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前芝:文在寅訪華,為何要去重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前芝】
韓國總統文在寅就任後首次訪華,其中一項重要日程安排就是訪問位於重慶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
文在寅為何要訪問這個地方?這是因為重慶有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最後一個辦公樓。有韓國媒體將此處看作韓國的“建國之根”。其實,重慶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的最後一站,而其首站,要從上海開始談起。
一、“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
1919年3月1日,已被日本殖民統治近9年的韓國國內爆發著名的“三·一”獨立運動,在國內外掀起了一波反日浪潮。在上海的韓國獨立運動人士開始籌劃成立臨時政府一事。
4月10日,通過杜月笙介紹,各方韓僑代表29人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甫路(今瑞金二路)22號召開大會,選舉產生臨時議政院。次日,召開臨時議政院會議,定國號為大韓民國,並討論通過了《大韓民國臨時憲章》、《宣誓文》、《綱領》等,標誌着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臨時政府國家機構以國務總理為首,下設內務、外務、法務、軍事、交通各部。不久,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321號正式掛牌辦公。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國務院紀念照片(圖/浙江在線)
在此前後,在俄羅斯的海參崴以及韓國國內也相繼成立了5個臨時政府。不過,無論是從當時政府機構的完善程度還是後來的影響力來看,上海的這個臨時政府都應該排在首位。

上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圖/視覺中國)
不過,臨時政府在成立後的一段時期內,因內部派系林立,紛爭複雜,內訌不斷,在運營上舉步維艱,有時甚至到了關門停辦的地步。
1922年,以安昌浩為代表的上海派和以申肅為代表的北京派圍繞臨時政府存廢問題進行激烈爭論。這次爭論的結果,除了軍務總長盧柏麟外,全體閣員辭任。此刻的臨時政府的職能已基本停止。臨時議政院向在美國的李承晚發電報,要求他履行責任。李承晚回電表示,目前臨時政府的混亂局面阻礙了他在美的籌款工作。這種內部紛爭導致臨時政府逐步走入低潮,韓國獨立運動人士對臨時政府悲觀失望,政府組閣連續失敗,一些國務委員拒絕赴任。
除了內部不團結,資金缺乏也是當時的一個大問題。當時,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每年最低維持費用約為兩萬金幣。在成立初期的經費來源上,主要依靠在韓國國內建立聯通制收取人口税、發行公債和美國韓僑援金三方面來維持。
其中,聯通制主要是通過向滿20歲的大韓國民徵收人口税,每人每年1元,分兩期徵收。為保證聯通制的貫徹,臨時政府在國內設立了嚴密的組織網,在韓國京城秘密設立總務部。不久,這些組織被日本警察發現並被摧毀。
發行公債方面,1919年11月20日,李承晚公佈《國債通則》及《公債發行條例》,以“大韓民國元年獨立公債”為名對外募集公債,不過韓國民眾因購買力等原因,對此響應寥寥。海外捐款也因為韓僑對臨時政府喪失信心而越來越少。因此,臨時政府只能慘淡維持着,中間甚至因為房租問題還與房東打過幾次官司,其能有後來的發展成就,主要還是得益於中國官方和民間給予的物資援助。
二、中方對“臨時政府”的經濟援助
處於困境中的臨時政府,儘管自身也在不斷謀求加強凝聚力,並採取了一些措施以圖改變一盤散沙的狀況,但經濟上困境,讓他們根本無法阻止有效的政府活動。不過,他們通過自己努力所策劃的一次刺殺事件,不僅讓國內外韓國民眾重拾對臨時政府的信心,也改變了中國政府的態度,為自己發展迎來轉機。
當時的臨時政府實際負責人金九認為,通過特務刺殺活動打破沉寂狀態是吸引關注的最好辦法。
1931年12月,金九和韓國愛國人士組建“韓人愛國團”反日組織,金九任團長,安恭根任參謀,專以暗殺、破壞為主要手段。次年1月,日軍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變,日軍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天長節”(天皇生日)慶祝活動。“韓人愛國團”團員尹奉吉奉金九之命混入會場,投擲炸彈,炸死日軍侵略上海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上海日僑協會會長河端貞次,多人重傷。事後,金九寫了題為《虹口公園炸彈案之真相》的公開信,在上海各大報媒發表。

尹奉吉義士臨行前的紀念照
這一事件引起了中國社會及國民黨政府對韓國獨立運動的關注。此後中國官方和民間以公開或秘密方式對臨時政府給予了直接支持。
上海市商會捐助5000美金給尹奉吉的家屬。宋美齡在爆炸案後向臨時政府捐款十萬元,東北災民救濟會捐助5000美金給上海韓國人。更為重要的是,經蔣介石批准,從1932年8月開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每月向金九撥發工作費5000元,供臨時政府運作。臨時政府秘書長閔石麟後來説道:“中國朝野對韓人的態度從此煥然一新,獲得了極敦厚的同情。”
因這次刺殺案,日軍在上海捕殺愛國團成員,臨時政府被迫撤出上海開始流浪生活,先轉移至杭州,在杭州仁和路44號清泰第二旅社(今羣英飯店)設立臨時政府辦公處,後又在鎮江短暫辦公。盧溝橋事變後,先後遷往長沙、廣州、柳州。
1939年3月,臨時政府一百多人來到綦江(今重慶的綦江區),先後租用了綦江縣城古南鎮沱灣臨江街43號、古南鎮上升街陳家公館、菜壩三台莊三處房屋,後來還佔用了觀音巖廟宇部分房屋。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華26年遷移路線示意圖(圖/抗日戰爭紀念網)
在綦江期間,當地縣政府對韓國臨時政府成員給予優待,特別批准韓僑子弟可以在綦江小學插班上學。綦江縣縣長李白英親自寫信,准許臨時政府派幹部到綦江通惠鄉購買政府賣出的平價大米。
1940年初,臨時政府從綦江搬遷到當時的陪都重慶,在星崗蓮花池38號設址辦公。後來因人員增加、場所不足,他們又在蓮花池附近找到一個有81個房間的新址,年租金200萬元,押金200萬元。臨時政府請求國民政府撥借400萬元,得到了蔣介石批准。軍政部長陳誠還支援了金九一輛吉普車,為金九的武裝警衞處支援了12支武器和十多套軍服。
韓國人士在重慶的生活也主要靠國民政府救濟。國民政府除了無償供應80石糧食外,韓僑所需燃料可以批發價購買。總體來説,韓國人在重慶的生活,保持了中國居民中等程度的生活水平。當時重慶的糧食實行配給制,配給所門前經常排着長隊,且發生打架吵架糾紛更是常有的事,但韓國人就沒有這個煩惱。就金九回憶,他們一次可以領到全體的糧食,再僱人載着糧食挨家挨户地分送,非常方便。

重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
在各地流亡期間,交通部協調了6輛汽車供韓國臨時政府成員及其家屬轉移用。重慶國民政府還特別提供了韓國臨時政府搬遷的差旅費。到達重慶後,國民政府每年給予臨時政府援助金為500000元(即韓人所謂特種收入金),佔到他們年度總預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看出臨時政府對中國援助金依賴性有多大。另一方面,國民政府的經濟援助,也無意當中幫助臨時政府逐步確立了其在華獨立運動勢力中的領導地位。
三、“臨時政府”的軍力建設
臨時政府早期儘管制定過諸如《陸軍臨時軍制》、《陸軍歷史軍區制》及《臨時陸軍軍官學校條例》等規章制度,但在內部鬥爭激烈且連温飽都是問題的歲月裏,這些制度終究只能是構想。他們的軍事鬥爭實踐主要是以暗殺、破壞為主。但作為一個政府,老是從事這類行為,顯然難成大器。
1933年1月,經陳果夫安排,蔣介石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官邸會見金九。金九表示如果中國能資助百萬元,兩年之內可以在日本、朝鮮、東北三方面掀起暴動。蔣介石認為,特務工作並非長久之計,建議金九着眼於未來的韓國獨立戰爭,先訓練一批武官。蔣介石指派陳果夫和金九商議了訓練武官的具體計劃。

金九資料圖
在中國國民政府的幫助下,金九開始改變獨立運動的鬥爭方式,加大了韓國抗日軍事人才的培養力度。1933年,金九從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招收韓國青年92名,送到設在河南洛陽的中央軍官學校洛陽分校學習,編為陸軍軍官訓練班17隊,費用全部由國民黨中央黨部支付。1935年19月,國民黨軍委會別動總隊在江西星子縣開設“軍委會政訓班”,招收韓籍學生84人,進行敵後情報收集訓練。這些人員,後來為中國抗戰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貢獻,併成為臨時政府組建武裝部隊的骨幹力量。
盧溝橋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中國政府改變秘密資助的方式,公開支持中國境內的韓國獨立運動勢力。韓國臨時政府在中國全面抗戰形勢下,發出“救中國就是救自己”的口號,積極投身到中國抗日鬥爭中來。
臨時政府認為,中日戰爭的爆發將是爭取韓國獨立的有力時機“此際對我等言之,獨立戰爭業已開始,雪憤復國時機業已到來,一般同胞必須對此做應有之準備。”為此,金九去找蔣介石,提出建立一支統一的韓國抗日武裝復國團體的計劃。蔣介石對此提議表示支持,表示應重點培養軍事幹部。
1940年4月11日,臨時政府在中國政府批准下,正式籌建“韓國光復軍”。9月17日,韓國光復軍在重慶成立,總司令為李青天,擬定編制為6級:師團、旅團、聯隊、大隊、中隊、小隊。在人數不足的情況下,暫設支隊,下轄三個區隊。臨時政府主席在光復軍宣言中稱,光復軍將同中國軍隊一道為打敗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而繼續戰鬥。
1941年底,根據《韓國光復軍九項行動準則》,光復軍納入中國軍隊指揮序列,受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指揮,其裝備、給養、政工訓練、糧餉軍械等費用均由中國軍事委員會會供給,每位隊員享受中國少尉以上軍官的俸祿。

韓國光復軍在抗戰期間,主要配合中國軍隊完成下列五項任務:一是打入敵寇軍隊,煽動韓籍士兵;二是與朝鮮本土和旅外朝僑設法聯絡;三是招收朝籍有志青年,予以訓練;四是經常在朝鮮本土及敵寇軍隊中散播復國運動的文稿;五是覓取各種情報。
1943年9月,光復軍組成“印緬戰區工作隊”赴印協助盟軍工作,在前線負責宣傳、喊話、審訊等工作,受到盟軍好評。1945年2月,光復軍第二支隊抽調90人,第三支隊抽調22人,組成“飛行隊”,接受了3個月飛行訓練。韓國青年100多人在中國宜春成立了“飛虎隊”,參加了第四次長沙會戰。會戰期間,“飛虎隊”20人組成特工隊,偽裝成日軍打入敵營,俘虜日軍官兵數人並炸燬了敵軍指揮所數處,立下戰功。
抗戰勝利前夕,應韓國臨時政府請求,中國政府將光復軍劃歸臨時政府指揮,雙方達成《援助韓國光復軍辦法》,光復軍歸屬臨時政府,其所需實物、薪餉、械彈均由中國軍方撥發單位事先折價,再以借款方式,交給臨時政府轉發。
1945年11月5日,韓國臨時政府部長以上人員及秘書侍衞29人分乘兩架專機離開重慶赴上海。起飛前,金九發表《致中華民國朝野人士告別書》,稱:“抗戰八年來,敝國臨時政府隨國府遷渝,舉凡借撥政舍,供應軍備,以及維持僑民生活,均荷於經濟百度艱窘之秋,慨為河潤。”
11月23日,這29人從上海回到韓國,韓國臨時政府在中國流亡27年的歷史正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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