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攻愚：《出師表》與三國時代的信息傳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攻愚】

女裝大佬司馬懿背誦《出師表》氣暈諸葛孔明，電視劇《大軍師司馬懿之虎嘯龍吟》藉着這個橋段着實火了一把，有統計這一集貢獻的話題流量直逼前半部《軍事聯盟》整部劇集。聲討這一情節的篇篇檄文充盈於各大知名網絡社區論壇。

仲達老師身着女裝，放低身段自嘲以刺激諸葛亮在京劇《脂粉計》中已經有了鮮活的表達，觀察者網小編也撰文介紹過司馬宣王和女裝不得不説的故事，筆者認為網友們吐槽的內容比劇情本身還要精彩的多，再多的點評也無非是蛇足，僅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司馬懿有無可能讀到過諸葛亮的《出師表》，本文無意再指摘此劇是否架空了歷史，而旨在討論歷史合理想象邊界的寬窄度。

《出師表》——帶有私密性質的高級公文

表是唐宋之前常見的高級行政公文的文體，是臣子上書言事建言陳情的套路型應用文，是奏章的一種形式。而且從公文體的沿革上看，表應是先秦“書”的一種分疏。秦始皇“書同文”不僅約束了文字的書寫體貌，而且系統化了大一統模式下官僚機構的決策傳導的文書規範。

雖然“上書”作為慣用語仍然可以表述君臣等級關係的意見表達，但“書”作為公文體例在兩漢時期已經下降為一般文人的書信冠稱，比如膾炙人口的司馬遷的泣血之作《報任安書》，和重度文人病患者曹丕放下王公子弟的身段寫給好基友的《與吳質書》等等。

吳秀波大叔這段演的略有些浮誇

對於各類奏章和私人信件的體裁所用問題，筆者見到過各種裝x的所謂文獻學大家給大家科普某類型的文章屬於什麼人的，代表寫作人的什麼身份云云，對此，筆者只有一句話送給讀者：別聽他們扯淡。比如“表”是否就能某級別官員上書言事的專用體，這是很成問題的。

為什麼這麼説？因為所有的奏章和書信札記的名稱都是史官在整理文獻的過程中自己後來加上去的。比如《出師表》的內容詳載《三國志·諸葛亮傳》，但《出師表》這個名稱真正出現是在陳壽的另一部編著《諸葛亮集》中，而《諸葛亮傳》的原文是“疏曰……”，也就是説，諸葛亮的《出師表》與同時代華歆的《上止戰疏》是同一體例，這就打了無論如何都要區分“表”和“疏”功能性區分的文獻學家的臉。

中國古代文學評論執牛耳的人物劉勰曾在《文心雕龍·章表》中這樣説：“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劉勰論衡文章特別主張“尋聲律而定墨”，但很多時候失之粘滯，對章表的品評就是典型：《出師表》很明顯兼有謝恩、陳情和執異三種，章奏表議未必有純粹單一的主觀意向。

那麼回到本文的主旨，作為丞相的諸葛亮給後主劉禪的出師表文，有可能被司馬懿所讀到嗎？

從時間上看，此表作於蜀漢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決定伐魏之前，而司馬懿化身女裝大佬列於陣前的時間是建興十二年的八月，之間相差了七年。也許會有讀者判斷，在三國那樣一個沒有微博微信和新媒體時代，七年的時間也足夠讓一篇經典的表文傳遍大江南北了。

諸葛亮被氣的仰面倒地

但有一點很關鍵需要特別點出，從出師表的內容上看，此文高度融合了諸葛得君行道之後對個人際遇的感懷，以及對後主的勸誡，帶有較強的私密性，而且作為高級公文奏章，是要通過一系列程序進入秘書郎和觀閣令手下存檔的，司馬懿觀表全貌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此表有諸葛孔明作為臣子的滿滿的枵腹從公的情懷自不待言，但內容涉及很多蜀漢政治結構間架的指導性意見，不少問題觸及後主時代的很多敏感問題，比如有十幾處“先帝”之念對劉禪的訓規，折射了二人不一般且微妙的君臣關係。

具體來看，“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一句明顯涉及到李嚴被處置這一涉及全蜀政局的大案。“宮”與“府”即內廷與外廷政令的通達。此處，諸葛亮隱晦地回應了李嚴事件：李嚴和諸葛亮同時作為劉備的託孤重臣，但前者因為開外府屯户江州與成都分陝而治，挑戰了原有政治結構的平衡而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諸葛亮以“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一語帶過加以蓋棺，解決了中都護統內外軍事問題才能為北伐做好鋪墊。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這更是涉及到了重大人事安排問題，尤其是“先帝簡拔以遺陛下”一句觸到了劉備父子政權的先天人力政治資源的構成。劉備作為外來户取代了劉焉劉璋父子成了蜀中益州真正的主人，熟悉蜀漢史的讀者都清楚，如何平衡新老權臣是劉備在內政方面夙興夜寐所要解決的。

而郭攸之、費禕、董允包括向寵為諸葛亮所器重，檢尋這幾人籍貫，便可知諸葛亮在人事安排的良苦用心：匡扶漢室的法統大旗需要這批非益州土著的外臣來擎舉。事實也證明了諸葛亮的先見之明，最後蜀漢敗亡之際，嚷嚷着要投降的就是譙周為代表的巴蜀土豪，他們更在乎自己在蜀中幾代苦心經營的瓶瓶罐罐，只要能繼續給他們發工資，老闆姓劉還是姓司馬這倒是次要的。

所以説《出師表》絕非“伐魏”二字所能涵蓋的，劉氏父子吐哺輟洗，諸葛氏肝腦塗地，六分情懷加四分訓導，其中耐人尋味的私密性可以排除此表有公開發表操縱政治輿論的屬性。所以説，司馬懿想讀到《出師表》倒不是完全不可能，只是先需要派高級卧底從蜀國的檔案館裏偷出來。

另一點也可以佐證這篇《出師表》在當時的流傳狀況，即對其文字結構和文學價值的品評無一例外均在晉末，而不見於三國時代，換言之，《出師表》真正大興於世是兩晉尤其是東晉南北朝的玄談時代。

那麼是不是所有的“表”都無法得到即時廣泛傳播？也未必。

劉備進位漢中王之後的《上漢帝表》即是一例。表面上看這是四川廣漢人的李朝所作，但在呈上去之前顯然是跟官僚系統內的同儕通過氣，我們甚至可以推斷這是集體創作的結果，而且此表的草稿劉備都很可能已經看過給過指導意見，只不過最後的署名是李朝而已。因為《上漢帝表》本質是“勸進表”，是要大造輿論的，所以《上漢帝表》在存檔之前就已經躁動朝野了。

三國時代的訊息傳播

不過該電視劇的這個段子引發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在三國時代，訊息傳播速度能有多快？我們還設想這樣一個情景：魏國的高級卧底竊取了諸葛亮的這篇《出師表》，想送到司馬懿手上讓他背下來，然後穿女裝氣一下諸葛亮，那麼這個卧底應該走什麼路線？

筆者前文提到的“公開發表操縱政治輿論的屬性”一語算是個小伏筆，因為除了勸進表之外確實還有其他公文需要公開發表造勢搞輿論，檄文即是典型，限於篇幅，僅舉兩例：

青州軍檀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三國志·賈逵傳》注引《魏略》）

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三國志·陳泰傳》）

檄文所帶有的特殊的輿論傳播屬性，散播之快很多時候超過現代人的想象，第一例是描述了曹操死後青州兵的譁變和曹氏政權的無奈應舉，用了最快的下達途徑，即傳檄給沿街遭遇譁變的士兵的地方官員，要求給他們“散夥費”，好聚好散。

第二例是姜維和魏國的西北戰區的關隴地爭相招納羌人，由於之前和羌人過從甚密的馬超降蜀和姜維的天水背景，顯然蜀國的籠絡性質的檄文效率更高。

老版《三國演義》曹操被陳琳的討曹檄文氣的頭疼病發作

所以説，假如諸葛亮傳檄討魏，司馬懿快則只需四五日便可知道檄文內容，因為青州兵從聽聞曹操死訊後譁變到散彌也不到三日，宣王穿着女裝讀着檄文氣諸葛亮倒是很合理的推斷。老版三國電視劇就有曹操在滅掉袁紹之後命人誦讀陳琳罵曹檄文的橋段，設計十分合理。

因為檄文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來聲討和揭發對方罪行的文書，時效性要特別強，這邊廂徐敬業一起兵，那邊廂女皇武曌就已經讀到大才子駱賓王的《討武曌檄》了，並誇讚他寫得很好。設想男裝大佬武則天在陣前唸誦這篇檄文羞辱駱才子，最後再加一句“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筆者估計小駱吐出來的血比武侯要多三倍。

此外，還有露布和公告，傳播速度也足可以和檄文相媲美：

後毋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三國志·諸葛誕傳》）

諸葛誕在淮南三叛中的第二叛中充當了司馬氏的幫兇，露布天下聲討毋丘儉、文欽，這時的他也許還沒想到，第三叛輪到他自己的時候成了露布的靶子。

東漢這個朝代特殊的社會氛圍——圖讖的流行也和社會信息的傳播模式胼手抵足，各種童謠和民間誹謗妖言會以指數級別散播，對此怒殺于吉的孫策恐怕深有體會。不過這些民間渠道給“月旦評”的名士們提供了極大的信息傳播渠道。

月旦評能攪動三國豪傑名士的交友圈，本質上也體現出皇權的衰落和基層社會治理的癱瘓，只能靠着比如汝南等地的超高級大V（許氏兄弟）的定期舉行的風評，來堵上察舉和徵辟失效的真空。《三國會要》記載月旦風評僅月餘就可以從遼東傳到巴蜀，在那個尚未形成邸報的年代已經算很快了。

《軍師聯盟》也出現過月旦評的場景

再談論一下卧底行走的路線問題。三國鼎足之勢形成之後雖然各方之間都有交戰，但官方書信的往來卻沒有斷絕。諸葛亮和諸葛瑾雖然各為其主，但兄弟二人書信往來目前有幾封存世，劉備力求和曹丕修好的書信往來，孫權向曹丕稱臣的書信往來的大致內容依然可考。

那麼魏蜀兩國處在戰爭狀態時，魏國的高級卧底竊取了《出師表》要又快又安全地帶回魏國，走什麼路線？

首先説明魏蜀吳三國境內都有較為發達的驛站，以魏國最盛：

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眾，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三國志·毋丘儉傳》）

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當因此震盪江表。基疑其作，馳驛陳狀。（《三國志·王基傳》）

在平原地帶，魏國的驛站訊息傳遞可以每日夜六百里加急送達，應該説是很快了。但跨國的驛站之間在戰爭狀態下能否保持暢通就是個問題了。

我們不妨先問這樣一個問題：魏蜀之間多有交戰，雙方各有降將投奔敵方，比如黃權降魏，夏侯霸奔蜀等等，這些“叛徒”是走什麼路到達對方陣營的？

筆者這裏以韓冉使魏為例探討一番。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的引注有這樣一則記載：

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吊，並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敕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魏書》

曹操死了之後，劉備遣使向曹丕修好。此處先要搞清楚幾個時間關係，曹操的死亡日期是建安二十五年一月，曹丕稱帝是同一年的十月，劉備稱帝是第二年的四月。下面這則史料也很重要：

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吊，並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冉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典略》

韓冉受命使魏，很明顯把上庸作為一箇中轉站，而且到達上庸之後説自己病了，不能親自前往洛陽，託付給了另外一個人送信求好。

東三郡（西城、上庸、房陵所在的位置）是三國鼎足之後的敏感地帶

上庸這個地方正是魏蜀兩國拉鋸戰的敏感地點，韓冉到達上庸時，當地的最高地方官員不是別人，正是孟達，而孟達恰好在幾個月前剛剛降魏，這就很耐人尋味了。承載着重大外交使命的韓冉選擇在剛剛投降的“叛徒”孟達那裏停留了下來，孟達的立場是很值得研究的。

聯想到孟達在關羽敗後一直私擁部曲在上庸自重，期間和諸葛亮有多封書信往來，隨即再發生叛亂，被司馬懿以閃電戰奇襲殲滅，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上庸這個地方正是魏蜀兩國的緩衝地帶。

當然韓冉還可能有另一條路走，那就是北上漢中，然後越過申儀把守的魏興郡再往東到達上庸，不過這條路不但路途遙遠，而且申儀作為完全的異己力量，可不像孟達那樣可以給他提供保護和歇腳。

另一條史料可以佐證以上庸為代表的東三郡作為魏蜀吳三國緩衝地帶的作用。

《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記載黃初四年魏國司空王朗的一封信，內有“道初開通”之語。有理由相信，這條路就是魏蜀兩國官私共用的通道，有了這條路，二十多年沒聯繫的老朋友王朗和許靖才第一次有了書信來往，這條路，就是秭歸——房陵道永安——上庸，黃權降魏走的是這條路，夏侯霸降蜀走的也是這條路，韓冉使魏還是用的這條路。

雖然秭歸在蜀吳夷陵之戰中幾次三番易手，但從永安沿大寧河谷越過烏雲頂直達上庸這條路，不管被哪一方佔據，都未能形成固守的局面。

韓冉大致的行走路線（現代版）：從成都出發東到秭歸，再到北上房縣

所以，竊取《出師表》的卧底如果想歸魏，最安全的路線就是秭歸——上庸的這條“地下交通線”，當然北上漢中出川洛看起來距離更近，但由於此地是軍事前線，突破關隘需要孤注一擲鋌而走險的勇氣。

結語

東晉時代才大行於世的《出師表》在文學史上的意義自不待言，它在編纂學意義上的位置也要等到唐初《隋書·經籍志》付梓之後才得到確切的安排，但《虎嘯龍吟》的編劇已經迫不及待用宣王的嘴口吐蓮花映照武侯噴出的老血，實在是過於急吼吼了。

陳壽的《三國志》下筆極為謹慎，遇到事實牴牾之處或者地理狀況不清楚的地方，為了防止不必要的筆仗官司，一般皆棄之不用。這雖然導致了史料過簡的毛病，但《三國志》卻是古今史學界公認的“良史”，這一點比起後來的《元史》、《明史》這種到處瞎抄民間筆記的所謂正史不知道高到哪裏去。

不過在此我們還是要感謝如此惜墨的陳老師（後世給他打補丁的比如裴松之要開罵了）在《諸葛亮傳》中完全輯出了這篇《出師表》，為華夏文壇的寶庫中增添了一顆無比璀璨的明珠，是絕對有功於後世的。正因為陳壽的傑出工作，此篇才能入選南朝昭明太子的《文選》——成了四書五經誕生之前的科舉考試的必考篇目。

昭明太子《文選》，唐宋時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説

同樣地，李斯的“賦之開山祖”的地位完全得益於太史公的董狐直筆，他錄下了李斯的《諫逐客書》（此文僅見於《史記》），否則駢文鼻祖的帽子要被扣在誰的頭上這就不好説了。

筆者在此特別拿《諫逐客書》舉例，其實也無非想吹捧一下古代尤其是前四史時代的史官的貢獻，因為這直接涉及到以《出師表》為代表的宮廷公文的傳播問題。

經學史家的強烈共識是“六經皆史”。在宗教背景淡薄的華夏傳統中，史官部分地承擔了正統教會和憲法法院在西方的使命。史學負有伸張正義、維護國民道德和信仰的特殊任務。

筆者判斷，前四史時代不但“六經皆史”，而且“諸文皆史”。公文奏章、私人書札信件的整理傳播很大一部分都是依託職業史官。陳壽在蜀漢時曾任衞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整理宮廷內外的各種文獻是他的職業所在——他就是三國時代的班固（頭銜和班固幾乎一模一樣）。

不過最後要順帶再提一句，蜀漢滅亡之後，陳壽不得不重新開始找工作，他向新老闆司馬氏求職，當時用的ppt《諸葛亮集》後來散佚太多，只流傳下來一部分，不得不説這是華夏文史界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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