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偉：為什麼只有東亞能夠追上西方？看這四張圖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學偉】
（此文是本人書稿《東方世界當代崛起之大數據探秘》的摘要，欲知更多詳情者請點擊鏈接。）
經濟重心正在向亞洲轉移，已是不爭的事實，關於中國崛起或復興的研究，也將漸漸成為顯學。這其中有幾個問題，就如西方諺語所稱的“房間裏的大象”，難以迴避：
1. 關於經濟發展：在可以預見的時段內，在亞非兩大洲，不靠石油，為什麼只有東亞的中、日、韓三個民族（日本+四小龍+將來時的中國），可以臻至發達、現代化？相應地，除了東亞、除了產油國，為什麼亞非兩大洲就沒有一個發達富裕（定義：人均2萬$以上）的國家？
2. 關於西式民主：同樣地，在亞非兩大洲，為什麼表面上成功複製西方政治制度的國家/地區（定義：《經濟學人》雜誌民主指數接近8.0或以上）僅有寥寥三個（日本、韓國、中國台灣），而且它們都在東亞？相應地，除了東亞，在亞非兩大洲，為什麼就沒有出現一個發達富裕的西式民主國家？
其實，答出了第一個問題，同時也就答出了第二個問題。因為如果沒有經濟上的發達富裕，也就不可能有發達富裕的無論哪種式樣的現代民主國家。因此，兩個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一個，就是：在非西方的世界裏，為什麼只有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個民族，已經（或有把握）追趕西方成功，建成現代化的發達國家？
3. 同在東北亞，比起中國台灣、韓國（先且不與日本相比），中國的人均收入為什麼會至今落後不小的一截？或者再擴大一點，為什麼越南、老撾、柬埔寨比起它們的東南亞鄰居，經濟發展水平同樣落後不小的一截？或者再擴大範圍，為什麼東歐的發展，比起西歐也有明顯差距？
4. 作為反題，為什麼上述那些國家中的大部分，尤其是其中地處東亞者，更尤其中國，近年來（都）表現出一種令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超級的而且持續的發展速度？
也談三個世界
為了方便解答這些問題，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當今世界重新劃分。三個世界的説法由來已久。在國內最通行的是毛澤東主席的闡釋，即美蘇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其他則是第三世界。
但目前蘇聯早已不在，中美之間也絕非美蘇當年的爭霸關係，因此很難講適用於現在。筆者想借用下這個概念，將當今世界劃分為三個：西方世界、東方世界和南方世界。
這個西方文明，不是如一般人理解的，西歐、北美、澳洲。這裏還必須加上東歐和拉美。
要加上東歐不難理解，那些東歐國家事實上也在被已經消化不良的貪吃巨物歐盟不斷地吞下去。剩下多少有點分量，又沒有加入歐盟的歐洲國家好像就剩下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三國，它們最多隻能構成一個子文明區。
把拉美也劃入西方文明不難解釋。拉丁美洲就是講拉丁語的美洲，由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及其後裔所創立。與殖民北美澳洲的歐洲人相比，他們信同樣的宗教，講歐洲語言，人種來自歐洲，除了因混血而膚色稍深，他們當然屬於西方文明。
東方世界覆蓋的區域是所有亞洲東部，是同一個種族（黃種人）居住的地方，簡稱東亞。在其下，筆者還劃分了富裕東亞、前公東亞和其餘東亞三個子區。
富裕東亞就是日本+四小龍。這五個政體的人均收入已經超過2萬$，比起發達西方，還是稍有遜色，但比起所有非西方世界的非產油國，那都是奇蹟。
前公東亞是指那幾個曾經施行過幾乎全盤公有制/計劃經濟的東亞國家。這樣的國家一共有六個。現在除了朝鮮都已放棄全盤公有制/計劃經濟。自此以後，這些國家都出現發展飛躍。
其餘東亞就是剩下的五個非富非公的國家。它們之間的發展成績參差很大。
中國當然仍然致力於發展與傳統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但事實上東方世界確實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有很大不同。
東方日漸地不像第三世界，其實要分好幾個階段的演變。
第一個階段是日本的脱亞入歐。這個從1860年代的明治維新時期就開始了。到得1894年甲午戰爭、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以後，日本已經成了世界列強之一。
第二個階段是在1960-1970年代的東亞四小龍的飛速崛起。到今日，新加坡的富裕在發達國家中都能名列前茅了。
第三個決定性的，但是還沒有完成的階段是中國的崛起。論人均，中國崛起的確還遠未結束，還需大約20-30年才能成為一箇中等發達的國家。但是中國的崛起與四小龍，甚至與日本也不同的根本之點是，中國的體量太大。是以僅僅崛起到半途，就對全世界產生了“壓力”，讓西方開始有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
第四，還有補充。那就是東南亞在中國之後的第四波崛起。其中領先的馬來西亞的人均收入已經超過一萬美元，人口2.4億的印尼也進入了一個穩定而相當高速的發展階段。人口近億的越南發展速度僅次於中國。這些就算是錦上添花了。
今天整個東亞的GDP已經足以力壓美國或歐盟一方，而且一直擁有遠比西方為高的增長速度。無論怎樣計算，20-30年後，東亞的GDP總量，都會超過歐美的總和。
還有一個關鍵之處，就是東方自有史以來的人種和文化傳統有着與西方類似的原生的根深蒂固的一致性。東方的文化一以貫之，一直以華夏為核心。華夏核心的分量之重，只有羅馬時代的羅馬在地中海世界的地位可比。但那已經在至少1500年以前。西方的領袖國家，從希臘傳到羅馬、再到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再到英國、再到現在的美國，至少轉過五次手。
就人口分量而言，中國一直是東亞的主體，占人口總量的三分之二左右。而西方的唯一大國美國的人口，僅佔西方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分量輕一半。美國那麼大，其實是偶然。如果沒有發現美洲，如果歐洲對美洲的爭奪瓜分的局面稍有不同，就不會有那麼大的美國。而中國那麼大，是必然。
東亞的人種，總體上講就是蒙古/馬來人種。這兩支亞人種，正以南部中國為界面順利融合。外來種族非常有限。東亞的將來，不會出現嚴重的種族問題。民族問題還是會有，不過總該比混雜着種族問題的民族問題要容易處理些吧。
而西方世界總體上還算有人種的一致性，或者説，有一個原生的、主導的種族，但同時有極其複雜的多元種族共存，歐洲種族的生育率實在嚴重偏低，而非歐洲種族的人口正以遠高於歐洲種族人口高得多的速度增長。這種深刻而內在的社會結構性變化，會產生什麼樣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後果，有待觀察。
南方世界由舊大陸中部的穆斯林世界、南亞地區和撒南非洲地區組成。
把這三個地區劃在一起稱第三世界的做法，是繼承了以前已被普遍接受的第三世界的定義，但也不是以往通行的亞非拉。
這三個子世界有三大共性。一、經濟發展不足：二、西式民主運轉不暢；三、國民綜合素質偏低。
西式民主水平與人均收入的相關性與不相關性
關於西式民主在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不同效應，這兩張圖的對比最為清晰。
圖1是西方世界三個區。有非常清晰的從左下到右上的趨勢。西式民主指數，人均收入和甚至相差不大的國民素質，相關性都很好。簡而言之，就是在西方世界，國民素質越高的國度就越富裕，且政治上越符合西方定義的“民主”。這個規律甚至在拉丁美洲也可行。稍微例外的只有俄羅斯、古巴等很少幾個曾受全盤公有制影響的國家。相關係數高達0.725-0.735。
圖2是非西方世界的六個亞區。其中前面三個屬於東方世界。後面三個屬於南方世界。
與圖1相比較，撲面而來、觸目可及的直感就是，這是一個滿天星圖，相關性極弱（0.096-0.121）。
東亞政體的特點是它們沒有連在一起而是分居四處。1.東亞已經有日本和四小龍五個富裕政體。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三個“夠格”的西式民主政體。新加坡、中國香港2個富裕而中等西式民主的政體（塗為土黃色）。2.還有6個國家進入中等西式民主，但富裕程度則差距很大（藍色）。3.五個前全盤公有制國家（紅色）西式民主程度依然有限。
紫色的印度和南亞集團的特點是西式民主領先而發展落後。（窮民主，次級民主。）
綠色標記的中西亞北非集團有兩個西式民主已經越過5.5分的鴻溝，但大部分國家西式民主十分有限。有六個國家倚靠石油已經躋身富裕發達但西式民主始終極為有限。它們佔據了圖2的右下角。
最差的顯然是淺藍色標記的撒南非洲國家，他們聚在一起，經濟上普遍落後，西式民主分數則多寡連續分佈。但哪怕很多的民主分數也帶不來富裕。只有南非和博茨瓦納例外。更富裕的只有加蓬和赤道幾內亞，靠的當然是石油。
概括起來，**在西方世界，西式民主指數和人均收入有非常明晰的相關性。而在南方世界，則幾乎完全沒有這種相關性。**很遺憾的事實就是，南方世界的普遍規律是：民主帶不來富裕（窮民主盛行），富裕不需要民主（有油就/才行）。
總結一下：西式民主制度要成功良好運行（《經濟學人》民主指數8分以上），應當擁有四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該國最好處於西方世界區域之內。擁有如亨廷頓所説的八大歐洲文明特質的全部或至少一部分。
第二個條件是：它的人民，應當擁有相當高的國民素質綜合水平。
第三個條件是：這個國家應當已經足夠的富裕。
第四個條件是：該國已經擁有足夠多的工商業和中產階級。
這四個條件都有，西式民主，那就是水到渠成（大部分歐洲國家的情形）。不可否認，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有些中國人希望本國能走上“西式民主”的道路，假定真這麼走，現在的中國也僅僅能滿足第二個條件，正在向擁有第三個和第四個條件努力，但目前看來大部分中國民眾和精英更樂意去獨創一條新路。
對於許多國家而言，第二個條件（足夠的綜合國民素質）無法滿足，他們一般僅可能靠資源（比如石油）致富（滿足第三條），但不可能發展出足夠的工商業和同時成長出足夠的中產階級（無法滿足第四條），也就不可能擁有成熟的西式民主。
國民素質與人均收入的相關性
現在我們用線柱雙數據圖來更確切地考察歸類分區後的國民素質與人均收入之間的相關性。
看圖3。綠線標示的是素質指數自變量，最觸目驚心的自然是中國素質水平最高，而人均收入低得離譜。第二個觸目驚心就是東歐無論貧富，與其素質水平相比，收入都是嚴重不足。陷於同樣不利境遇的還有東亞。連已經相當富裕的（排除中國的）東北亞，比起歐美，也大有遜色。也就是説，與素質水平相比，整個東亞和東歐，都吃了大虧，都還沒有追上發達西方，都大有發展餘地。
這個差距的存在，不能全怪全盤公有制。因為在東亞，還有好多國家，從來沒有推行過全盤公有制。怪就只能怪他們後發，而先發的西方世界已經建立了有利於自己的全球化體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有效阻礙了其他國家的發展。
撒南非洲的素質分數可能有誤，太難看，因此全部略去。是以上圖沒有撒南非洲國家的數據。最左一欄是中東石油富國。無需細論。
西式民主水平與經濟發展速度有相關性嗎？
看圖4。中國和除中國以外的其餘前公東亞那頂破天的兩枝獨秀與西式民主指數顯然不掛鈎。那些發展更慢的國家，則西式民主多寡都有，之前之後的貧富也是都有。發展要快速的必要條件是先前貧窮，至少是不太富（韓國的情形）。西式民主的多寡不是必要條件。
但窮的國家多的是，就是擁有秦暉所謂“低人權優勢”的國家也數不勝數。為什麼只有那麼少的幾個，倒是以前都搞過全盤公有制，不過都開放了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國家發展最快？
這個問題，本文答案有三條：一、這些國家固有的高國民綜合素質。二、因歷史原因（比如自身的僵化、外來的侵略、生產關係超越生產力水平等）造成相對較低的起點。三、走出了適合本國國情的新道路。
民主不只有“西方民主”
前面筆者已經提出了整個東亞的崛起，大約要到2050年前後，這波崛起才會進入全盛的階段。現在還是處於關鍵的進行時。
五年前的2012年，在法國盧浮宮的中歐跨文化高峯論壇上，筆者斗膽提出了一個龐大的猜想。根據這幾年世事的演進和本人思考的發展。我把這個當時的猜想加一些修改補充，重新提出：
自1848年以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人類當代歷史上最重大的政治思潮之一。它最大的教訓就是（至少在人類發展的現階段）：全盤計劃經濟不可取（雖然在執行上，未必就真能“全盤”了，但這也正説明發展階段的侷限性）。
淵源更遠的西方自由主義/西式民主運動則可能是人類當代歷史上的另一個巨大的迷失。這個思潮現在似乎已經開始盛極而衰。
本文描述的東方世界的崛起，可能代表着人類發展的第三個選擇。就如黑格爾的辯證法所説的否定之否定。如果説將較早的西方自由主義視作正題，共產主義顯然是反題，而中國將來要去闖出來的路，可能是一個合題。它完全可能是同樣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和東方自有的民本主義/選賢任能/天下一家等思想資源的融會貫通，也就是中國化。
產生這個思考的最主要事實依據就是，東方尤其是中國並不依賴任何主義教條的可謂“瘋狂”的崛起，和與之並行的整個西方世界很可能會持續下去的緩慢但全面的衰頹。
任何一個龐大的事物都難以逃脱髮端成長極盛衰落最後消亡的軌跡。現代的西方世界是已經極盛還是會有許多更盛的階段，當然不好斷言。但筆者的確傾向於認為二戰結束的1945年一直到2008年，是西方世界極盛的“黃金時代”。西方的代表者美國再難取回它在柏林牆倒塌後僅擁有18年的天下無敵、獨孤求敗的狀態，因為中國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全面崛起。
出現這種狀態有很複雜的多方面的原因。在意識形態方面，筆者個人認為與新自由主義和平均主義走得太遠深切相關。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無論中外，都已經有很多，在此不再贅述。但西方對政治上“平均主義”的問題還不敢直言，多批評金錢政治，還不敢大張旗鼓地反思“選票平等”，本人在此想講一講“過度平均主義”的危險：
我們可以把人類社會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學上的熱死寂。在那裏一切都會失去動因，而絕不會是一個理想社會。當然筆者也並不反過來認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筆者認為理想在取得一個合適的差距，這樣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
經濟共產主義和政治共權主義都認為人類發展（至少理論上）的終點應當是絕對的平等，即使是實際上終究達不到，也要努力無限趨近。就是説：所有的山都要儘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終極目標，就是一馬平川。筆者認為這個發展的理論終點是達到一個最恰當的動態均衡。在那裏，適度的差距才是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須有山有水，錯落有致，水要有處下泄，人要有處攀登，才會是一個現實的、美好的人世間。筆者尤其認為，這個陳述對經濟和政治同樣有效。
換言之：
毫無疑義，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政治主權，就如同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財產主權。但這種擁有並不是算術平均。政治主權如同財產主權，過度的平均不可行，過度的不均衡也不可行，都不符合人民全體的長遠利益。
希臘人，包括他們最傑出的智者亞里士多德，在那個時代，被平等公民權和公民大會決事的思維定勢所禁錮，直到他們的制度崩潰，都沒有想到，是否可以退一退；由於持續的經濟困難，中產階級已經佔不到公民多數，為了因應這樣的新局面，改行一種民主較少的制度。也沒有想到，用有等級的公民權和元老院決事，羅馬共和國可以創立一個比全部希臘城邦共和國加在一起還大50倍的事業。
在羅馬共和國之後，還有更加鼎盛輝煌的羅馬帝國。這個帝國在西方的歷史上實現了唯一的一次整個文明的統一和同樣絕無僅有的長達200年的羅馬和平。
不應當忘記，在古希臘共和城邦和羅馬共和國的末期，到處都是過度的民主、過度的福利和深度的經濟危機。而這危機的直接原因就是由於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成功征服中東。相當大一部分的工商業的機會都跑到了離市場更近，勞動力也更便宜的東方城市。而希臘本土反而因這個成功的征服而陷入蕭條。中東“希臘化”的原因和後果，與當代的世界化頗為相似。而且，古希臘和羅馬的共和制度，都未能從政治—福利制度和經濟困難攪在一起的三重危機中成功退卻而最後徹底崩盤。我要問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是，這種類型的制度，可能成功退卻嗎？
或許，在現在的“西方民主”主導的時代之後，人類會有一個更加和平，更加繁榮，但擁有一個更加温和而協調的民主的時代。不過，這個時代，也許會被另一個文明所主導。
最終結論：國民綜合素質水平≈國民財富總定律
筆者在這裏發表一個受到林恩/萬哈林理論啓示而發揮出來的一個包含七款內容的國民綜合素質水平≈國民財富發展水平總定律，作為本文的終極結論。
一：每個民族-國家（nation）/文明（civilisation）在許多因素作用下，往往在長時間內擁有自己特有的變動很慢的平均國民綜合素質水平。當然，在更長尺度上觀察，這個綜合素質的標準，也會隨着時代發展而變化（比如騎射在當代就不會有多少權重）。
二：該民族-國家（nation）/文明（civilisation）在長時段內可以/應當達到的發展高度，與該民族-國家/文明擁有的國民綜合素質水平，以及整個國民羣體的規模有較強的聯繫。
三：若現實高度比起“理論高度”有重大欠缺，那就很可能是有“不正常”的因素干擾了正常的發展進程。
四：一旦這個（些）不正常的干擾因素被移除，該（批）民族-國家就會以一種補償性的超常的追趕速度去力圖儘快恢復它（們）所應當（或曾經）擁有的發展高度。
五：追趕速度超常的程度，大體與發展水平欠缺的程度成正比。欠缺程度越大，追趕速度的超常程度就會越高。
六：當這個欠缺明顯縮小以後，追趕的超常程度就會遞減。當追趕接近完成，超常就會消失。
七：若現實高度明顯高於理論高度，那就是有某種“奇遇”，最常見的是一個小國家發現了大油藏。
不同的時代，同樣的文明，同樣的素質水平，當然可能/可以達到的高度不同。比如雅典和羅馬，肯定都擁有它們那個時代在地中海沿岸的各種族、各文明中最高的素質水平，自然也是最高的發展成就。而在東亞，則華夏一直擁有最高的素質水平和最高的發展成就。只有1894-2009年這一段，這個東亞最高的桂冠，也許得暫時讓與日本，或與日本分享。
東北亞的中、日、韓三族，一直擁有絕不亞於歐洲人的素質水平，數百年因為種種原因落後，但至少它們追上來了。它們正在用急起直追，以及可能的後來居上來證實，來詮釋這一點。
那些素質水平略欠，又沒有大量資源的國家，不妨實事求是，各自摸索一條適合自己的退而求其次的發展道路。即使着力提高國民素質，也要穩步進行，有的國家一味培養高素質人才，卻沒有恰當的就業機會，只會為其他國家做嫁衣。社會改造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照抄美國或照抄中國就行的。因此，它們不應好高騖遠，也不要妄自菲薄，至少要去力爭小康吧。
最後，建議有****奇遇的小國家，好自為之，善用天降橫財，未雨綢繆，想好資源用盡之後，如何能夠繼續保有富足生活的辦法。
宿命論不靠譜，但每一個民族/國家/文明的歷史，多少也透出些宿命的感覺。仔細想想看，那些強國等等似乎總是打不垮，總能在它們需要的時候找到力挽狂瀾之人！
這個“宿命”還可以解釋得比較複雜。比如，有頭等強國的宿命，有二等強國的宿命，就看它能固守擁有的幅員、人口、現在的經濟規模、曾經的政治成就、主體民族的素質、還有周邊的大致環境就可以了。在當代，比如美國、中國、俄國，就有成就一流強國的資質底藴。而西歐各大國就只能是二流強國，除非它們能真的結為一體。
如果不認命，二流強國的底子，想用掙命的方式去圖謀一流強國的地位，那結局都不好。比如拿破崙的法國、希特勒的德國、東條英機的日本、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亞歷山大的馬其頓帝國。到頭來，還不是都得打回原形。這個原形，也可以説就是“宿命”吧。是不是人力有時盡，天命終難違？你看那些人類歷史上把主觀能動性發揮到極致的偉大人物，不是也無法為他的民族逆天改命嗎？
但是像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各自輝煌了數百年的光陰，留下了無數的遺產。它們是夠本了，這跟那些掙命掙出來的短命帝國可是大不一樣。我們中華民族的大國“宿命”，好像還沒有完結，不僅沒有完結，好像還可以再寫新篇。
雲端華夏
古來華夏即天仙，誤墜塵寰若許年。
所幸凡緣今已滿，奮身重躍碧雲端。
【本文緣起】本人有一部書稿名為《東方世界當代崛起之大數據探秘》，完成於2015年，因種種原因未能出版，本文即為書中主體內容的摘要。
蒙《觀察者網》厚愛，允本人刊登這個“摘要”。本文長達8千言，但依然只是全書稿20萬字的4%。絕大部分細節都必然付諸闕如。如果覺得這個《摘要》有些意思，請大家通過鏈接到《三人網》去看9萬字的節本或分15段公佈的全文。這裏是相關鏈接：劉學偉：《東方世界當代崛起之大數據探秘》
當然，世界正風起雲湧，在寫完這部書稿之後，這兩年來還有很多事件觸動本人進一步思考，比如自動化、智能化很可能帶來的兩極分化和就業機會的減少。西方陷入經濟困境，以特朗普為首的人大叫是因為新興國家首先是中國“偷走”了他們的就業機會。但是，無計其數的西方服務業崗位並沒有被轉移到東方，而是由於自動化、智能化而就地消失的。這個方向似將愈演愈烈，最後很可能成為影響世界的重要因素，與“文明衝突”並列，甚至居於主導地位。
但在這部書稿中，完全沒有涉及，本人剛剛開始關注這方面的發展，已有一篇40000字的文章敍述有關思考。該文的題目叫《劉學偉：人工智能會毀掉西方的橄欖形社會嗎？》，這裏是《觀察者網》上的8000字摘要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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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學偉頓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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