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今舉行 倖存者已不足百人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80年前，30萬同胞慘遭殺戮。今天，國家公祭儀式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
直播畫面截圖
倖存者影像記憶素描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是那段慘痛歷史的“活證”。80年歲月流逝，目前登記在冊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已不足百人。
仇秀英1930年4月5日出生，現住鼓樓區新河一村。80年前，仇秀英的母親死在日軍的槍下。為揭露日軍在南京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仇秀英老人曾赴日作證。老人告訴大家，這些年，一些日本友好人士常到家裏看望自己，這讓她很感動。80年過去了，仇秀英老人對母親的思念從未減少。
2017年12月4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家庭祭告”第二場活動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遇難者名單牆前舉行。圖為仇秀英失聲痛哭。東方IC
阮定東1937年5月出生。南京淪陷後，阮定東的爺爺阮家田帶着全家逃難至燕子磯江邊時，被日本兵刺傷了大腿及腹部，因傷勢過重，不幸逝世。
阮定東老人告訴大家，自2013年紀念館將爺爺阮家田的名字刻上了遇難者名單牆後，全家從此有了祭奠親人的地方。老人説：“希望我們這些倖存者能夠用親身經歷，為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作證，提醒人們不忘歷史，珍惜和平。”圖為阮定東手指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牆上爺爺阮家田的名字，講述一家人在南京大屠殺的遭遇。
圖為阮定東手指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牆上爺爺阮家田的名字，講述一家人在南京大屠殺的遭遇。東方IC
熊淑蘭，1931年9月14日生。1937年，侵華日軍佔領南京後，熊淑蘭的大媽被日本人輪姦，第二年，大伯也被殺害。她曾親眼看到，江東門的橋被炸燬後，日軍用中國百姓的死屍堆成一座又高又長的橋。
潘巧英，生於1931年11月19日。1937年冬，日軍進城時，潘巧英全家五口逃難到孟家場一處房屋。她親眼目睹剛從廁所出來的爺爺潘兆生被突然進村的日軍刺死、一名婦女連同她剛生下的孩子和一位躲在廚房門後的老太太被日本兵發現後，接連被殺害。潘巧英躲在灶膛邊倖免於難，後發現父親潘榮富被刺死在路邊。其妹妹在躲避日軍抓捕中也不幸身亡。
張蘭英，1929年12月6日生。大哥張懷芝被日本兵捆綁起來，腿上刺了一刀，母親和張蘭英求饒，最終日本兵才放過他。
這樣悲傷的故事不勝枚舉，但是，像他們一樣健在的倖存者越來越少了。
12月10日凌晨，最年長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管光鏡走了，享年100歲；
11月15日，曾是館裏年齡最大的義務講解員佘子清走了，享年83歲；同日，楊明貞老人去世，享年86歲……
還有他們……
目前，登記在冊、健在的倖存者人數，已經不滿100人。歷史已過去80年，年齡最小的倖存者也已超過80歲。
國家公祭日 需全體國民參與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在舉國上下祭奠遇難同胞之際，作為國民一員，你該如何參與國家公祭日呢？
“災難的歷史，理應成為民族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高規格舉行國家公祭，更需全民一起參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張建軍表示，首先，你要了解國家公祭到底為了祭奠誰？
根據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的法案，國家公祭對象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及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被殺戮的同胞。具體包括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化學武器死難者、細菌戰死難者、勞工死難者、慰安婦死難者、三光作戰死難者、無差別轟炸死難者。
12月13日公祭日當天，也需要全體國民的參與。張建軍等專家建議：為遇難同胞送上一篇悼文或幾句祭語，用以表達對逝者的哀思與悼念；打開電視、廣播或網絡，隨時注意南京主會場的公祭儀式，在警報聲響起的那一刻，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在警報聲中肅立、默哀；關注公祭儀式的細節設計，領悟“勿忘國恥，圓夢中華”的要義。此外，當天應停止一切娛樂活動。
南京大學(微博)歷史學院教授張生表示，短暫的公祭儀式很快就會結束，更重要的是要從中收穫銘記歷史的責任、振興國家的擔當。這是舉行國家公祭的要義所在。
張建軍表示，國家公祭儀式結束後，重新布展的南京大屠殺史實展將對公眾開放。希望國人能走進紀念館，重温那段災難的歷史，從中汲取教訓，獲取奮發力量。
四組數字當牢記
“12·13”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日子。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佔南京，在此後一個多月時間裏，血腥屠殺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和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2014年2月底，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議，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2014年12月13日，首個國家公祭儀式在南京舉行。
“30萬”
在那場人類浩劫中，到底有多少同胞被日軍屠殺？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在數字上做文章，企圖通過歪曲數字進而達到否認歷史的目的。“這是法庭的判決，不容任何置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張建軍表示。
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認定，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人數為19萬餘人；零散屠殺有858案，屍體經慈善機構掩埋有15萬餘具。根據該判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人數不少於30萬。
“80週年”
從1937年到2017年，南京大屠殺這場人類浩劫過去了80週年。今年12月13日，將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集會廣場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
80年，從客觀上看，時間並不長，但在社會心理層面，卻似乎過去了很久。張建軍習慣將國家公祭比喻為警鐘：“時不時地敲一下，有利於我們記住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就在這塊被我們稱之為祖國的土地上，戰爭的陰影才剛剛消散，不要患上和平麻痹症。”
“10·9”和“11”
2015年10月9日，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等7家單位申報的11件南京大屠殺檔案，正式列入《世界記憶名錄》。這是國際社會官方層面對這段歷史的認可，對那些企圖歪曲這段歷史的人來説是極大的諷刺。
“11件檔案背後，站立的是所有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與中國人守望相助，為歷史存證的人類良心。”張建軍介紹，這11件檔案包括身處國際安全區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程瑞芳日記，美國牧師約翰·馬吉16毫米攝影機及其膠片母片，南京市民羅瑾冒死保存下來16張侵華日軍自拍的屠殺平民及調戲、強姦婦女的照片，中國人吳旋向南京臨時參議會呈送的日軍暴行照片，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谷壽夫判決書的正本等。
喚醒記憶
日本學者：南京大屠殺鐵證如山
“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鐵證如山、不容辯駁，這不僅是日中兩國長久以來共同的研究成果，也是經歷社會科學研究考驗的結論。”日本歷史學家、山口大學名譽教授
纈厚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纈厚説，日本右翼以及一些保守政治家和經濟界人士所主張的“南京大屠殺否定論”早已被既有的研究成果一一擊破，根本不堪一駁。但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何這些人還要不斷去重複這些毫無根據的否定論調。
對此， 纈厚認為，“否定論”沉渣泛起的原因可能有不少，有兩點尤其值得警惕。其中之一與日本當局的修憲動向有直接關聯。
他説，日本現行憲法建立在對侵略戰爭反省的基礎上。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一些人反對這樣的歷史認識，並且認為改變這種歷史認識必須首先改變現行憲法，而否定南京大屠殺等加害歷史的各種言論就成了修憲的藉口。“我反對修憲，因為根據上述邏輯，修憲企圖本身就是對鐵證如山的南京大屠殺等加害歷史真相的一種歪曲和掩蓋。”
纈厚指出的另一點原因是，有些日本人不願意接受中國近年來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不斷發展的現實，否認南京大屠殺在這些人眼裏成了用以發泄的工具。他説，有些人出於政治目的別有用心地歪曲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甚至還宣稱南京大屠殺是陰謀，試圖藉此喚起日本社會的反華排外情緒。
纈厚認為，如果不直面歷史尋找正確的和解方式，日中之間將不可能構建真正有效的信賴關係。
“有這樣一種説法，‘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的歷史’。對現代人來説，我們必須將歷史當做‘過去的政治’充分汲取經驗教訓，只有這樣才能獲得開創和平未來的智慧和勇氣。”
纈厚説。
“身為一名歷史學者，一直以來我都告誡青少年們，要想了解現在、面向未來，就必須好好學習歷史，” 纈厚説，“對歷史的漠不關心就等於是對自己的漠不關心。要反反覆覆對下一代講，這是我們這些學者以及政治家和媒體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南京不哭》作者：書成國恨心猶烈
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鄭洪的心中，古城南京有着特殊的意義。現年80歲的鄭洪，出生在盧溝橋事變和南京大屠殺發生那一年。
英文不是他的母語，南京不是他的家鄉，但童年記憶托起的使命感推動着他。鄭洪決定寫一部以“南京大屠殺”為主題的小説，因為那是日本侵華的最典型罪證。為此，在廣東長大、從未去過南京的他於1999年專門申請假期，前往南京實地考察。
在南京，鄭洪見到了兩位大屠殺倖存者常志強和姜根福。談起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這一天的遭遇，兩人老淚縱橫。這是西方歷史書不曾記載的慘劇，鄭洪把他們的記憶寫進了《南京不哭》。
從2005年到2015年，鄭洪作為一名物理學家，克服了“跨界”創作的諸多困難，十易其稿，終於完成了這部英文小説。2016年，作品被麻省理工學院所轄出版社出版。當年年底，鄭洪親譯的中文版由江蘇譯林出版社發行。
《南京不哭》是繼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遺忘的大浩劫》後，又一部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由美國華人學者寫就的作品。與張純如冷峻的紀實風格相比，《南京不哭》以兩對男女的悲歡離合為主線，既痛述國殤又弘揚人性温情，讓讀者體會南京大屠殺的慘烈，也領略中國的風俗人情、器物文化。
《南京不哭》面世後，連續數週在美國亞馬遜網站上賣到脱銷，多次加印。
《南京不哭》大獲成功，但鄭洪仍不滿足。他認為，在對二戰真相話語權的詮釋上，日本右翼組織非常“積極”，僅就他所知，這些組織面向西方社會出版了600多本二戰專著，美國的主流社會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這些言論所誤導。
“書成國恨心猶烈，唱罷梅花意未休。”正如鄭洪所言，“歷史不容剪裁，我們有權對世界發聲，把中國人過去身受的苦難説清楚，提升世界的認知，喚醒裝睡者的良知。像我這樣年紀的老人，身歷抗日戰爭的煎熬，有責任把這個歷史的教訓傳下來，留給我們的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