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國：中國應追隨特朗普減税腳步？可別掉進某些人的陷阱裏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杜建國】
12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力推的減税法案在參院通過後，在中國輿論界獲得了熱烈追捧，至今熱度不減。
這些追捧中最為情緒化的一類，賦予了此次税改革命般的足以改天換地的意義，如：
“沒有壓力就沒有動力，特朗普減税是對其他國家改革的一次倒逼。因為沒有讓人喘不過氣來的外來壓力，也不大可能真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去改革。這種改革壓力和動力的轉換，同樣對中國適用。特朗普減税，毫無疑問將會引領全球性減税的風潮，改變世界經濟的走向。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既有減税的空間，更有減税的必要。這種無法迴避的外在壓力，如果運用得當，就如當年中國加入WTO一樣，將促使中國經濟脱胎換骨。”
比這種空洞浮誇的吹捧稍微低一點兒的調門，則是“特朗普使出大招美減税 中國如何應對”之類的，如稱税改將造成資本的“迴流效應”，“面對美國大幅減税，中國如不作出恰當反應，自身產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將降低，資本、人才外流將加劇”。
在這些人看來，美國一減税，將立即讓美國經濟重振雄風，資本與企業將不再青睞中國而流向或迴歸美國，中國只能以“減税競爭”來應對。
果真如此嗎？減税真的是靈丹妙藥大力丸嗎？
12月13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天在白宮就税改方案發表講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一、減税不會導致企業與投資離開中國、迴流美國
企業選擇投資目的地的主要依據、主要標準是什麼？
絕對不是隻看税負的高低，甚至税負的高低往往都算不上一個重要因素，其首先、主要看的是，是否會得到回報，而決定投資回報的主要因素就是該經濟體的規模與增長速度，增長越快，競爭力越強，投資回報就越有保證。這本來是經濟常識，可是，近年來在各種荒唐的“減税萬能論”的迷惑與干擾下，竟然被忽視或遺忘了。
全球一二百個經濟體，税率低的國家多了去了，可是，真正能夠大量吸引投資的，能夠保持高速增長的，能有幾個？幾十年來，中國為何能長期對外國投資保持着吸引力？很簡單，就是因為中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增長，就是因為中國經濟有競爭力，就是因為在中國投資有錢可賺且前景穩定。
況且美國並不是從現在才開始大規模減税的，早在上世紀的里根時代就開啓了。那麼，里根大規模減税後，吸引企業與投資流向美國了嗎？事實恰恰相反，自里根時代起，美國產業空心化現象越來越嚴重，或是流向海外或是關門大吉，減税根本就沒能起到留住美國的產業的作用（詳見後面的解讀）。過去不可能的事情，難道一到特朗普時代就可能了嗎？
經濟增速才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它既是經濟活動的目標，也是吸引投資的手段與保障。很顯然，單靠減税，根本不可能導致企業與投資離開中國、迴流美國。中國應該延續自己的成功經驗，通過維持高增長來吸引投資與企業，而非通過減税。
那麼，靠減税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或者説，減税能夠通過促進經濟增長來吸引企業與投資嗎？
里根減税救不了美國，特朗普就能嗎？
二、“減税促進增長”經不起理論推敲與事實檢驗
在筆者看來，減税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被肆意誇大了，不論在美國還是中國。
促進經濟增長、即促進生產活動擴張的主要因素是什麼？首先是投資。投資的擴張帶來生產能力與經濟規模的擴張（勞動生產率的增加通常也是通過投資改善了生產條件的結果）。投資相當於直接做大增量，減税只是針對存量，是在既有存量內部的再分配。
減税促進增長論宣稱，減税後，企業或與個人將會把被減下的資金直接用於投資，或者用於消費來拉動投資，從而推動經濟的增長。這樣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但是，並不必然會發生，其不確定性在於，沒有一種機制能夠保證結餘的資金必然會被用於生產性活動而非其它——比如去澳門或拉斯維加斯賭博。
拿企業所得税來説：
“共和黨人給出了一個又一個幻想來支持他們有損預算的減税法案。例如，白宮曾説，將企業所得税率從35%降至20%，將帶來投資和工資的增長——這是大多數靠譜的經濟學家所質疑的觀點。專家們認為，所增加的這些好處幾乎全都將落入高管和股東的腰包。”（紐約時報網站12月2日社論《歷史性的税收掠奪》，參考消息12月4日第四版）紐約時報社論的這番質疑是有道理的，很明顯，與將這筆資金用於投資或給普通員工加薪相比，企業管理層肯定更傾向於給自己發獎金，即只增加了管理層的個人財富卻沒能用於擴大生產。
不僅利益上或主觀上的必然性不存在，客觀上也存在着限制或障礙。假如經濟低迷，盈利前景渺茫，回報不穩定，這時候即使減税再多，企業也不會把這些多餘的資金去用於投資的。2007年次貸危機以來的美國，就屬於這種情況，目前美國存在巨量閒置資本，可是卻不用於投資，這是因為經濟不景氣，可賺錢的領域太少。進一步大規模減税，最可能的結果就是增加限制資本的數量。
一減税就靈的簡單化思維，不光經不起邏輯理論推敲，更經不起歷史檢驗。
大家都知道，英國金融時報是一家新自由主義立場很鮮明的報紙，當年是撒切爾與里根的積極支持者，可即便是它，如今對特朗普的減税政策也是堅決反對的。今年四月份特朗普的減税計劃框架剛公佈時，金融時報便刊登社評指出，減税促進增長論根本就不符合美國的歷史：
“（特朗普）政府説，減税將帶來經濟增長，從而抵消税收收入下降的影響。這是借用了羅納德•里根的顧問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的觀點。雖然説減税應該會對需求構成短暫的刺激，但過去20年裏沒有證據表明減税能持續地促進經濟增長。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減税並未讓經濟出現增長。奧巴馬時代的減税也一樣。而在1990年，在老布什增税後，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連續5年提速。比爾•克林頓任總統期間，在增税的同時經濟實現了強勁增長。歷史並不支持拉弗的觀點。世界上沒有能夠讓減税‘自行補償’的點金術。”
“全面降低整體税率往往不能（導致資本投資增加、刺激經濟擴張）。上世紀50年代時，個人所得税的最高邊際税率是90%，企業税率是50%以上。如今兩者均在35%左右。許多個人和企業利用税收漏洞，實際税率遠遠低於這個水平。然而，上世紀50年代實際GDP和實際人均GDP的增速均為本世紀頭十年的兩倍多。正如巴菲特指出的，人們投資是因為他們認為能賺錢，而不是因為税率的緣故。”（英國《金融時報》 社評《特朗普減税計劃異想天開》，2017年4月28日）
很明顯，靠減税從來就沒能促進美國經濟的增長，里根以來美國盛行減税，經濟反倒是越來越糟；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税率遠高於當下，經濟增速卻遠高於當下。
既然減税並不能促進經濟繁榮，那麼特朗普政府為何全力推行呢？這樣做對誰、有什麼樣的好處呢？或者説，推行減税政策的動力從哪兒來的呢？
特朗普税改方案
三、助長脱實向虛與貧富分化——減税的負面危害被忽視
減税的正面作用被誇大的同時，其負面危害則被嚴重低估或忽視了。
減税成為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始自里根時代，其大背景是，二戰結束後開啓的戰後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或戰後繁榮長波，到七十年代初期結束了，傳統的大政府或凱恩斯主義措施應對新形勢的效果不如既往，這時候，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革命應運而生，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一系列主張當作扭轉經濟頹勢的靈丹妙藥。
新自由主義一攬子藥方裏面，重要一劑就是減税，除此之外還包括壓縮政府開支、壓低勞動力成本（這通過壓制工會、壓制最低工資漲幅等措施來實現）、減少對企業的監管尤其是鼓勵金融自由化，等等（因為美國國企很少，美國之外的國家的新自由主義舉措中，還多了一項大規模的國企私有化，典型的就是英國的鐵路私有化）。
如前所述，減税並不是直接作用於擴大生產的活動，不是擴大增量，而是在存量內部進行再分配，即減税不是做大蛋糕，只是在分蛋糕。那麼這個蛋糕分配的合理、公正嗎？
很遺憾，不合理、不公正，減税的份額主要被富豪享有了，減税實際上是變成了對富豪或高收入階層的補貼，而廣大中低收入者並沒有享受到減税的好處。一句話，現實中的減税就是劫貧濟富。這次税改通過後，金融時報評論文章的標題乾脆就是“只‘濟富’的美國税改法案”，認為“該法案儘可能地為富人服務，這令人沮喪但並不意外。”
正是在減税等政策的作用下，贏者通吃貧富日益懸殊，美國淪為一個1%對99%的社會，用中國領導人的話來説，就是“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
甚至不少富豪對減税這種“補貼”都羞於接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巴菲特的一番評論廣為人知：他的所得税只有百分之十幾，而他的秘書的税負卻高達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説，美國很大程度上已經形成了反向的累進税：富人的税負比普通人的要低。
巴菲特：我反對向富人減税
2017年11月，美國非營利組織“責任與財富”（Responsible Wealth）發起一封反對特朗普減税的聯名信，該信的400名簽名者都是富豪，其中包括喬治·索羅斯、洛克菲勒家族的史蒂文·洛克菲勒等。該信開頭即對國會呼籲：“我們是高淨值人羣，許多來自最富有的1%，我們致信提出一個簡單請求：不要對我們減税。”不僅反對給富豪減税，該信還更進一步明確要求對富人也就是他們自己增税，因為制止減税改行增税，不光能夠緩和貧富分化，還能夠增加政府的支出，以此來補救教育、醫療、科研等已經長期被拖欠資金的領域，最終通過投資“國民”、投資科研來提高美國經濟的競爭力。（《索羅斯等逾400名美國富人致信國會反對減税：請對我們增税》，澎湃新聞網2017年11月13日）
減税這一讓富豪資本們多吃多佔、巧取豪奪的手段，通過被美化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而披上了合理性的外衣，成為美國資本集團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靠犧牲多數人利益來保證自己財富繼續增長的法寶。再加上壓低最低工資的增長、削弱工會力量，等等，這一系列手段合在一起造成了這樣一個結果：美國工薪階層實際工資近四十年不漲，富豪的財富卻大為增加。
減税等一攬子新自由主義政策——里根以來美國指導經濟發展的主要思路，不是把經濟工作的重心放在做大蛋糕上，而是放在分蛋糕或搶蛋糕上——即劫貧濟富，助長了美國資本集團的寄生性，促進了美國社會的腐化。如果説，美國的資本階級在過去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不光處在財富佔有者的位置，很大程度上還同時承擔着發展生產、創造擴大社會財富的責任，那麼最近幾十年來，對後一職能的行使的能力越來越弱化了，在其身上只講佔有、不講貢獻的寄生性傾向越來越濃。
與上述政策同步，加上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令美國越來越崇尚金融投機，越來越崇尚“賺快錢”、不勞而獲、少勞多獲、“空手套白狼”，傳統製造業等實業越來越被忽視、甚至被拋棄，整個經濟趨於“脱實向虛”，直至2008年金融危機泡沫破滅。我們都知道華爾街綁架了整個美國，美國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不只是華爾街的純金融公司，甚至就連美國的傳統工業骨幹企業，也都深陷到金融化與泡沫化的泥潭中。
大家都知道，由發明大王愛迪生參與創立的通用電氣公司（GE）堪稱是美國工業的象徵與支柱之一。八十年代以後，通用電氣進入傑克·韋爾奇時代，他順應新自由主義的“時代潮流”，在苛待基層工人的同時，逐步將通用金融化了。其表現為第一，通用電氣不再腳踏實地地做好本業，而是專注於企業在股市上的表現；第二，大力拓展非製造業業務，金融與地產的業務量竟然超過了傳統的製造業業務量，通用電氣不再是一家以製造業為主的企業。
傑克·韋爾奇，本來作為工程師來説是一個毫無建樹的庸才，因為擅長資本運作，將通用的市值一再推向新高，他本人頭上被罩上各類美譽，一時間風光無限。可是，市值在很大程度上是虛的，是不穩定的，通用的企業實力並沒有真正與市值同步增長。傑克韋爾奇退休後，通用開始走上下坡路，2008年金融危機後，更是元氣大傷。2015年，通用電氣被迫大規模剝離自己的金融資產與地產業資產。（參閲傑夫·馬德里克：《政府與市場的博弈：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的勝利與美國的衰落》第十二章，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年）
在減税等一攬子政策的偏袒與驕縱下，美國資本集團越來越腐敗，2008年金融危機後達到了頂點。幾十年來他們一直鼓吹小政府大市場，標榜他們自己賺那麼多錢是因為他們能力出眾並承擔了更多的風險，可危機一來，他們卻又毫不臉紅地接受政府的鉅額救助，用於給自己發獎金和幫助自己的企業脱困。從華爾街到底特律，幹好幹壞都一樣，玩砸了最後由政府來託底，這樣就形成了有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大鍋飯”。
金融危機爆發證明新自由主義這一套徹底失敗了，美國進入一個“變革”時代，很遺憾，新的變革成效很小，取代老式的新自由主義的新思路、新實踐沒能確立。此消彼長此起彼伏，隨着特朗普的上台（若換作桑德斯而非希拉里，特朗普很可能不會上台），新自由主義那一套又被重新當做藥方走上前台。競選初期，特朗為了吸引選民，裝模作樣地泛泛指責了華爾街幾句，到最後還是越來越明確地靠攏到放鬆金融監管與減税這樣偏袒華爾街與富豪的共和黨傳統政策上。
折騰了一圈，美國又重回老路，開始了新的輪迴。
四、中國若不盲從減税，“贏家將是中國”
綜上所述可見，特朗普的大規模減税（以及他所許諾的放鬆金融監管），不僅不會有力推動美國經濟好轉，不會如其所言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反而會讓美國重蹈里根時代以來的覆轍，再次滑向類似於2008年金融危機那樣的敗局。
競選時特朗普曾誇口説，要重振美國工業，讓美國工人階級獲得工作機會，要改善美國業已破舊的基礎設施。可是，減税、放鬆金融等傳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恰恰是不利於工業與基礎設施建設。
基礎設施建設，好多領域難以只靠私人企業而需要政府資金的投入，減税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財政緊張，政府拿什麼來改善社基礎設施呢？用赤字嗎？
放鬆金融監管以及減税，如前所述，這是對金融投機的鼓勵，也就是對工業的壓制。既然輕輕鬆鬆搞投機就可以賺大錢，誰還去辛辛苦苦地經營工業呢？
特朗普主張的自相矛盾、自相牴觸就在這裏。在競選時期，為了贏得選票，特朗普向一切人進行許諾，既許諾支持工業，又許諾支持投機；既許諾給工人以工作機會、提高他們的收入，又許諾給富豪減税——實際上是變相減少工人階級的收入。現在需要落實兑現了，很明顯，特朗普重視的是對後者的許諾。
與國內輿論的喧囂相反，特朗普税改不僅不會削弱中國與美國的競爭，反而會進一步成全中國。
通過減税即通過減少政府收入來給富人補貼之後，政府的那些必要支出，比如科研經費該怎麼保障呢？對於特朗普來説，那很簡單，削減唄！特朗普提交的美國2018財年預算案就是這樣做的。布朗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馬克•布萊斯在《縮減公共研究經費將削弱美國科技優勢》一文中如此評價該預算案：
“如果通過這項提案，可能的贏家將是中國。中國人將會很樂意取代美國的科技優勢……在目光短淺精打細算的壯舉中將這種優勢拱手送人，究竟是種什麼樣的才能呢？當然不會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才能。如果美國政客真的關心自己國家的未來，他們將會增加、而非減少‘喬姆斯基交易’（即政府對基礎科研的投資）的投資。如果他們想要將全球科技領先地位拱手讓給中國，他們可以繼續沿着他們所選擇的道路走下去。”
在美國有識之士看來，“贏家將是中國”。
中國又要成最大贏家？
遺憾的是，目前中國的輿論主流卻在盲目鼓吹師法、追隨特朗普減税，這實際上是在誤導中國，在誘衰中國，讓中國背棄自己以往成功的經驗。中國若追隨減税，那麼很明顯，中國將與美國一起腐化墮落，自己的競爭力將被削弱，反超美國的時刻將會被大大延遲。如此一來，未來的贏家就很難是中國了。
這是西方以及西方在中國的盟友最願意看到的一種局面。前面我們講到，針對美國讀者時，FT金融時報刊發社論《只“濟富”的美國税改法案》等系列文章，正確地指出減税只是對富人的變相補貼，對提振經濟則毫無幫助，可是，當針對中國時，多年以來，FT卻一直鼓勵中國進行減税，尤其是去年特朗普當選以來更是如此，如FT記者的報道《特朗普減税承諾令中國審視本國企業税負》之類的。明知道這件事情後果很壞，不願美國人去做，卻非要中國去做，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難道不值得警惕嗎？
中國的主流輿論，不重視FT金融時報的第一種態度，卻只附和追隨第二種態度，這難道不荒唐嗎？
筆者將在下一篇文章中分析中國輿論近年來如何通過大力製造減税神話等錯誤輿論，影響了中國的決策，使中國越來越偏離正確的發展方向（筆者在觀察者網專稿《克服實體經濟困難 還得靠中國經驗》中已經對此進行了初步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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