；另一位是國大黨領導人之一，同樣為現聯邦院議員的Kapil Sibal。
2016年2月份，Swamy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請願書，申請在原巴布裏清真寺地點修建羅摩廟並懇請最高院加快審理對阿拉哈巴德高院於2010年的相關判定。該請願書隨後被最高院受理，但是拒絕Swamy對於儘早進行相關聽證的要求。
Subramanian Swamy資料圖（圖/Facebook）
而國大黨成員Kapil Sibal另一身份則是作為此次最高院聽證會中遜尼派穆斯林委員會的代表律師，他在2017年12月5日的聽證會上強烈呼籲，由於相關材料並不充分，應將聽證會延遲到2019年大選之後，另一理由是避免而後的判決結果對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
Kapil Sibal資料圖（圖/India Today）
12月6日，諸多印度人民黨領導人，包括正在古吉拉特邦開展選舉前動員活動的莫迪總理在內，公開批評國大黨將司法聽證程序政治化，其中Swamy更是指出國大黨只是一味擔心輸掉大選，阻撓聽證會的進行。而國大黨諸位領導人則紛紛出面表示，Kapil Sibal的立場並不代表國大黨，只代表其自己。
一位是催促儘快進行聽證，另外一位則是呼籲推遲到大選之後，這一截然相反的對立訴求不得不讓人聯想起25年前毀寺運動後印人黨在全國範圍內的迅速壯大以及25年後的最高院聽證對當下即將進行的一系列選舉的潛在影響。
1992年的毀寺運動之後，印度人民黨的政治影響力不減反增，“同盟家族”成員的社會影響力也持續增強。雖然印度人民黨在1993年的邦議會選舉中除了德里地區，丟掉了包括北方邦、喜馬偕爾邦的多個地方議會，但是總的來説印人黨在拉奧政府任期中扮演了第一反對黨的角色。
此外，印人黨憑藉在毀寺運動中建立起的影響力，加以 “反腐敗”、“愛國主義”等政治口號，終於使得以“印度教特性（Hindutva）”為指導思想的宗教民族主義通過重建羅摩廟而具象化。
拉奧所在的國大黨完成了從199年6月到1996年5月的一個任期後，在1996年的大選中印人黨一躍成為了議會第一大黨（161席），領導人瓦傑帕伊被邀請組閣執政印度。雖然僅僅執政13天的瓦傑帕伊政府就垮了台，但是此時印度人民黨的政治影響力早已今非昔比。1997年為了加緊拉攏地方盟黨，阿德瓦尼領導了第二次全國範圍內“戰車進軍遊行（Rath Yatra）”（第一次是毀寺前“進軍”前往阿約迪亞），旨在改善印度人民黨的形象。隨後在1998年的大選中，印人黨又成為了議會第一大黨，瓦傑帕伊第二次受邀組建政府。
BJP領導人阿德瓦尼乘坐的遊行戰車（圖/India Today）
2014年莫迪領銜的印人黨除了高舉古吉拉特模式的發展大旗，更多地還是通過宗教民族主義的思想利器短暫地刺穿了階級和種姓的隔層，最終贏得大選。
雖説莫迪帶領的BJP執政後不久，全國範圍內發生了一連串宗教衝突事件，例如：
其背後的意識形態指導者印度國民志願團（RSS）進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宗及再改宗活動（conversion-reconversion），規勸穆斯林、基督教徒等少數宗教羣體改宗信仰印度教；
2014年12月至2月期間，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現了多起基督教教堂被打砸搶燒的惡劣事件，而印度法庭將這幾起事件定義為一般性偷搶犯罪，而不是宗教衝突；
2015年9月份，在離首都新德里不遠的一個村子裏，一位名叫阿赫拉奇的52歲穆斯林老漢被一羣印度教暴徒毆打致死，起因是有人謠傳這家人宰吃牛肉（印度教信仰中牛是神聖的，而穆斯林歷來是吃牛肉的）；
多個由BJP執政的邦通過了禁止宰牛的法令，引起了許多宗教羣體尤其是穆斯林的不滿等等，但是莫迪政府極少做出正面回應，一直以到訪各國、宣傳“印度製造”，推出廢鈔令，頒佈GST法案的發展主義話語來回避談及具體的宗教衝突。
一隻牛在印度街頭“漫步”（圖/@視覺中國）
有人批評他沉默就是默許，有人支持他表示作為總理的他也很無奈，但是對於曾經狂熱的印度教“鐵桿粉絲”來説，莫迪政府的做法卻令他們失望。
在12月中旬即將進行的古吉拉特邦議會選舉以及2018年8個地方邦選舉前，已經有不少莫迪的支持者表達出了對其刻意忽視和違背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的不滿乃至怨恨，例如最具代表性的古吉拉特邦的帕蒂達爾種姓（Patidar，多以Patel作為其姓氏）。
稍加瀏覽印度各類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上關於古邦選舉前的討論則不難發現，Patel羣體公開表示會支持國大黨，因莫迪刻意忽視了那些為“印度教特性（Hindutva）”奮鬥一生的教徒，並呼籲其羣體成員轉而支持國大黨。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難看出，若印人黨重新並儘快地挑動“巴布裏清真寺-羅摩廟”這一敏感神經，再次強化印度教民族情緒，那將很大程度上穩固其票倉，助力各邦議會選舉甚至2019年的大選。從這點來看，似乎也可以理解，為何印人黨的Swamy如此積極請願最高院批准重建羅摩廟並迫切希望儘早聽證的做法，而國大黨的Kapil Sibal則一味懇求應推遲到大選之後的説法了。
壓力再一次轉移到最高法院，2018年2月的最後聽證以及之後的判決也許會給這個爭端畫上一個句號或感嘆號，只是不知到時候的社會代價又會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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