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鄉愁詩人”余光中與“鄉土作家”陳映真的時空錯位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2016年11月，陳映真在北京辭世；翌年12月，余光中在高雄病故。才一年多光景，兩位不同出身、不同風格的台灣作家相繼遠行。他們有各自的追隨者和仰慕者，其間隱然有道歷史的、文學的、政治的複雜而難以清理的界線，彷彿成為海峽的隱喻。如今隨着兩人的離世，後人從他們的作品和品行，或可一窺兩岸社會、歷史、文學、政治和人心的究竟。
鄉愁詩人=愛國詩人？
余光中以《鄉愁》一詩聞名兩岸，兩岸教科書都選錄了余光中詩作；而余光中書寫中國的作品，多在唯美中畫滿傷痕、病痛或呻吟的情態，比如《敲打樂》、《白玉苦瓜》，比如《尋李白》、《戲李白》、《念李白》，比如“伍子胥的簫”與“申包胥的淚”，比如他寫卓文君、寫李清照，比如他把“文革中國”當作“患了梅毒的母親”。[1]用余光中自己在《新大陸之晨》的話來説，他患有“懷鄉病”。因此，稱他為“鄉愁詩人”，應該是適當的。
鄉愁本身沒什麼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這是人之常情。“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身世之感與流浪之苦相伴相生，説的也是詩人真實的心境。“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這種借表鄉愁以消不遇的塊壘，以至月落烏啼、霜天寒夜、江楓漁火、遠山鐘聲，所佈滿難以言傳的孤舟客子的愁思，同是中國詩家的常用方法。
只不過，當鄉愁成為吟詠的對象，就成了詩藝，而無關乎愛國。台灣傳記作家王豐認為，台灣島上最近五、六十年以來，夠資格稱為“愛國詩人”的，只有于右任和余光中兩個人。[2]但是我們看“愛國詩人”的典型──陸游，他説：“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與“死不悔改的統一派”陳映真不同，余光中雖被輿論認為是反對“文化台獨”的作家，[3]但他在政治上，有沒有“九州同”的呼籲？一個生前不寫“九州同”的詩人，死後被冠以“愛國詩人”的稱號，恐怕是詩人自己也承受不起的不虞之譽吧？
余光中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期間，曾説：“我以為日思夜夢，魄掛魂牽，莫不盡在大陸。日久之後，才發現隔海的這座福島，島上的這座雨城，對我的日呼夜喚，並不下於北望中的那十萬萬和五千年。這三十年來，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大半在這島上；我最關心，也願意全力以赴的中國新文學新藝術，也在這裏長大。台北，正是八○年代的長安。只要我一日踏在這片沃土上，我的詩思就不會退潮。畢竟，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廈門街的這條長巷裏寫成，無論來日我化蝶化鶴，這裏都是我心血的所託所依。但願我晚年的作品仍能夠在此靜靜接生。”[4]拳拳此心，可見一斑。
那是在台灣鄉土文學論戰過後不久，1981年6月，余光中自剖30年來對於台灣的“鄉愁”。距離1972年1月他那首膾炙大陸人口的《鄉愁》，才時過9年。這讓人悟得其所謂“鄉愁”的年輪，彷彿林志玲的魚尾紋？
那麼，50多年前，余光中以“一箇中國的青年”自視，説他曾經從密歇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這裏的“黑夜”與“黎明”，無論是否在政治上意有所指，余光中慨然宣稱：“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着黑土/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聽兩側，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5]那還是1966年的言説；如今，余光中病逝台灣，他的安魂曲將起自長江黃河？還是高雄愛河？不得而知。但記得，在那個全球動盪、歷史將被宣稱終結的時刻，余光中説“媽媽，我餓了”，説“河殤之後是國殤”。
相較於此，1990年2月，在全球“反共反華”、熱議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倒台的高潮中，陳映真不避“眾叛親離”，毅然率團赴大陸訪問交流。在今天看來，比起2005年國民黨連戰赴大陸的“破冰之旅”，陳映真無疑是衝破反華圍堵、促進民族團結的先覺者與先行者。
但是，先覺先行者總是孤獨的，這不但與他接近羣眾的主觀願望相悖，甚而常受到後來者的嘲諷。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這種事例太多。
余光中説：“所謂大眾化，其實只是一個含糊而空洞的理想，不知究竟要‘化’到人口的幾分之幾才算成功。……其實小説作者之中真正接近大眾化的，是金庸、倪匡、高陽，而不是白先勇和黃春明。……其實，為大眾寫的作品，尤其是強調某些社會意識的東西，未必真是大眾喜歡的讀物。許多感時憂國或者為民請命的作品，其實只有高級知識分子自己在讀，自己在感動。……反過來説，他們強調的大眾化，恐怕也只是企圖使大眾接受他們認為正確而健康的那一類文學而已。這種充滿革命熱忱的的浪漫主義，真要貫徹的話，只恐既非文學，也非大眾之福。”[6]因此，“愛國”並非余光中的使命與作品訴求；“鄉愁”則是他流轉於兩岸三地之間，找到一種能取悦大眾的吟詠素材。説他“愛國詩人”，不是曲解就是誤解。
“鄉愁詩人”與“鄉土作家”的名實
余光中吟詠的“鄉愁”，多意味着民國亂離的故事，也就是一種文學上的“民國範兒”。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愛國、反帝、革命激情、人道主義的陳映真，其曲高和寡，也就不意外。畢竟，像高東茂、蔡千惠、宋蓉萱和趙慶雲（觀察者網注：陳映真小説中人物）這種人，不但在當代台灣難以被理解，即使在大陸也未必受到歡迎。許多人説，大陸經過社會革命、語文革命、政治革命，所以和“反共”“白色恐怖”清洗過的台灣不一樣。然而，不一樣的大陸，卻接受了“民國範兒”余光中，乃至龍應台，比接受陳映真大有過之。這不禁令人想起陳映真在小説《山路》（1983年）借蔡千惠之口提出的隱憂：“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7]
換一個角度來看，對余光中生榮死哀，不分兩岸。如今斥責余光中的，主要是島上的“統左派”與部分“獨派”，以及與“統左派”交好的大陸學者，屬於民間“小眾”；但褒揚余光中的，從台當局到大陸官方，從台灣讀者到大陸讀者，從蔡英文到莫言，[8]屬於兩岸“大眾”。在“大眾化”方面，從不追求大眾的余光中，竟然“完勝”陳映真，不僅在兩岸教科書裏，也在兩岸的閲讀市場上。愛國，是“小眾”的事，是不上心的事；懷鄉，是“大眾”的事，是受歡迎的事。這，怎麼回事？
毛澤東説：“什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羣眾的語言。”[9]在1942年時，毛澤東認為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即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有四種人：工人、農民、工農革命軍、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羣眾與知識分子。[10]現如今，到底“大眾”為何？是金庸、倪匡、高陽和余光中的讀者？還是閲讀陳映真的學人、研究生和理想主義者？這是陳映真失去了“大眾”的語言？還是“大眾”的思想感情已經產生了變化？王安憶説過，陳映真既是時代的先行者，又是時代的掉隊者。[11]時空錯位，是這個先覺先行的“鄉土作家”命定的悲劇？
陳映真遺墨：“文學為的是 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着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
對於被陳映真啓蒙過的台灣幾代青年來説，“時空錯位”一句話，未免是殘酷的認知與詮釋。就像“鄉土作家”的定位一樣，有穿小鞋的感覺。
作為先覺者，陳映真對“時空錯位”不是沒有知覺，早在1987年發表的小説《趙南棟》裏，他就借政治受難人葉春美來對晚輩趙爾平説：“我們，和你們，就象是兩個世界裏的人。我們的世界，説它不是真的吧？可那些歲月，那些人……怎麼叫人忘得了？説你們的世界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見的，全是鬧鬧熱熱的生活。”[12]趙爾平和《山路》中的李國木一樣，都是革命者的後代或家人。他們都是從小勤苦自勵，奮發上進，然後在個人和家人的物質生活上取得高人一等的成就。但是，他們成長於革命者犧牲，國家民族橫遭分斷，個人出路與國家民族的出路因為這種“真空”與“斷代”，而無法結合起來思考的時空裏。
至於在“反共”牢獄中出生的趙南棟，更是國家記憶“真空”與“斷代”的當代台灣青年的典型；而“反共島國體制”，就象是一座“反共”牢獄。在這種體制下生長的趙南棟，不但對他在出生那年就被處死的母親宋蓉萱毫無印象，也對他25歲時才見到的父親趙慶雲感到陌生。關於父母親的抗日和逃難的歷史，關於父兄談論台灣與大陸的話題，都是遠遠超出他所熟悉的範圍裏的事物。趙南棟就像他無數個女友之一的空服員莫葳所説，是“讓身體帶着過活的人”。[13]陳映真還借趙爾平來呼應：“其實呢，誰又不是？我們全是這樣。有時候，我在想：整個時代，整個社會，全失去了靈魂，人只是被他們過分發達的官能帶着過日子。”[14]
最起碼，趙爾平還認識到，這是個失去了靈魂的時代與生活“感官化”的社會；但對趙南棟來説，連這種認識也是多餘，而且超過理解範圍的。既然如此，陳映真的創作活動會不會也是多餘的？會不會是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在台東泰源監獄的陳映真。（翻攝：藍博洲）
1995年春在上海，作家王安憶問陳映真，現實循着它自己的邏輯發展，為何非要堅執對峙的立場？陳映真的回答是：“我從來都不喜歡附和大多數人！”王安憶當下認為，那是陳映真一瞬間透露出的“孱弱”，並反襯出自己的成長與懷抱天下的氣概。[15]大陸青年一代的成長，與台灣作家相對“孱弱”的感覺，竟是來自後者對現實“堅執對峙”的立場？
陳映真不被故鄉的讀者“大眾”接受，這其中的歷史、政治和社會的原因，可以理解；但向來為“小眾”而寫的余光中，反而獲得兩岸“大眾”青睞，這難道是台灣的“民國範兒”對現實中國的逆襲？
“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二分論套路
一位年輕的大陸朋友曾提醒我，大陸已不再輸出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也就是説，國家整體的發展戰略已應時調整。這使我思考余光中與陳映真“時空錯位”的問題時，竟然可以用島上流行的“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二分論套路，來為兩人(兩岸)分合尋求某種解釋！
20世紀中葉來到台灣的文人，除了一部分“西化派”之外，多數相信蔣介石在台灣建構了“文化中國”，而認為大陸是“去中國化”的地區。這即使在1970年代蔣當局在聯合國失去中國代表權之後，也未曾改變；特別是大陸經過文革的這段歷史，更加強固了島上文人“文化中國”的信念。據余光中自己所述，1977年他在香港發文構陷台灣鄉土作家的那篇《狼來了》，就是“文革餘悸”使然。[16]徐復觀説《狼來了》就像取人性命的血滴子，這是如今島上知情者多數都同意的看法，然而，它卻出自1974年《白玉苦瓜》與《鄉愁四韻》的同一個作家的手筆。
這説明“文化中國”一説不僅僅是温良恭儉讓，背後還包藏着寒透背脊的政治殺氣。從這樁歷史公案看來，“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二分論，根本無法成立。
然而，與台灣成為“美日新殖民地主義支配”下的“文化中國”不同，大陸自20世紀中葉開始摸索民族獨立的道路，對內則進行一連串包括文革在內的政治運動，終於在1970年代獲得舉世承認，可説是取得“政治中國”的勝利。而陳映真出生於台灣，沒什麼“鄉愁”可寫，但他念茲在茲做為中國人的尊嚴，就像“在山路上，……講着我們中國的幸福和光明的遠景”。這當然不可能仰仗新殖民主義支配下的台灣能辦得到，台灣從未在政治上取得主體性，於是陳映真處理島上階級、省籍、反帝國主義、反跨國資本主義及大眾消費文化的文藝創作，終極目的還是為了連結和迴歸“政治中國”而服務。文化從屬於政治，而不是相反。
但是，政治主體確立並鞏固以後，文化滋養和復興隨着經濟改開而成為新的需求。當改革開放成為大陸的主流，海外文化自然潮湧而入，這包括港台“文化中國”的元素，余光中的《鄉愁》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風靡了1980年代以後的“政治中國”。在這同時，一個人在島上奮鬥多年的陳映真，他那些為“政治中國”的理想而服務的文藝創作，反而是大陸改開以來所欲解放(甚或解脱)的意識形態載體。
另一方面，199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當局展開對“文化中國”的清算，島上開始滿布“去中國化”的鬼使神差。余光中和他的一眾友人，是在這個態勢下與綠營當局的文教政策唱起反調，2005年成立的“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就是個説明。
與陳映真長年在島上從事的“政治中國”文藝活動不同，“搶聯”的策略是攀附藍營當局，並支持“反共島國體制”，與1970年代余光中的立場相同。即使在21世紀以來，大陸當局全面復興“中華優良傳統文化”，“搶聯”仍然固守其“文化中國”的政治邊界，而不與大陸往來交流。遑論“搶聯”從不提倡台灣鄉土文學、不鼓勵五四新文學、不推廣新中國文學，而被視為懷舊價值的文教團體。
余光中自己雖然從事新文學創作，但以他的影響力，在兩岸分斷的歷史時期，他並沒有從事兩岸彌合的活動。或者説，余光中的文學事業與動機，並不是為了兩岸彌合而存在。**許多人通過余光中作品來看台灣，看到了一個唯美化的台灣，卻看不見包藏其中的社會病痛與政治殺伐；而在陳映真作品中的台灣，往往能經得起社會科學的檢驗，是準確理解台灣的圖像。**反過來看余光中書寫中國史地，也被唯美化、傷感化，或許滿足一時的情感需求，卻可能同時衝昏了理智。這樣的余光中，頂着“文化中國”的光環在大陸招搖過市；而陳映真卻因為“政治中國”的理由，被自己的故鄉拒於門外。[17]“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二分論，成為一種“時空錯位”的邏輯。
這種個人或羣體的錯位亂離，其實是中國內戰與國際冷戰的餘緒，陳映真作為“雙戰構造”的先覺者，自有深刻的理解。
“重中之重”
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是，清理兩岸、或者説清理“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的錯位亂離，還適不適宜用簡單的、過去的敵我二分法？今時今地的敵人又是誰？當“獨派”文人同聲譴責余光中時，[18]這類錯位亂離的問題，似乎值得重新辨識與思考。一面倒的評價方式，或者糾纏於先行者的冤屈與黑歷史不放，這是堅持“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二分論？還是有助於二者復歸統一的形勢？兩岸都承認為“中國作家”的陳、餘二先生如果有知，他們的願望會是什麼？
讀余光中《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在生花妙筆之中，看到一個狡獪作態、巧護令名的心影，這提醒了“文化中國”裏的某種痼疾，革面而不洗心，魯迅早就用《拿來主義》教育過讀者。同時，看陳映真的回應文《惋惜》，[19]其中文思細密、邏輯嚴整和高遠通透的歷史觀固不待言，最令人感動的還是文章中那個感動人的陳映真──正直、熱愛、寬厚、同情，這是“文化中國”所應有而似乎漸稀有的人品。他雖不受“大眾”待見，但已為“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的統一，樹立起人格典型。這樣的人格典型，會希望他的讀者怎麼看待中國、怎麼看待中國文學的過去和未來？
而更為殘酷的徒然恐怕是，一邊辨明與宣傳《狼來了》和“密告信”，另一邊的餘粉“大眾”卻説：“鬼島上的屁大點芝麻綠豆，也老拿來説事？人都死了，血滴子還給清朝了。老子就愛讀他那一千首詩，你卻拿芝麻綠豆來堵心，是怎樣？”當然，還有一句孤獨的歷史強音可以回應：“我從來都不喜歡附和大多數人！”
然而，陳映真説：“從大局看，在台灣的民族派文學界的溝通、理解和團結，當着島內外反民族文論猖狂的形勢下，實為重中之重。”[20]在陳映真提及余光中1970年代那些不光彩的往事時，有些讀者特別注意陳映真如何辨明是非曲直，卻忽略他同時總是強調那些省外前輩文人的仗義執言、出手相助的“重中之重”。斯人已逝，余光中永遠失卻了陳映真所期待的，對歷史、對讀者、對個人“以坦誠與善意相談的可能與機會”。他終於成了李黎所説，“美的事物總是伴隨着悲哀”。
當後人歡迎余光中唯美中國的詩畫時，將因此不免狼影幢幢的悲哀；但是，那40年前發生在一座島嶼上的錯位亂離的是非，也不必放大成今後整個中國(文學)的背景，它恐怕很難成為人們關心的“重中之重”。
註釋：
[1] 余光中《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刊於廣州《羊城晚報》，2004年9月11日。引自陳映真主編《爪痕與文學》，台北：人間，《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4年秋，頁81。
[2] 王豐《“愛國詩人”余光中》，《名家視評》，引自《中國時報》，2017年12月17日，A15版。
[3] 《陸官方悼余光中 憂文化台獨》，《旺報》，2017年12月16日，A14版。
[4] 余光中《剖出年輪三十三》，《余光中詩選一九四九-一九八一》二版，台北：洪範，2006年4月，頁5。
[5] 余光中《當我死時》，《余光中詩選一九四九-一九八一》二版，台北：洪範，2006年4月，頁191-192。
[6] 余光中《剖出年輪三十三》，《余光中詩選一九四九-一九八一》二版，台北：洪範，2006年4月，頁7-8。
[7] 陳映真《山路》，《山路》，台北：遠景，1984年9月初版，頁39。
[8] 《鄉愁千古同 莫言自曝是餘粉》，《旺報》，2017年12月17日，A14版。
[9]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二版，北京：人民，1991年6月，頁851。
[10]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二版，北京：人民，1991年6月，頁855-856。
[11] 原文是：“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掉隊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卻已經熟極而膩。”──見王安憶《英特納雄耐爾》，《烏托邦詩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1年。引自李雲雷《從排斥到認同──大陸作家對陳映真二十年的“接受史”》，《左翼傳統的復歸：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台北：人間，2008年1月，頁260。
[12] 陳映真《趙南棟》，《陳映真小説集5：鈴鐺花》，台北：洪範，2001年，頁119。
[13] 陳映真《趙南棟》，《陳映真小説集5：鈴鐺花》，台北：洪範，2001年，頁176。
[14] 陳映真《趙南棟》，《陳映真小説集5：鈴鐺花》，台北：洪範，2001年，頁177。
[15] 見王安憶《英特納雄耐爾》，《烏托邦詩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1年。引自李雲雷《從排斥到認同──大陸作家對陳映真二十年的“接受史”》，《左翼傳統的復歸：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台北：人間，2008年1月，頁258。
[16] 余光中《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刊於廣州《羊城晚報》，2004年9月11日。引自陳映真主編《爪痕與文學》，台北：人間，《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4年秋，頁81。
[17] 石文傑《陳映真的故鄉拒絕了陳映真？》，《中國時報》，2017年8月12日，A14版。
[18] 見《還原余光中 譭譽參半90年》，《自由時報》，2017年12月17日，A13版。
[19] 陳映真《惋惜》，見陳映真主編《爪痕與文學》，台北：人間，《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4年秋，頁87-101。
[20] 陳映真《惋惜》，見陳映真主編《爪痕與文學》，台北：人間，《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4年秋，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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