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國掉入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西方邏輯陷阱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文】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主題為《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的研究報告中首次提出的概念。[1]在提出初期，此概念並沒有引起經濟學界的關注，也未能引發政策界的深入討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國家經濟陷入持續低迷，中國經濟增速下降，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如擔心中國會不會掉入長期社會不平等、增長乏力、發展止步不前等問題逐漸成了國內外研究熱點。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很容易被這個概念的邏輯陷阱所誤導，對國家未來產生不必要的悲觀情緒。其實，任何一個嚴謹的經濟學者經過客觀研究，都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個嚴肅的概念。中國肯定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時間而已。

橫軸：1960年人均GDP水平與美國之比的對數，豎軸：2008年人均GDP水平與美國之比的對數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World Bank)2012年發表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中等收入陷阱”的“邏輯陷阱”

中國經濟經過近40年高增長，人均國民收入從1978年160美元提升到2016年約8000美元，成功地從聯合國劃分的“低收入經濟體”進入了“中高等收入經濟體”行列。然而，近年來，面臨增速下行，習慣了高增長的中國人對將來能否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的焦慮開始增多。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源於一些研究報告都從歷史經驗角度列舉了許多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失敗的案例，比如，從1960年算起，當時101箇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13個在2008年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餘88個國家或地區要麼降至低收入水平，或發展止步不行，二是源於目前中國發展受到了雙重壓力，既面臨創新乏力，也面臨增長乏力，來自國際秩序動盪對中國發展的挑戰也很大。[2]

正如拙作《美國的焦慮》一書所言，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焦慮，主要在於如何應對羣體性崛起大國的挑戰，而中國作為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國，焦慮主要在於如何維持中高增長，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3]因此，多年來，《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化解各種矛盾和風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事實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銀行報告中，並沒有對這個概念進行重點深入闡釋。此後，鮮有研究報告對這一提法作出公認、統一的定義，背後也缺乏綜合、嚴謹的理論論證。按世界銀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這一概念的語義，“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許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後，將會進入經濟停滯期，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社會動盪等現象，最終永遠徘徊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之外。[4]深究這個概念，存在的“邏輯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與發展全貌。從聯合國公佈的各國國民幸福指數排名看，被視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顯著高於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多年來都屬於中低收入國家，卻被公認為“全球最幸福國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調查顯示，在高收入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未來表示樂觀的國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像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國等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的國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沒有經濟學理論中的方法論支撐，是一個相當片面的概念。[5]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標準往往是在與美國、美元的對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國經濟學家胡永泰教授的説法，各國人均GDP為美國水平55%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20％-55%的為“中等收入國家”，小於20%的為“低收入國家”。[6]收入多少則按2015年可比美元計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間的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7]這樣的對照方法明顯是站在美國的角度評判世界發展，帶有“美國中心主義”色彩。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法計算，中國、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國民收入均已超過1.3萬美元，早已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見，“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多少帶有“美國中心主義”式的傲慢與偏見色彩。

三是“歷史陷阱”。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侷限在二戰後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多數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一些彎路。過早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永遠處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為時尚早。能否儘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而且，成為高收入國家也並不代表未來發展就能高枕無憂，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了低增長的困境。有的歐洲高收入國家還因財政困局而陷入國家破產的境地，面臨淪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風險。因此應該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中等收入陷阱”。從這個角度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遠存在的概念。而永遠許多時候代表着虛無。[8]

四是“人口陷阱”。後發的、人口體量較少的國家很難獲得經濟獨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響而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總數達到了74億，其中27個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擁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這27個國家，其餘經濟體的平均人口數只有850萬，相當於中國許多省會城市的人口規模。人口相對較少的經濟體，尤其是後發的、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受到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抑制、衝擊就會相對較大，甚至很難做經濟自主，必須依賴國外，有時國家存續都存在問題。1950年全球只有84個國家或地區，1970年也只有143個，現在則有200多個。這説明世界上多數經濟體的續存時間尚且相對短暫，在全球經濟體競爭激烈的常態下，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後發國家中小經濟體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9]像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體量較大的國家，只要政策得當，社會穩定，國內市場消費能力得以培育，持續增長則是大概率事件。從這個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規模不同的國家之間對等地比較經濟現象。

作為人口占全球近20%、2016年GDP總量佔全球經濟總量約16%的巨型經濟體，中國的發展以及所伴隨人均國民收入的上升過程，不只是受到全球經濟體系的制約，也會正向地改變全球經濟結構和標準制定。比如，一些非洲國家因中國的投資與發展而發生命運的改變。對現在的中國來説，如何構建有利於可持續增長的國內外環境，才是更有意義的討論話題。所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需要放在全球視野來看，才可見其全貌，更應以平常心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當然，平常心看待增長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輕心。畢竟，二戰後有過連續50年以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5%以上的國家總共只有五個，分別是中國（6.7%）、博茨瓦納（6.0%）、新加坡（5.6%）、韓國（5.5%）和赤道幾內亞（5.5%）。[10]中國既要為過往的增長成績而感到自豪，也要為未來能否繼續增長而放長心態，不必過於焦慮，但也不必過於無視。畢竟，對於這個高難度的任務，中國需要從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出發，從長計議，轉換髮展動力，才能經受實現長期發展目標的考驗。

全球增長陷阱的病灶在全球

所有經濟體都會因其中的全球化影響而面臨增長陷阱。在當前開放型經濟、價值鏈全球化的世界，增長動力與發展變量與外部環境更是分不開。國際金融、大國經濟變動、跨國基礎設施、地緣政治、國際規則、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國際元素，都對每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此時，分析增長因素時，不只是分析本身，還要從主權國家的世界觀去分析。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許多經濟體“增長陷阱”變得更加突出，深層化發展的動力更是貧乏。2016年後，發展狀況更是嚴峻。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增長陷阱”，性質堪稱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11]造成“新增長陷阱”的原因主要來自“輸入型”經濟風險，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強國制裁、戰爭等國際因素，而非像過去那樣僅僅聚焦在內部原因。

當下的“新增長陷阱”源於2008年。西方經濟體無節制地“印鈔救市”，佔了全球貨幣發行量九成，給國際資產價格帶來巨大的泡沫，也導致了全球實體經濟通縮惡果。經過深層化發展，可以發現，當下全球“負利率”、西方“零增長”、各國金融市場頻敏波動、匯率震盪、大宗商品長期低迷等全球經濟系統性問題[12]，乃至難民潮、恐怖襲擊頻發等非傳統安全層面的“次生災害”，都源於2008年。2015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當年的全球增速預期為3.1%。但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已被調低至2.9%，2017年的預期略有復甦，但世界經濟仍然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即使相比於2008-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經濟也沒有提升到當時的3.26%水平。

對此，二十國集團（G20）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在2014年11月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G20峯會上，G20國家確立了全球增長目標，即在2018年底“使全球經濟總量比’現有預期軌道’基礎上更多增加2%”。測算可知，要完成這一目標，需要讓全球經濟在2015-2018年平均增速達到3.2%以上。現在看來，這一目標恐怕面臨落空。可見，全球的諸多病灶如果不解決，很難讓人看到走出“新增長陷阱”的希望。這主要來自於五個問題：

一是主要經濟體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長期增長動力不足等難題。目前，中國人的年齡中位數為36歲，而發達經濟體卻已超過43歲。這就意味着發達經濟體不得不面臨社保與醫保的負擔過高、財政赤字、創新能力下降等普遍社會難題。

二是全球財富分配不公“新鴻溝”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惡果。在《21世紀資本論》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指出，資本投資的長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於勞動報酬的長期年均增長率，導致存量社會財富出現日益擴大。窮人越來越多，會使得社會消費動力不足，依靠社會消費而出現經濟新增長很難實現。

三是全球技術創新“中梗阻”使得新興經濟體無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識產權與創新的新成果。目前，知識產權為代表的創新獲利權產生鉅額暴利，發達經濟體壟斷了暴利，進而通過各種壟斷性技術扼制了新技術創新，最終使得創新乏力，無法帶動全球經濟新一輪增長。[13]

四是全球強勢貨幣“風暴潮”使得天量熱線“全球漫遊”，潛力危害巨大，甚至會引起下一輪的“金融海嘯”。1997年，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像馬來西亞這樣的中等規模經濟體，在一夜之間失去幾乎一代人的財富。目前，遊資像是“風暴潮”，一旦襲來，後果難以想象。[14]

五是地緣政治風險“正反饋”難題，導致了難民潮與恐怖主義等對經濟造成傷害的非傳統因素。當今世界面臨地緣政治風險日益上升，“互反饋”迅速放大，危害到各個經濟體的旅遊、生產以及各類消費，對各個經濟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長瓶頸，每個經濟體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價來應對。[15]面對五大難題，只有找到合作應對的新框架，全球經濟才能共同跨越“增長陷阱”。

增加中國的制度性國際話語權

目前中國發展的奮鬥目標是“兩個一百年”。第一個“一百年”目標是，在“十三五”末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20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根據這一目標，在“十三五”期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速應保持在在6.5%以上。假如上述目標順利完成，並且在下一個五年，尤其是“十四五”期間（2021-2025年），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收入能夠保持在6.0%以上，可以肯定，中國將在2023年前後越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退一萬步説，萬一經濟增長在未來15年保持在5%左右的增長，2030年前後，中國也能進入到高收入經濟體行列。[16]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面臨的真正挑戰，是能否保持長時期的持續增長，進而實現國家發展的“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而非所謂的“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目前，要讓人們解除對“中等收入陷阱”過於焦慮以及一些認知誤區，就必須從歷史進程與國際比較角度看清超勢。一方面，當今的高收入經濟體來説，它們同樣面臨的是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局面。有一些高收入經濟體將來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共同應對“增長陷阱”是各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第一要務，無論發展中經濟體，還是發達經濟體都需要認識這一點。中國目前越來越重視全球治理，有責任為全球經濟找到一些可供借鑑、可參考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2015年11月召開的G20土耳其安塔利亞領導人峯會，在全球發展理念上（如綠色、開放、包容等）與中國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實施措施上與中國所提倡的方法相當吻合（如要有長期規劃、講求創新等），堪稱中國“十三五規劃”國際版。2016年，中國杭州G20峯會使全球經濟合作走出“增長陷阱”多一些可能性。一些來自中國“十三五”規劃與國際經濟相對接，為全球經濟增長注入不同以往的活力與動力。

一是中國正在通過參與越來越多的全球治理機制，進行全球性的協調，展示“合作共贏”的未來預期，提升各個國家的增長潛能。中國推動建立了亞投行、絲路基金、新發展銀行等新的國際金融機構，建立了聯通全球的自貿區網絡，為各國合作發展創造出新空間。中國通過打造一個又一個一帶一路的“樣板間”，讓世界經濟看到新的希望。

二是中國通過讓創新要素在全球配置、鼓勵在新技術推廣中創新商業模式等方式構建全球創新體系，進而促進全球範圍內新的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物流鏈。在這些創新驅動下，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新的動力逐漸出現。

三是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開始塑造開放型經濟體系。“一帶一路”旨在國力提升以後分享國際公共產品，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產能合作，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夥伴關係，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這些方式方法既是大勢所趨，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動力所在。

四是中國通過強調規劃的落實性，為治理模式提供根本方法論。再好的計劃，也要靠執行。在氣候變化、經濟增長、減貧、社會穩定等發展議題上，中國的確為全世界各大經濟體樹立了表率與榜樣作用。

當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用“人類命運共同體”一詞實際上很好地描述了當下發展的道路。要想跨越“增長陷阱”，任何國家都需要考慮全球因素。目前的“新增長陷阱”的大環境，只有改革現行國際經濟秩序，全球經濟才能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邁進、在新的框架下找到合作實現增長的“最大公約數”，讓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經濟體才能找到可持續增長之路。增加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是保證中國增長的“戰略機遇期”延續性的必需手段，也是保證全球經濟火車頭持續拉動力的必然途徑。

中國已充分意識到“中等收入陷阱”危險

在“中等收入陷阱”討論中，拉美國家常常被視為典型案例。這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後所暴露出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開發、貧富差距懸殊，沒有技術進步的單純資本積累使得本國產業鏈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也無法與高收入國家抗衡。[17]而觀察中國不難發現，我們早已吸收了拉美國家的發展教訓，不僅沒有走上拉美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

大力轉變發展方式，走綠色工業化之路。近年來蓬勃發展的綠色金融，是綠色工業化之路的最好體現。具體而言，綠色金融通過信貸、債券、基金、保險等工具和政策，將資金引導到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築等項目中。運用如貼息、擔保等方式，提高綠色項目的投資回報率和融資可獲得性，抑制污染性項目的投資。目前，中國的綠色金融已經對綠色投資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截止至2016年初，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信貸餘額8.08萬億元，貸款所支持項目預計可節約標準煤2.21億噸，節約水7.56億噸，減排二氧化碳當量5.5億噸、二氧化硫484.96萬噸。銀行業以外的金融部門，也以多種創新方式促進綠色投資形成。中國僅花了兩三年時間就發展成了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

大力振興實體經濟，打造世界製造強國。近年來，中國一直把振興實體經濟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放在重要位置，從出台“中國製造2025”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表現出中國要牢牢抓住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這一歷史機遇的決心。近年來，中國的產業鏈向着高端化的方向加速邁進，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牀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重點領域，中國企業正在或有望走到世界前列。預計在2025年，我國將邁入製造強國行列。世界製造強國建設，無疑將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堅不可摧的經濟基礎和產業根基。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註重提升人民羣眾獲得感和幸福感。拉美國家在其城鎮化進程中，因為政府公共職能缺失，導致了城鎮化進程與工業化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大量人口湧入城市，而落後的工業無法提供充分的崗位，貧民數量不斷增加，出現了大量的貧民窟，引發了很多社會矛盾。同時，官員腐敗問題也激發了民眾不滿情緒，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18]相比之下，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有序、紮實地推進。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優化城鎮佈局，發展生態文明，提供充足就業崗位，提高城鎮化質量。大力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19]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採取切實措施提高城鄉居民衣、食、住、行水平，並且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脱貧，承諾到2020年讓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脱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中國的反腐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極大贏得了黨心軍心民心，社會和諧穩定程度進一步提高。[20]

上述三大舉措，足以保證中國不會重蹈拉美國家覆轍，不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實上，中國還採取了一系列科學措施，確保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發展不斷邁上新台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作出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把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並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構建了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貫徹了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在科學的經濟建設思想指導下，中國經濟朝着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向着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21]

內生增長動力不斷增強，發展質量不斷提高。黨的十八大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這一指引下，我國政府加大簡政放權的力度，在轉變政府職能和提高政府效能上做文章，營造有利於企業自主經營、消費者自主選擇的公平環境。為了激發市場活力，我國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加大國企的改革力度[22]，去除落後產能和處置殭屍企業，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加快了企業的轉型升級。積極穩妥的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大力優化營商環境，推動民營企業大發展、快發展，推動財税金融體制改革，引導金融企業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23]

這些舉措已經產生了積極的效應，顯著優化了我國的經濟結構。2017年一季度，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6.5%，高於第二產業17.8個百分點，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77.2%，比上年同期加快了2.2個百分點。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科技行業的增加值同比增長10.3%，增速明顯快於傳統行業。這充分説明，我國的經濟發展越來越依靠國內市場，發展質量快速提高；中國正在從原來依靠國際市場向全球最大內需市場轉變，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火車頭。

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用好用足創新這個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世界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所具有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在經歷了初始階段的高速發展後，經濟無法實現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逐漸失去動力，從而陷於停滯。我國高度重視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引領作用，通過技術引進吸收、增加科研投入、加大人才培養等方式多管齊下，不斷提高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湧現了一大批國際領先的重大成果。比如，“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衞星在國際上率先成功實現了千公里級的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直接把此前的百公里級世界紀錄提高了一個數量級，確立了我國在該領域的領先地位。同時，智能製造和機器人、深空深海探測、新材料、超級計算機、第三代核電技術、國產大飛機等一大批國家重要科研課題都取得了突出進展，並按照國際標準建立一批重點實驗室。2016年，中國專利申請數量突破133萬件，連續六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深刻闡述了創新驅動戰略對我國發展的重大意義。隨着《中國製造2025》的深入實施以及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的推進，我國將迎來新一輪黃金髮展期，實現新的歷史性跨越。

區域協調發展水平持續提高，發達地區的溢出效應不斷增強。擁有廣袤的國土和統一的大市場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動力，但也要看到，不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協調發展是我國經濟能夠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就是我國實現協調發展的主要抓手。

根據“十三五”規劃建議，未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點是解決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實現差別化和多樣化的發展。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我們需要在更大的區域內破除行政壁壘，解決面臨的問題，形成區域發展的合力。對於京津冀協同戰略來説，重點是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優化空間格局和實現三地錯位發展。長江流域是我國重要的經濟重心，也是溝通我國東西部的交通大動脈。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的實施將會構建沿江綠色生態走廊和綜合立體交通走廊，合理佈局沿江產業，更好的發揮東部發達地區的溢出效應，帶動中西部更加均衡發展。“一帶一路”建設主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我國更好的參與國際分工，加快企業在全球產業鏈的合理佈局。假以時日，三大戰略的實施一定會產生更大範圍內的合縱連橫，發揮出更大的協同疊加效應，形成更多經濟增長點、城市羣以及全新、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

自從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就進入了“新常態”。在釋放了大量流動性後，美國、歐洲和日本等主要經濟體仍無法實現實質性的復甦。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七國集團、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在目前的全球治理中也越來越難以發揮領導作用。正是由於西方跨國企業主導的全球化存在先天缺陷，近年來，逆全球化的情形不時出現，英國脱歐談判正式開始以及特朗普上台後實行的新保守主義政策，都是這種情況的反應。

相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對全球增長的貢獻持續上升，越來越明顯地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動力。尤其是以2016年9月中國杭州G20領導人峯會舉辦為標誌，世界開始更加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以及中國為全球治理提出的方案和主張。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倡導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是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全球化；中國積極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份額改革和治理機制改革，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完善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變以往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中國積極參與上合組織、亞信論壇、中非論壇、中阿論壇，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實現世界更均衡發展。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峯會（B20）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中所指出，中國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繼續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為世界帶來更多發展機遇，世界的經濟發展也會更加均衡，最終幫助更多國家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當然，儘管“中等收入陷阱”是被勾勒、被統計出來的，對其過度焦慮完全沒有必要，但我們仍然要長期關心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難題。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不僅是新興經濟體，發達經濟體也面臨經濟長期低迷的困境。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經濟發展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程度，隨後發生嚴重的經濟泡沫，並在90年代泡沫破裂，實體經濟陷入通縮陷阱，人民收入水平長期徘徊不前，可謂掉入了“高等收入陷阱”。非洲一些貧窮國家，也出現人均收入長期不增長的“低等收入陷阱”。國家發展什麼時候都會面臨障礙與陷阱。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輿論，無非是提醒我們，在發展的道路上不可以掉以輕心。畢竟，這一難題能否得到有效解決，直接關係到中國能否實現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及到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兩大目標。

【本文刪減版發於《求是.紅旗文稿》2017年12月。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全文獨家發表。】

註釋：

[1]I Gill & H.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7.

[2]國內學術界近年來曾由《參考消息》發起一場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連續數月整版式地推出一系列知名學者的文章。參張鐵柱、陶德言主編：《強國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上海遠東出版社，2016年，8月。國內關於中國“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代表作可參：”Beware the middle-income trap：China’s roaring growth cannot last indefinitely”, The Economist,Jun 23, 2011.Peter Cai, How China Can Avoi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the Weekend Australian, April 28, 2015.

[3]王文，《美國的焦慮》，人民出版社，2016年。

[4]Fernando G. Im & D. Rosenblatt. “Middle-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 The World Bank. 2013

[5]姚枝仲，“什麼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國際經濟評論》，2014年，第6期。

[6]Fernando G. Im & D. Rosenblatt. “Middle-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 The World Bank. 2013

[7]姚枝仲，“什麼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國際經濟評論》，2014年，第6期。

[8]姚枝仲，“什麼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國際經濟評論》，2014年，第6期。

[9]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Kwanho Shin, “Growth Slowdowns Redux: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Income Trap”,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673, 2013.

[10]數據為1961-2011年人均GDP的年增長率。其中中國和博茨瓦納當時的人均收入太低，因而50年之內只從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新加坡、韓國和赤道幾內亞則從中等收入國家成功進入到了高收入國家。

[11]Lant Pritchett & Lawrence H. Summers,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20573, 2014.

[12]姚枝仲，“金融危機與中等收入陷阱”，《國際經濟評論》，2016年，第6期。

[13]張曉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際經驗與中國出路”，《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6期。

[14]張平，“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特徵、理論解釋和政策選擇”，《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6期。

[15]陸文強，“‘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分析與思考”，《求是》，2011年，第21期。

[16]姚枝仲，“金融危機與中等收入陷阱”，《國際經濟評論》，2016年，第6期。

[17]張佔斌，“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問題”，《經濟研究參考》，2012年第56期。

[18]張曉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際經驗與中國出路”，《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6期。

[19]厲以寧，“論‘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12期。

[20]張佔斌，“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問題”，《經濟研究參考》，2012年，第56期。

[21]張佔斌，“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問題”，《經濟研究參考》，2012年，第56期。

[22]李稻葵，“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路線圖”，《經濟研究》，2014年，第1期。

[23]姚枝仲，“金融危機與中等收入陷阱”，《國際經濟評論》，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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