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艾瑞克·伊斯禮：韓國亞洲外交政策的錯配：中等強國的身份定位、利益訴求與外交政策（二）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接上文）韓國希望在通過多邊機制維護全球規則與規範方面發揮一個負責任、有建設性的中等強國作用。而且，首爾已經通過舉辦多場國際會議為全球安全、發展與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例如，G20峯會（2010年）、第四屆援助有效性高級別論壇（2011年）、核安全峯會（2012年）、網絡安全首爾峯會（2013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二次締約方大會（2014年）、國際電信聯盟全權代表大會（2014年）、首爾數字論壇（2015年）、世界水論壇（2015年）以及全球衞生安全議程會議（2015年）等等。另外，韓國還成功當選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2012-2014）。

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訪問學者、梨花女子大學助理教授列夫-艾瑞克·伊斯禮文章：《韓國亞洲外交政策的錯配：中等強國的身份定位、利益訴求與外交政策》

韓國作為一箇中等強國在全球舞台上所扮演的積極角色

韓國的公務員精英羣體已經為各大國際組織做出了顯著貢獻：潘基文曾在2007年至2016年之間擔任聯合國秘書長；宋相現曾於2003年至2015年之間在荷蘭海牙國際刑事法院（ICC）擔任法官並於2009年至2015年之間擔任該法院院長；2015年，林基澤當選為國際海事組織（IMO）秘書長。

2013年，韓國在中等強國合作體（MITKA）籌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等強國合作體是一個由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土耳其、韓國和澳大利亞等五個中等強國所組成的、以協調全球治理工作為目的建立的非正式組織；2014年，韓國主辦了第三次和第四次中等強國合作體外長會議；2015年2月，韓國主辦了首次中等強國合作體高官會（SOM）並於當年5月在首爾主辦了中等強國合作體第五次外長會議。另外，中等強國合作體成員國還在首爾防務對話會（SDD）召開期間進行了防務安全磋商，而首爾防務對話會則是由韓國主辦的一個副部長級年度亞太安全國際會議。2016年，韓國成為了核供應國集團、導彈技術控制組織以及核安全國際會議的主席國。

雖然實力有限，但韓國與其他“既有中等強國”一同，在官方發展援助（ODA）以及聯合國維和行動（PKO）這兩方面都做出了積極貢獻。自2009年11月加入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DAC）以來，韓國擴大了官方發展援助的規模並與其他國家分享了自身從受援國轉變為援助國的經驗，韓國在人道主義外交方面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日本曾與其他中等強國就全球環境問題共同努力，推動了《京都議定書》的簽署，日本藉此在關乎全人類安全福祉的問題上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與日本做出的努力相似，韓國也主辦了第四屆援助有效性高級別論壇。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上，朴槿惠總統承諾將出資2億美元用於在全球範圍內改善女童的生活，她還提出分享韓國發展經驗，藉此推動韓國在全球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1993年，韓國軍隊被派往索馬里，這是韓國首次執行聯合國維和任務。截至2015年，韓國成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第12大捐助國，另外韓國還派出了總計13500名維和人員，執行了18次聯合國維和任務。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上，朴槿惠總統做出承諾，將擴大韓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規模。韓國在多邊海事安全方面也提供了全球性公共產品，例如：韓國自2009年起在亞丁灣和索馬里附近海域參與了聯合反海盜軍事行動（CTF-151），並在行動中提供了驅逐艦和直升機等裝備。

另外，韓國還執行了所謂的“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政策，即將自身資源集中於某一特定優勢領域以獲取外交利益回報，儘量避免將有限的外交資源平均攤鋪於各類問題之上。李明博政府曾積極推行“利基外交”。在李明博執政期間，韓國成立了全球綠色發展研究院（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以加快環境政策、環境技術等相關知識的全球轉移；在此期間，韓國還成立了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

韓國所做的這些貢獻都有利於其在國際社會打造“中等強國”的國家形象。但另一方面，韓國在處理對日和對華關係時所展現出的地區外交政策卻與“中等強國”的國家戰略不符。

韓國的對日外交政策

一般來説，一箇中等強國傾向於通過構建制度性機制來促進地區和平與地區一體化進程。有分析人士認為，韓國應該積極協助總部位於首爾的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Trilateral Cooperation Secretariat）舉辦各類三方會議，並就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和地區一體化進程邀請中國和日本舉行三方磋商。

有觀點認為，在中日對抗的局面中，首爾在東北亞地區是最合適的磋商地。然而，自安倍晉三首相和朴槿惠總統當政以來，首爾似乎因歷史問題在一步步將東京孤立起來。

自2008年以來，中日韓三國就開始輪流主辦三國領導人峯會。2011年，韓國、日本和中國共同籌備建立了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2013年，本該由首爾主辦中日韓領導人峯會和三國外長會議，但峯會和外長會議並未能按時舉行。據韓國政府官員的説法，原因在於中日之間爆發了歷史和領土爭端。不過，作為一箇中等強國，即便在中日雙邊管道受阻的情況下，首爾也應該努力促成中日韓三方會晤的成功舉行。

另外，一箇中等強國通常還會與盟國或夥伴國家展開合作以共同應對地區安全威脅。因此，人們期待韓國能夠與美國和日本展開更加積極的三邊合作，以應對朝鮮帶來的安全挑戰。如果首爾能與東京建立起更緊密的合作關係，這將有助於增加首爾在朝核問題上的發言權並在發生其他可能的不測事態時獲得東京的協助；同時，這也將有效緩解東京由於自己單獨對朝鮮採取制裁措施所引發的憂慮，有助於朝鮮綁架日本人質問題的解決。

不過，與此相反，朴槿惠政府一成立便開始對她眼中的日本保守派意識形態發動了冷戰。在2013和2014兩年裏，朴槿惠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五次雙邊會談，即便安倍晉三首相表達了希望舉行日韓首腦峯會的意願，但朴槿惠總統從未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進行過一次會談。2013年4月，上任僅兩個月的韓國外交部長尹炳世對北京展開了正式訪問；但他以韓國外長的身份首訪日本卻是在2015年6月，距離他就任外長已有兩年之久。

作為一箇中等強國，韓國本應在歷史責任問題上要求日本尊重國際行為規範，並在慰安婦、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以及獨島/竹島領土爭端等爭議性問題上取得漸進性成果（gradual progress）。一箇中等強國應該通過有説服力的外交政策（persuasive diplomacy）尋求一種漸進式改變，而非像韓國那樣單方面向一個更強大的國家下達最後通牒（ultimatum）。

孤立、壓制對手通常是大國懲罰小國時所採取戰略的典型特點，對於一箇中等強國來説，採取這樣的對日戰略是令人難以理解的。面對韓國的極端對日政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繼續參拜靖國神社，發表了對河野談話的看法，加速了日本自衞隊的現代化進程而且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了積極的外交行動，這些都表明：朴槿惠政府的對日政策是無效的。

朴槿惠總統似乎認為，應該將安倍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表態作為展開地區安全與經濟一體化合作的前提。2013年11月，朴槿惠與美國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Chuck Hagel）會談時曾這樣質問道：“如果德國在歐洲做出引發人們痛苦的歷史表態，而且德國人覺得那樣的言論沒什麼大不了，你認為歐洲一體化還會有任何可能性嗎？”朴槿惠還指出，是某些日本政治人物在慰安婦問題上不負責任的表態和對靖國神社的參拜破壞了兩國展開雙邊合作的氣氛。在韓國光復七十週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時，朴槿惠認可了安倍晉三首相重申日本道歉立場的表態，但她認為日本首相的這一表態是不夠的，“與我們的預期還有一段距離”。

同時，韓國在朝鮮軍事威脅升級的情況下，並未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聯盟體系以及作為一箇中等強國所具有的國家資源。在美國官員的催促下，美日韓三國在各種國際外交場合舉行了多次三邊會晤。2015年9月，尹炳世外長與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和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在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就朝鮮問題進行了三邊磋商。

不過，美日韓三邊磋商機制並未得到充分利用，2008年六方會談停擺之後尤其如此。雖然日韓雙方在朝鮮問題上有着共同的憂慮，但在李明博政府末期，由於歷史問題和領土爭端的發展，首爾和東京之間的關係開始趨於緊張。2013年，首爾決定不再與東京續簽貨幣互換協議，而雙邊FTA談判也沒有完成。第二年，也就是2014年，首爾與北京達成了貨幣互換協議並簽署了FTA。

朴槿惠政府末期，首爾在對外政策方面表現出迴歸中等強國定位的跡象。經歷三年的停擺之後，2015年3月，韓國主辦了中日韓三國外長會議並於當年11月1日舉辦了三國領導人峯會。朴槿惠總統、安倍晉三首相和中國的李克強總理簽署了《關於東北亞和平與合作的聯合宣言》。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日韓首腦峯會舉行，這是自2012年以來首次舉行兩國首腦峯會。朴槿惠總統和安倍晉三首相達成了共識，同意在貿易、安全和民間交流等領域加強雙邊合作。12月28日，首爾和東京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

雖然在實現日韓兩國和解方面，一些細節問題仍然在民間存在爭論，但通過堅定而困難的談判達成妥協已被兩國證明是可能的，這一點已在關於日本申報將“明治工業革命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一事的日韓兩國幕後討論中得到體現（韓國指出，有5.8萬名韓國勞工當年曾被迫在那些工廠裏工作。激烈但富有成果的談判使兩國達成了協議，韓國不再反對日本將那些工業遺址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而日本則承諾，將在那些工業遺址的介紹中提及戰時強迫韓國勞工在工廠裏工作的歷史事實）。

由於首爾成功實施了符合中等強國身份的外交政策，韓國與日本在應對朝鮮核問題和導彈發射事件時得以進行更好地合作。然而，由於被牽涉進一起腐敗醜聞，朴槿惠總統於2016年12月受到指控並於2017年3月離開了總統職位。日韓關係也因此受到影響，一個韓國非政府組織（NGO）在日本駐釜山總領事館門前立起了一座慰安婦塑像，隨後日本出於抗議召回了駐韓大使。值得注意的是，在日韓關係最緊張的2014年和2015年，朴槿惠政府認為，韓國與中國之間關係的拉近應被視為韓國外交政策的勝利。不過，韓國在制定對華政策時也偏離了中等強國戰略。這種偏離與韓國製定對日政策時對中等強國戰略的偏離有所不同。

作者簡介：列夫-艾瑞克·伊斯禮（Leif-Eric Easley），美國人，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國際安全和政治經濟學助理教授，同時在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此前，他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索恩斯坦亞太研究中心（APARC）擔任東北亞史研究員。

（未完待續，觀察者網馬力譯自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英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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