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永定：中國尤其不能通過提高利息率的辦法，來應對美國税改壓力
12月16日，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餘永定在2017亞洲產業與資本峯會上談到特朗普税改時表示，“總體而言，中國不能按美國的調子‘跳舞’，要儘量堅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特別是，不能通過提高利息率之類的辦法，來應對美國税改對中國形成的壓力。”
以下為餘永定在此次活動上的演講全文：
大家早上好，非常高興有機會到這裏，和大家交流我對美國減税問題的一些看法。美國的減税是美國30多年來在税收政策上的一項重大的調整。12月1日眾議院通過他們的方案，14號我看到報道，參、眾兩院已達成妥協，年底特朗普很快就會公佈美國的減税方案。
美國減税政策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就是所謂的Laffer曲線，這個曲線的含義是什麼？橫軸是税率，縱軸是政府的財政收入，當税率為0的時候，政府的財政收入肯定是0，當税率為100%的時候，政府的財政收入也為0，因為那個時候全部收入交政府，就沒人幹活了，在0和100的税率之間，必然有一點，這一點政府的税收最高，是多少？是50%？不知道，它可能是30%、20%、80%，這裏沒有結論。不管怎麼説，這是美國里根政府減税政策的理論基礎。
美國經濟學家對這條曲線給出什麼樣的評價？我同美國不少經濟學家還是很熟的，他們對這條曲線大都不以為然。
一個非常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對我説，不明白為什麼這條曲線在中國這麼有影響，他覺得很奇怪。2012年芝加哥大學學者曾經作過一次調研，請經濟學家為曲線給出自己的評價，結果支持Laffer理論的人為0，71%的人表示反對。
可見，Laffer曲線在美國學界並沒有很大影響，Laffer本人已經被邊緣化了，經常發出一些憤世嫉俗的言論。
那麼歷史經驗是否支持Laffer理論？結論應該是不清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支持的。
舉個例子，從肯尼迪、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奧巴馬時期都存在着提高税收，提高税率和減少税率的做法，大部分的情況下，減税並未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上升。這兩者之間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相關關係。具體來看：
60年代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減税。65-66年經濟增速上升，但是後來經濟增速未上升；
80年代，里根總統先後兩次減税，最高邊際税率由70%降低到31%，前期經濟增速大幅上升，後期經濟增速未上升；老布什1990年增税，經濟增速未上升；克林頓任總統期間增税，經濟增速上升；小布什2001年和2003年減税，經濟增速未上升；奧巴馬時代減税，經濟增速未上升……
總之，我想説的是，減税和經濟增長以及其他經濟變量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它們的關係是不確定的。
我稍微説一下此次美國減税的內容，這個非常重要，我們對美國減税到底是什麼回事實際上並不太瞭解。這點可以從自媒體上的各類文章、甚至“誤譯”中看出來。當然，我也差不多。華爾街見聞有一個很簡潔的表格説明，我就利用這個表格就幾個問題談談我的理解。到目前，我們看到的是參、眾兩院的不同版本。
第一個是税收等級劃分問題。
參、眾兩個版本劃分的税級不同，前者4級，後者7級。其他沒有很大不同，兩個版本的各級税率同現行税制的有關規定略有不同，但變化不大。
第二個是標準抵扣問題。
抵扣額的基本含義就是免税額。過去，如果你是單身、你的收入是6350美元，根據標準抵扣，你實際是不用納税的；比如你的收入是1萬美元，抵扣之後剩下的3650美元就要交税。在標準抵扣之外，還有非標準抵扣，這裏就不多説了。
税改之後，標準抵扣額上升了近一倍，單身者的標準抵扣額上升到1.2萬美元，已婚之家的標準抵扣而上升到2.4萬美元。提高納税門檻對窮人當然是有好處的，但也應該看到，在2015年美國三口之家的貧困線是兩萬美元。換言之，即便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美國人可能還是要繳税的。
第三個是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問題。
AMT是什麼意思？alternative minimum tax這個短語和短語的中譯容易產生誤導，我們沒有在美國納過税，不太瞭解。在美國你需要填兩個税表，一個是標準税的，一個是所謂的“替代性最低税”，你要根據這兩個表的要求，填寫應該繳納的税額。按兩個表算出的税額是不一樣的，你要按照税額高的表去繳税。
現在要廢除替代性最低税，就是説你填一個標準税表就可以了。廢除替代性最低税會產生什麼結果呢？據説是對富人有好處。原來填寫兩個表時，富人往往要按“替代性最低税”表的要求交税。這個表廢除了，富人、窮人都填標準税表，富人要繳納的税額就少了。
第四個是企業所得税問題。
無疑，在這次税改中，最重要的是企業税的税率大程度下降，由原來的35%，降到20%。
現在，參、眾兩院已經達成妥協，到底是什麼樣的妥協，不大清楚，但是一般認為，最終的方案可能會更接近參議院提出的方案。
參、眾兩院要解決幾個分歧：一個是企業税減税的時間表，一個是個人所得税税階和最高所得税税率如何確定，以及是否廢除“替代性最低税率”。這三點兩院觀點有所不同，但這些分歧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需要注意的是，儘管參、眾兩院拿出妥協方案不難，但兩院內部的分歧是極為嚴重的。民主黨的議員都對税改方案投了反對票。共和黨只不過是依仗在兩院的微弱多數，強行通過了各自的税改法案。
當地時間12月20日，特朗普税改法案終獲參眾兩院通過（圖片來源：華爾街見聞）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不論税改到底能減多數税，美國國會有法案，規定10年之內美國政府的新增債務不能超過1.5萬億。美國共和黨人對增加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是非常反感的。如果政府花費超過這個數額，他們大概就要讓政府關門了。你在減税的同時，不壓縮政府支出，就會導致財政赤字增加，導致債務增加。政府每年的債務都是有個“天花板”的，碰到天花板就必須減少開支，哪怕政府停擺也在所不惜。所以美國政府並不是胡來的，它也是很理性的，現在減税，但政府的債務是也要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減税對美國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經濟學家有各種各樣的説法，廣泛接受的説法是會增加總需求，這個大家比較容易想象，減税會使企業增加投資，增加投資自然會推動經濟的增長。減税對於勞動力的供給會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美國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減税在短期內的效益是比較大的，但是在長期效益就遞減，超過一定時候就沒有效益了，所以減税並不是靈丹妙藥。
美國智庫TPC（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對減税的影響做了預測。根據它的預測，税改法案將令2018年美國GDP增長0.7%，2025年後，法案對產出的提振效應將迅速減弱，對2027年的GDP幾乎沒有影響，令2037年的GDP增長0.1%。據TPC測算，在考慮利息支出、但不考慮宏觀效應的前提下，税改法案將使2027年聯邦債務增加1.7萬億美元，約佔GDP的6%；2037年增加2.1萬億美元，約佔GDP的5.1%
TPC還預測，在考慮利息支出、但不考慮宏觀效應的前提下，税改法案將使2027年聯邦債務增加1.7萬億美元，約佔GDP的6%；2037年增加2.1萬億美元，約佔GDP的5.1%。考慮宏觀效應後，相應的債務增幅分別為1.5萬億美元和1.8萬億美元，分別佔GDP的5.3%和4.3%。
美國經濟學家對税改的評價是很有分歧的，有一些不是特別有名的經濟學家聯名寫信表示支持這個税改，但我感覺美國大部分的經濟學家，特別是著名經濟學家對於美國的税改是持反對態度的。
他們普遍認為，減税對於美國經濟增長有點作用，但是作用不大；短期有點作用，但是以後的作用不大。減税最終會增加美國的財政赤字，會增加美國的債務負擔，對於經濟的增長會起到反作用。此外，還有不少人從減税擴大貧富不均的角度批評特朗普的税改。
減税有什麼國際影響呢？我認為它對國際經濟的影響在短期，特別是在心理上，確實是有比較大的。美國企業税從35%降到20%，這個肯定會促使一些美國企業把美國的資金留在美國，把流出美國的資金匯回，而外國投資者則會把資金更多地轉到美國。但實際影響如何還有待觀察，影響資金流向的因素很多，絕對不僅僅是税收這個因素。
特朗普為把資金吸引到美國確實下了很大功夫。為了把跨國企業為避税在海外囤積了數萬億美元利潤，吸引回國，跨國公司只需一次性繳納15.5%的税就可把利潤匯回國內了。為了使跨國公司不再出於避税目的把利潤留在國外，税改還將對美國跨國公司留在海外的非生產性收入增加了20%的附加税。
這是怎麼回事呢？比如説蘋果公司，在愛爾蘭沒有任何生產，但卻可能建一個皮包公司把如1億美元的收入以版權收入（royalties）的名義存放在税率非常低的愛爾蘭。税改後，美國將對這1億美元的50%徵收20%的附加税。在繳納了各種税負之後，蘋果公司把利潤存在愛爾蘭同存在美國的税率就沒有什麼區別了。這樣，蘋果公司就沒有動機把利潤留在愛爾蘭了。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美國將目前世界範圍（worldwide）徵税體制轉為屬地（territorial）徵税體制。前者要求對總部設在美國的公司的所有收入徵税，而不管收入是在哪個國家獲得的，是否在東道國已經納過税。後者則只對公司在美國的收入徵税。這種改變將增強美國公司的競爭力，並對全球貿易、投資、生產網絡、價值鏈會產生影響。我不是專家，希望有人詳細研究這些問題。
中國怎麼辦？國內的一致反應似乎是：美國都改了，中國不改更待何時？減税的呼聲日漸高漲。中國應不應該減税？減什麼税？如何減？
美國減税主要是減税個人所得税和企業所得税，中國企業所得税税率25%。個人所得税的税目分為十一小類。工資、薪金所得、適用9級超額累進税率， 月工薪收入8萬元以上適用最高税率45%。8萬元以上呢？80萬呢？中國的高收入人羣數目不小，對這些人羣，税率是否應該提高些？這些是應該考慮的問題。
在微信圈裏，為了證明中國企業是世界上税負負擔最重的，不少作者都引用了世界銀行的“2017年全球企業綜合税率排行榜“。在榜單上的190個國家，中國排名是第12位。但引用這個表的經濟學家應該仔細看一看，這個”企業綜合税率“的分母是什麼？税負負擔應該是納税額除以企業所得，這個”企業綜合税率“的分母是企業商業利潤，這個概念和我們所理解的税務負擔不是一個概念，不是講中國企業的税負負擔不重，而是説，僅僅根據這個榜單並不能説明中國企業税負負擔在全球高居第12位。
美國的税改可能會引起全球競爭減税，最終結果怎麼樣我們不知道，但不少國家已經在做出反應，英國、日本和印度等等。我覺得中國的反應還是比較理性。例如，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表示，中國的税制跟美國的税制不一樣，美國是以直接税為主，而我國以間接税為主。因此，美國降低企業所得税，我們則應在間接税上作預案。下一步，我國的税改肯定是一個減税的改革，是為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促進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形成公平的競爭環境。對此我完全贊成。
從長期看，不管美國是否減税，中國都應根據自己的日程表推進税制改革。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税費負擔依然較重。此外，中國應該儘快開徵房地產税、遺產税、調整個人所得税結構和税率。我非常擁護儘快推出房地產税的主張。
在近期，美國減税可能導致美國資金迴流，包括原來囤積的利潤的迴流。同時吸引中國資金流向美國，從而對中國匯率產生貶值壓力。對於美國這種減税的衝擊，怎麼應對？是不是我們也跟着減税，或者是提高利息率？我以為，中國有足夠的應對特朗普税改衝擊的手段。
第一是增長匯率的靈活性，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匯率的波動已經比較大了，但央行沒有進行干預。希望央行能夠堅持退出常態化干預。第二是加強跨境資產的管理。第三是要加速減負、增效的結構性改革。
總而言之，中國要堅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堅持原來的一系列穩定經濟增長、方法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方針政策。我們不必跟着特朗普和美聯儲的政策走。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很好地應對特朗普税改衝擊，把這種衝擊轉化成推動我們進一步改革，完善我們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