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可：正在忘記戰爭的日本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廖可】
11月19日，這是山木第一次參加抗議活動。由於不太熟悉，這次他是跟着自己的父親來到現場。因為不想讓後代重蹈覆轍，他特地帶上了自己的兩個不滿10歲的雙胞胎兒子。
哥哥將雄將插在會場一旁的抗議旗幟拔起，興奮地向着弟弟揮舞和炫耀自己的“新玩具”，但很快他們就遭到了父親的訓斥。“兒子們還不能明白為什麼自己今天要被帶來這裏，就像以前的我一樣。”山木説。
“用中國威脅論來為自己賺選票的總理，我們不需要！”
山木來自埼玉縣當地某公會組織。11月19日的這場抗議活動，該組織20多人全員出動，包了兩輛巴士來到現場，還專門帶來了音響設備。“去年這個時候的集會忘了帶音響，這次特地帶上，希望抗議時至少能吵吵安倍。”山木笑着説。
二戰後，日本製定出和平憲法，規定本國國防“專守防衞”的同時明確了“不允許軍隊存在”的條款。安倍執政期間，提出了更改憲法中相關的九條內容，將自衞隊明確記入憲法中。該行為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被人們稱為“九條改憲”。
11月19日的這場抗議活動，就是由民間自發組織的“安倍九條改憲NO！”實施委員會發起的。從去年開始，該組織就在策劃發起一系列的抗議活動，幾乎每隔一個月左右就會發起一次，而每發起幾次就必定組織一次全國性的抗議活動。這次實際上就是較大型的一次，委員會放出了“包圍國會”的海報，參與的民間團體包括山木所屬組織在內已逾百個，總參與人數約有1000多人，他們不僅來自東京，有的也來自京都、大阪、名古屋等地。
參與抗議的民間團體有高校的，也有工會的，甚至連廟裏的和尚也穿着袈裟、戴着念珠，一邊扛着旗幟一邊敲着木魚在會場抗議。抗議人羣將佔據馬路450米的抗議區全部塞滿，後到的人想要進入警戒區必須像擠上高峯時的滿員電車那樣側着身、用手撥開人羣給自己騰出一條縫隙，才可加入隊伍。而另一側，國會議事堂（日本國會）的門前停放了十幾輛裝載着預備警員的警車，以防抗議激化；一旁站立的數十名警察表情嚴肅地面向抗議會場，守在國會與抗議區之間。
參與抗議的和尚 本文配圖均由作者提供
中午2點整，抗議正式開始，“安倍九條改憲NO！”實施委員會的領頭代表走到隊伍前方，拿出喇叭高喊口號：“憲法不能改！安倍政權下台！加計、森友問題不能逃避！用中國威脅論來為自己賺選票的總理我們不需要！拒絕向美國購買武器！”她每喊一句，抗議人羣就跟着附和一次，一邊喊一邊將右手握拳高高舉向空中。
隨後，來自日本立憲民主黨、民進黨和社民黨的三位國會議員先後登台，號召大家積極推動聯署抗議改憲的活動，堅決抵制改憲。其中，社民黨黨首、議員福島瑞穗説道：“不停強調鄰國的威脅來為自己賺選票，這種總理不奇怪嗎？破壞憲法，將會把我們的孩子都帶上戰場，這就是安倍想要復活戰爭的第一步。憲法九條，應該是為了世界和平，而不是戰爭！”
社民黨黨首福島瑞穗在抗議現場的演講
實際上，這反映了許多參與集會的人的心聲，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是為了年輕一代不會再被捲入戰爭的目的而來，因此不停地附和和贊同着議員説的話。山木説，這就是他為什麼要把孩子帶來的原因。“他們應該從小就熟悉抗議會場，也應該知道如果憲法改變了意味着什麼。我絕不會讓他們上戰場。”他説。
兩極化的社會
按照佐藤自己的話來説，他早年算是個較為右翼的人。今年30歲的他算是代表了整個抗議會場最年輕的世代，幾年前他剛大學畢業時，正值中日釣魚島問題白熱化的時候。“自那以後一提起中國，和我一樣的年輕人沒有不討厭的。”他説。
由日本“言論NPO”組織和中國國際出版集團聯合推行的《日中共同輿論調查》於12月14日發佈，這份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目前日本對中國抱有好感的人大約佔全體日本人的11.7%，而去年僅為8.4%。《讀賣新聞》社的報道稱，這是近年來第一次該比例回覆到了“釣魚島國有化”問題以前的水準。
“當時面對領土問題，日本的政治家和媒體一直在渲染，大部分年輕人都有一種中國會打過來的隱憂，從而產生一種激進民族主義的愛國心。”佐藤説，“作為二戰後的戰敗國，日本在很多時候都感覺自己還是像殖民地一樣，沒有尊嚴，也沒有安全感，再加上年輕人漸漸淡忘戰爭，所以他們很容易偏向右翼。”
防止抗議激化、裝載預備警員的防爆車
去年，佐藤的妻子剛生下孩子，這讓他在面對問題時多了一份考量。此時，安倍政權的改憲提案日漸成型，佐藤的立場便發生了180度大轉變。“以前我只是想着不能退縮，那樣考慮實在太不成熟了。現在想來，如果戰爭爆發，到時候自己的兒子也要上戰場，我不敢想象那個畫面。”他説，“以前的自己並沒有戰爭的真實感，根本沒有想到戰爭的殘酷和和平的可貴，現在很多年輕人也是這樣。”
更讓佐藤擔憂的是，整個社會正逐漸走向右翼，淡忘戰爭的年輕人和不珍惜和平的政治家越來越多。“現在的日本社會很奇怪，你在網絡上就會發現，只要你表示反對安倍改憲，他們就會罵你是‘臭左翼’，這很可怕，因為還是有許多人是中立的，就像我一樣，只是想要守護和平的生活。”佐藤説，這次抗議活動在推特上被罵稱是“臭左翼”組織的“賣國運動”，但實際上這裏的人幾乎都是一般日本人，沒有什麼政治立場。
“這個社會越來越極端，不是左翼就是右翼，這樣的兩極化社會不知道未來會走向什麼樣的極端。”佐藤説。
與防爆車對峙的抗議人羣
守護和平憲法的老年人
正是因為考慮到如佐藤説的，那些沒有戰爭記憶的人越來越多，因此對於小野來説，他這樣有着戰爭回憶的老年人來守護和平憲法再合適不過。
今年80多歲的小野來自東京某NGO組織。他的兩個兒子，長男自己創業並小有成就，次男在大學當教授。明明應該安享晚年，但他卻無法讓自己安靜下來。“我看到這麼多年輕人否認歷史、不珍惜和平，我就坐不住。”他説。
事實上在50多年前，小野先生正在讀大學時，他就曾參與了1960年日本的反安保法運動。“像我們這代的日本人，對戰爭是深惡痛絕，心裏只希望能夠和平。”在他看來，不管是50多年前的安保法還是現今的改憲，這都是對日本人企望和平這一心願的侵犯。“我們歷史上給中國、朝鮮造成了那麼多傷害，本國也承受了悲痛，我們希望的是自由和和平，而不是被強拉着上戰場。”他説。
抗議現場舉拳高呼
小野先生的父親曾作為補充兵員，1944年被強徵入伍前往吉林長春，後在蘇聯突襲關東軍的戰爭中被俘虜，原本要被送往西伯利亞強制勞役，但是因為長春當地中國人的保護而倖免於難，最終逃回日本。“我的父親是逃過一劫，當時在西伯利亞不知死了多少日本戰俘。”小野説。
當時，小野的父親作為一般市民，收到來自軍方的赤信時（二戰時日本軍部強徵一般市民時會郵寄紅色信紙的通知給強徵對象，民間用赤信來代稱此行為），父親臉上露出的悲傷的表情至今還停留在不滿10歲的小野的腦海裏。“在日本宣佈戰敗後，日本陸軍丟下了當時滯留在中國東北的很多一般日本人，自己逃回了日本，我父親就是被他們留在了那裏。現在的日本年輕人根本想象不到那有多可怕。”他説。
正是因為有了父親對戰爭的記憶，他對戰爭非常痛恨，也對中國懷有負罪感。“現在我們還有和長春的那個家庭保持聯絡。當時非常多長春人幫助了被軍方留在那裏的日本人，我們很感激，但是現在的年輕人都不知道這些。我希望年輕人要承認日本犯過的罪，這樣他們才能知道和平的可貴。”小野説，只要自己還活在世界上一天，他就會努力守護和平憲法，傳遞戰爭的記憶。
實際上，抗議會場上超過90%都是年紀在70歲以上的老年人，他們對戰爭有着切身的體會。佐藤説，自從他轉變立場後，參加過的抗議活動主體都是老年人。“明明是為了日本的年輕人和未來而制定的和平憲法，現在只有老年人在守護，多麼諷刺啊！”他苦笑着説。
（應被採訪者要求，本文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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