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月：中國在建設新的“大東亞共榮圈”嗎？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月】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學者維克托·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研究完習近平主席十九大報告後，在國家評論雜誌（National Review）發表文章，稱所謂“中國社會主義的成功經驗為其他國家的道路選擇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再現，是中國在承諾為鄰國提供保護，取代式微的西方勢力。

在其看來，中國正在複製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初之間的日本模式：宣稱西方衰微，訴諸泛亞洲團結，霸凌鄰國，中國領導下的貿易和貨幣區域圖景，中國新的西式武器，鼓吹北京融合了西方科技與東洋道德並將成為未來的超級強國。

不可否認，在國際政治的大棋局中，新玩家在挑戰甚至替換老玩家的路徑上存在一定的共性，但中國真的在複製日本，意圖建設新的“大東亞共榮圈”嗎？

日本的妄圖

“大東亞共榮圈”是日本逐步實施大陸政策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政治理想，它可以追溯到1938年近衞聲明中的 “東亞新秩序”。“東亞新秩序”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策動成立偽“滿洲國”，以“日滿支”為不平等的政治實體，三地一體化並排除歐美勢力，最終實現日本在各個領域統領東亞，成為東亞區域霸主。

1940年5月，德國閃電襲擊西歐，在短短的1個多月內，法國、英國、荷蘭等國相繼潰敗，南洋一帶成了防務薄弱的“真空地帶”。在此絕佳時機，日本軍部間醖釀已久的“南進政策”正式付諸實踐。1940年9月，日本入侵法屬印度支那，隨後戰車不斷向太平洋開進。

在此過程中，日本與蘇聯訂立《日蘇中立條約》來穩固北方，並建立了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來構建可以“放心”南進的外部環境。此時，南進成為了聯繫“東亞新秩序”和“大東亞共榮圈”的內在紐帶，共榮圈範圍擴張到以法屬印度支那、泰國、緬甸、馬來、菲律賓、荷屬東印度（印尼）、葡屬提摩兒為核心圈、以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喀里多尼亞、大洋洲各島為外輪廓的廣袤地域。

在理論上，“大東亞共榮圈”訴諸“國際正義論”，尋求領土和資源的再分配，並打上以黃種民族反抗白種民族的種族革命的旗號。在秩序上，“大東亞共榮圈”強調“各得其所”，不是各成員都處於平等關係，而是各自按照自己的天賦保全自己。正是因為各國力量不同，勤奮程度也不同，所以不可能是平等關係。

可以説，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是主張以武力為手段征服東亞、東南亞及南太平洋各國，進而支配全世界。日本複製西方殖民擴張的模式，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並以此對抗西方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而日本在其中要始終保持先進地位，形成一種等級分明、僵化固定的秩序。

針對戰時日美談判，日本認為，美國曾在加勒比海大肆擴張，因而對日本的野心能夠理解，甚至提出日美兩國共同主宰太平洋。而美國為了在華利益，在交涉中死咬中國問題，兩國爭鋒相對，最終談判破裂。日本自身實力欠缺，不足以形成絕對優勢，而發動戰爭侵略他國實為不義之舉，在反侵略、尚和平、重主權、倡民主的世界大潮下，“大東亞共榮圈”的幻影註定破滅。

日本對“大東亞共榮圈”的粉飾

西方的集結

70多年後，歷史情境發生了變化，無論在地域上或是手段上，中國不可能重複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或許漢森想強調的是東西力量此消彼長下，曾經的日本與現在的中國同作為既存秩序挑戰者之間的共性。

這樣的看法絕非漢森的一家之言。在12月16日，東京舉行的日本保守政治活動議會（Japan CPAC）上，特朗普曾經的首席策略官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發表講話，同樣將今時今日之情景類比為20世紀30年代，那時自由陣營對納粹德國採取了綏靖政策。班農認為，每年近5千億美元的對華貿易逆差使美國活生生的變成中國的“朝貢國”，中國的優勢日益劇增，而這正是美國25年來的戰略假期和姑息政策造成的。

在西方的政治理論模型中，一個國家的富裕會喚醒公民意識，繼而推動民主體制和自由市場的形成。因而，過去的布什政府、克林頓政府都樂見中國的富裕。但如今相反的事情發生了：中國成了一個“重商主義的權威國家”（mercantilist authoritative system），極大的侵犯了美國工人階級的利益。班農在會上呼籲日本抓住自身的命運，重新尋求國家定位，與美國並肩作戰，遏制中國。上個世紀，美國沒有直面現實，採取了緩兵之計。而眼下絕無簡單的道路可走，只有艱難的決定。

無獨有偶，英國《經濟學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大談“中國滲透”，再次呼籲西方陣營的團結，利用西方的價值觀來對抗中國。英媒的發難要從本月5日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提議推行新的反間諜和外國干預法説起。澳官員自爆接受了中國的“政治獻金”引發了總理特恩布爾近乎偏執的“反華滲透”運動。這一舉動在英國、加拿大、新西蘭、德國、美國等西方國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響應，各國紛紛拉響對華警報。《經濟學人》雜誌把中國的影響力冠以“鋭實力”（sharp power）的名號，意在指明不同於基於一國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正面感染力所構成的軟實力，權威主義國家以“鋭實力”刺入、滲透乃至穿透外部信息環境，操縱西方民主國家決策者的心智。

如果説，在過去西方媒體的話語中，“中國威脅論”是主旋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野心論”則是高基調。在其筆下，中國恃富而驕、憑陵孤寡，企圖用錢買通世界。伴隨中國的崛起，其影響力之深之廣讓西方始料未及，中國的身份從一個潛在的“威脅者”轉變為一個明面上的“較量者”。讓美國更難接受的是中國將自身定義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威脅”已然存在，西方在揣測摸索中國的野心究竟有多大？西方媒體需要竭盡全力渲染中國野心之大，影響之深來統合西方陣營，必要時候共同協作，可以的話分頭行事。

中國的願景

中國深知在資本全球流通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生存道路無非兩條，一是以武力打開海外市場，擴展殖民地，求得本國的單一發展；二是協調發展，互聯互通，相互依存地發展，以達到共存共榮的局面。上世紀的日本選擇的是前者，而中國會堅定不移地選擇後者，因而我們不搞同盟、不結小圈，強調自願、奉行平等、堅持開放，提倡共商共建共享以共同發展。

歸根結底，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在本質上是侵略的而非建設的，基本着眼點在解決當時的戰爭而不在長遠。它雖然標榜東洋道德，卻未踐行東洋道德。中國今時之願景，絕非劃定特定的勢力範圍，而是抱着開放合作的態度，衝破東西文明衝突之枷鎖，站在全人類的高度，探索共同命運之走向。所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為當今乃至未來國際關係發展提供一條不同於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路徑。

這樣的願景與格局仍然頻遭質疑。美國政客以對華貿易逆差説事，不惜自降身份為“朝貢國”，也要喚醒世人中國曾作為一方“霸主”的記憶。其實，貿易逆差額跟計量手法密切相關，涉及國內加工返銷、離岸中轉等因素，所謂“近5千億美元”着實誇大。美國在對華貿易中獲取的消費者利益等各項紅利則是沒有被講述的故事的另一面。

在當下，以黨領政的權威體制是中國模式的核心，也是被西方詬病的癥結。這與西方以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為基礎的治理模式相去甚遠，也使他們聯想起一個熟悉的對手——蘇聯，由此冷戰的思維繼續延續。然而 “集中力量辦大事”，穩中求進的中國模式有自身的優越性，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青睞。中國以自身邏輯方式迅速崛起，恰恰也證明了西方治理模式沒有其所謂的必然性。

除冷戰思維以外，西方價值之固有壁壘也不得不提。這種無形的“屏障”上世紀的日本切身感受到了。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崛起，打敗了老牌帝國沙俄。然而，縱使全盤西化，成功擠進世界資本主義列強行列的日本最終還是發現自己從未被西方世界真心實意地接受。

中國崛起的今天同樣遭到了來自西方世界的不公和偏見：為什麼其他國家在南海搞島礁建設無人問津，換做中國就要被扣頂藐視國際法治的帽子？為什麼在美國，一個政客拿猶太人的錢不是問題，但拿中國人的錢即使合法也會引來政治偏見等等。

西方自然科學與物質文明的發達帶給人類歷無前例的便利，西方法治觀念與制度文明極大的促進了人類社會的理性和效率。但現代社會不是亞當·斯密所言工業分工加市場交換等於豐裕社會的邏輯，也遠非法國啓蒙運動提倡的“自由、平等與博愛”，資本沿着自身脱域性發展的軌道一路狂奔。貧困、資源困局、生態困境、恐怖主義等共同災難提醒着人類其得到的與失去的同樣之多。中國無非想克服這價值屏障之種種，以國際秩序積極建設者的姿態，本着傳統文化中的義利觀念與大同思想，濟弱扶貧、取長補短，為全球治理提供東方智慧。

對於中國方案及智慧的輸出，西方社會是緊張的。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及民主價值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正是憑藉強大的實力為支撐的，對這一進程他們再熟悉不過。美國學者重提“大東亞共榮圈”與其説是誇大中國在西方“衰落”下複製日本的模式，倒不如説是害怕中國崛起後擠佔自己的道路。

（作者系武漢大學邊海院與早稻田大學亞太科聯合培養博士生，國家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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