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有多重要？美國人早就用行動證明了
【減税能夠縮小貧富差距？民主國家不打仗？國有企業都是無效的？中國喜歡攢外匯？……
這些你耳熟能詳的論斷，都是真的嗎？
在本文作者看來，國際社會中存在一系列的由西方製造的，並被人們廣泛接受的經濟、政治方面的神話，而這背後都是西方所掌握的話語權在作祟。對於中國來説，有必要改變以往的宣傳策略，建立中國自己的、並能夠為西方所理解的話語體系。】
一．西方創造的神話
話語權的問題是個老問題了，有各種各樣的講法，也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我們先從話語權是怎麼誤導我們的開始講起，西方確實有一些創造神話的能力，而且我們也有很長時間一直相信這些事情。比如説金融危機發生之後，英國的經濟學界做了反思，認為他們要對經濟危機的發生負一定的責任，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走了一條比較偏執的道路，只講一些道理，只認準一些思想，排斥了經濟學中其它的思想和道理。
比如，在80年代之後偏重於數理推理，認為只要數學模型有助於瞭解經濟現象，那就是好的，就可以解釋一切。同理，在金融學上亦是如此。過去人們認為，只要有一些複雜的模型，能去把一些能夠解釋的事情避開、避險，就不會再出現危機。危機爆發以後，他們意識到了自己走了一條不太對的路。但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現在差不多三十年，他們一直灌輸這條路子、這套東西，認為這都是真理，經濟學就是這些規律，直到危機使人們發現這此東西不是那麼接近真理。儘管這些經濟學中有一系列概念我們現在看來都有問題，但這些概念仍然在影響着西方政府的政策。
（一）經濟方面的神話
第一個神話就是：減税有助於富人投資與民眾消費。
這是當時斯坦福大學一名叫阿瑟·拉弗的教授畫的一個曲線。這個拉弗曲線假設，如果一個國家的税收是100%的話，那麼這個國家的人將不會再生產，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被國家拿走了。因此，如果税收沒有的話，人的積極性會更大。但國家總需要一些開支，需要税收，所以他就畫了一條曲線。這個曲線説明，實際上國家應該減少賦税，因為減少賦税，人民就有積極性投資、生產、消費。有這樣的積極性之後，就等於將經濟的盤子做大了，國家反而會因此得到更多的税收。
拉弗曲線
在你們今天相信的經濟學裏面，這套東西是不是仍在説？而這其實是一個假設，從未得到證實過的假設，但卻在我們接受的經濟學中一直當作真理，而且這個事情一直到21世紀以來還不斷地被各國政府實施。
在布什執政的八年間，有多少次布什推出了這個政策，比如經濟有一點問題了，要刺激經濟增長了，他第一個辦法就是減税。奧巴馬上台後，因為經濟危機要促進經濟回升，繼續維持布什的減税，直到今天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因為減税減到了大部分財富流到了1%的富人手裏，而99%的人賦税沒有減少，享受的福利卻越來越少。
第二個神話是市場是完善的，任何政府幹預都會破壞市場的效率與市場的自動修復功能。
這個問題在這次危機裏已經顯示了，實際上市場一定會導致危機的，這不是今天才知道，這是馬克思之前的經濟學家就已經論證了，馬克思把這做了總結，市場會自動導致生產過剩，生產過剩會自動導致金融的惡化，金融惡化會自動出現危機，然後危機淘汰，才出現長的週期，危機淘汰了一批企業，使整個市場上運行的企業大大減少，然後才能迴歸均衡，迴歸正常，市場從來都是這種規律，這個馬克思證明過，凱恩斯證明過，但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後的經濟學教條中，被認為是一個完善的東西，誰都不應該去破壞市場。
神話之三就是從上述的神話中引申出來的就是，市場是完善的，減税是有效的，因此第三個神話就是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是無效的、浪費的，所有的國家干預都是沒有意義的。
可是這個是完全違背經濟規律和整個社會發展的，這一套關於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是無效的理論最開始是在英國。英國最先發展，進行了工業化，積累了資本，害怕別國與它競爭，就説所有的國家干預都是無效的、浪費的。所以最原始的古典經濟學派基本上都持這個觀點，而這個學派的觀點背後有極其巨大的利益，即英國的工業發展起來以後，害怕被趕上，所以就用自由市場、自由競爭，反對國有企業來應付這種情況。
但是，我們觀察一下，後起國家中有沒有一個是不靠國有企業發展起來的？基本上沒有，無論是法國、德國、美國、蘇聯，還是日本、韓國，都不是這種情況。在韓國，最大的是chaebol（財閥），即所謂它的大企業，這些企業雖然不是以國有企業的形式出現，但實際上差不多，都是國家資助，國家提供資金，由一些大老闆運作。日本更是如此，由政府資助的企業集團，用漢字寫是財閥兩個字，這種日本企業制度一直主導着日本的經濟，它就是一種由金融、工業、土地，整個混雜在一起的大的企業集團，政府摻雜在裏面，政府的公務員下來都去搞這種大企業，所以政府給它有特殊的利益、特殊的政策。
二戰後，美國認為這種制度是軍國主義的温牀，就要解散財閥，但美國人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依然沒有效果，到今天為止，日本的大企業依然是這種財閥式的結構。日本和韓國都是沒有國有企業的國有企業，所以我們就知道，後發展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靠國有企業當做支柱發展起來的，所以當我們在微博上亂罵國有企業壟斷的時候，應該想想：中國是一個後發起的國家，如果沒有國有企業的話，你的市場會是什麼樣子？會是一個被外國人瓜分的市場。在叢林法則的全球市場競爭中中，單獨的私營經濟是起不來的，這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幾次工業化進程被充分證明，你連一個生產肥皂的化工企業都發展不起來，因為很快就被壓死。
這是我們學經濟學的都知道的一個道理，就是説，市場上有一種自然壟斷的趨向，原來市場上的大企業自然要壟斷市場，壟斷利潤，任何一個新企業如果沒有完全嶄新的產品，根本進不去，因為沒有活力，即使你説我的勞動力成本低，大企業也會想辦法把你擠死，因為企業永遠要想辦法壟斷，為什麼後來國家要出台反托拉斯法，就是要將大企業壟斷限制到一定程度，但這也只能做到一定程度而已，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真正做到阻止企業壟斷，所以這個神話也站不住腳。
神話之四是能源、原材料市場上價格暴漲，因為新興工業國需求巨大，造成了短缺，推動資源價格上場。
這個到現在為止仍然是，你們如果去關注一下國際期貨市場，無論是銅礦、鐵礦、煤炭、石油等市場，這些操縱者會眾口一詞地跟你説，是新興市場的需求促進了價格上漲，而實際上新興市場的需求即使增長的非常猛烈，對這些原材料的需求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僅拿石油這一項來説，整個交易石油和真正所需石油，新興市場的整體需求可能還不到五十分之一，多數的石油是根本沒有需求的一種交易，我們每天看到新聞裏報道的紐約市場上的石油，就是西德克薩斯的原油價格是怎麼回事，這些原油的關係即這些原油的真正使用和它的交易量相比，可能只有十分之一，也就是説十分之九都是用來進行金融操作的，沒有什麼意義。
神話之五是人民幣被低估是經濟不平衡的禍首，只有逼人民幣升值，才能重新平衡。
人民幣低估很大程度上也是個神話，現在人民幣從2006年以來已經升值了接近30%，實際上我們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順差都是隻增不減，沒有什麼道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你的產品基本上是別人不生產的，所以如果你的產品隨着你的貨幣升值賣得更貴的話，計算起來等於產品的價值更高，所以你的順差就更大，這個有點傻。實際上當時日元相比美元升值之後已經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日元大幅升值之後，日元還不是人民幣這一點升值，當時一下子就從兩百多日元對一美元升值到了七八十日元對一美元，升值了一半還多。
神話之六，中國是重商主義國家，只重出口，攢外匯，實行的是以鄰為壑的政策。
這是外文報紙上經常出現的説法。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沒，重商主義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有時代性的東西，它只存在於18世紀、甚至是19世紀小部分時間，只存在於當時沒有參與美洲第一輪開發的那批國家。
明白這些道理，要知道為什麼重商主義在今天是一個沒有道理的事情。重商主義的基本原理就是真金白銀才是財富，所以必須出口來換真金白銀，這是重商主義的信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信條？因為在那個時代，貨幣就是真金白銀，也就是金本位，白銀是和黃金掛鈎的。真金白銀是一種保價值的金屬，是一種貨幣，是財富儲藏的象徵。
而實行重商主義的國家是沒有第一批參與美洲開發的國家，第一批參與開發美洲的國家是西班牙、葡萄牙。西班牙、葡萄牙開發了美洲之後，掠奪了印第安人的大量黃金，同時發現了大量的銀礦。於是西班牙、葡萄牙一下子成為富國，在歐洲發展了起來。而其他國家如法國、德國、英國沒有參與第一批貴金屬大掠奪，只有用出口從西班牙、葡萄牙手中換取白銀。而黃金白銀是當時世界所有國家包括中國的貨幣基礎，所以沒有黃金白銀，你的貨幣發行是有限的，你的財富是有限的，你的經濟增長也是有限的。
我們現在知道貨幣擴張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可是當時的人不太明白，還沒有這些知識。當時的人只認識到，如果你的財富擴大，就是你掌握的黃金白銀增加。你的經濟發展是和你的黃金白銀儲備是有關係的，所以必須大量出口換取黃金白銀。
而今天我們生活在所謂的fiat money即法定貨幣的階段，就是政府有信譽就可以自己發錢，所以在今天這個時代重商主義實際上是有問題的，不存在要拼命換外匯的需要。像中國現在就發愁這麼多外匯該怎麼辦，因為它實際上已經成為“燙手山芋”了。今天再拼命的出口，換回來的外匯不像黃金白銀那個時代可以保值，因為現在的貨幣跟黃金白銀沒多大關係了，現在都是主權貨幣，你願意發多少就發多少，控制貨幣是為了控制通貨膨脹。而不是像過去一樣沒有真金白銀就沒有貨幣流通，沒有貨幣流通就沒有經濟增長。
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在清朝中國有一段時間發展得非常好，鴉片戰爭之後一下就陷入了衰退。這就和中國的白銀供給有直接的關係。你們可能都讀過弗裏德曼的《誰失去了中國》。弗裏德曼是美國貨幣主義的鼻祖，曾寫過一篇長文《誰失去了中國》，講當時美國出台的一個法案，使中國亂成一片，説的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是個非常奇怪的國家，中國最早發明了紙幣，在宋朝就出現了紙幣，在元朝也強迫執行使用紙幣，但是到了明清之後，因為管理不善，引起通貨膨脹，民眾對紙幣失去了信心，所以整個迴歸了金屬貨幣。不光迴歸了金屬貨幣，市場上還流動白銀，用碎銀子交易。所以國家很省事，就是完全不負責任，貨幣完全交給市場去運作，國家完全不管，最後形成了貨幣完全由市場決定。
結果就是隻有白銀在市場上流通，中國是一個銀礦極少，白銀產量極低的國家，而中國又是這麼大一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口，所以中國的經濟就常年處於通貨緊縮的狀態。沒有貨幣，不夠用，就是因為白銀太少。怎麼辦呢？正好那時歐洲發現了美洲的白銀，然後中國就拼命出口，出口瓷器、絲綢、茶葉，換回白銀。最後，所有的白銀轉了一圈都回到了中國。美國有個學者叫弗蘭克寫了一本《白銀世界》，描繪了在世界貿易的過程中，白銀如何從發現美洲的西班牙、葡萄牙手中，通過重商主義的英國、法國換到了英國、法國手中，又通過絲綢之路到了中國手中。
中國對白銀有巨大的市場需求，因為當時中國的貨幣就是白銀，需要不斷地進口白銀才能維持經濟的增長。鴉片戰爭的理由是因為英國抱怨中國什麼都不要，就是買你的白銀。其實，不是中國什麼都不要，而是因為中國亟需白銀，如果沒有白銀進口，中國的貨幣供給就中斷了。那個時候歐洲已經發明瞭紙幣，他們已經不需要將貨幣建立在白銀基礎上了，而中國的貨幣依然建立在白銀基礎上，這個事情從明到清一直維持到國民黨執政時期。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的興衰都和這個事情有直接的關係。
第一個就是當時鴉片戰爭。其實中國這麼大的國家，不應該打了一次鴉片戰爭，賠了一次款就垮了。但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的確確一下子就垮下了，而垮下來的一個道理就是中國人根本就沒有明白貨幣在經濟中的道理。鴉片戰爭之後，英國要求中國賠償，賠償白銀，我們的經濟血液。於是乎，就把我們大量的白銀給賠出去了。當時賠償的白銀是中國好多年的收入，白銀源源不斷地從中國流走。白銀流走之後，清政府又沒有想到用紙幣去對付市場流通，因此鴉片戰爭賠款之後，在中國就出現了嚴重的通貨緊縮。
鴉片戰爭後的中國
通貨緊縮的直接表現就是價格暴跌，使得農民不能種田，商人不能開鋪，越種田越賠，越開鋪越賠，因為價格太低。所以經濟衰退是由這個直接引起的，是由賠款的後果引起的，而不是由賠款引起的。畢竟這麼大一個國家，這麼多勞動力，經濟不應該一下就癱瘓了。最大的原因是，當時的政府也不知道如何管理，任憑價格暴跌，農民不種地，商人不開鋪，整個經濟就全面衰退，這是由白銀外流造成的通貨緊縮。
實際上這個問題，美國人也遇到了，美國人就用紙幣度過了這次危機。在美國打獨立戰爭的時候，因為美國是一個前殖民地，當時使用的是英國的貨幣，它的貨幣供給是宗主國決定的。當美國要獨立的時候，英國就將美國的貨幣供給切斷了，於是美國也沒有錢了，也面臨與中國一樣通貨緊縮的問題。後來美國人發明了大陸券continental note，就是印紙幣，拿紙幣對付危機。當然現代的紙幣管理要比當年聰明得多了，開始紙幣是非常難管理的，所以在獨立戰爭期間和獨立戰爭後的美國，通貨膨脹是特別厲害的，物價根本就控制不住。但是通貨膨脹還是要比通貨緊縮好得多，而且當時的革命政府確實是靠印鈔票度過了經濟危機，完成了獨立戰爭。所以紙幣是非常重要的，貨幣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這是衍伸出來的問題。
我們接着講弗裏德曼為什麼説美國失去了中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羅斯福要搞新政，讓美國經濟擺脱大蕭條。當時，世界上通行的貨幣都是金本位，雖然貨幣是以紙幣來流通，但是以黃金做抵押的，是黃金的代替品，不是真正的紙貨。在這種情況下，你的貨幣總量還是和你的黃金儲量相關的。只有黃金儲備增長了，貨幣才能增發。羅斯福要刺激經濟回升，他想了一個辦法，只有增發貨幣，才能刺激經濟回升。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就想到用金銀複本位來代替金本位，也就是説我的貨幣基礎不僅是黃金，還有白銀，這樣只要擴大白銀儲量，就可以增發貨幣了，也就是想出了一個貨幣增發的辦法。
他就在國會通過了一個法令，叫《白銀採購法》，而美國的白銀是有限的，就通過了一個到全世界去買白銀的法案。在實行金本位的時代，白銀並不貴，但是美國要靠銀本位來增加貨幣發行這一事實本身，就一下子使國際市場白銀價格暴漲。
而當時白銀最多的是中國，因為白銀是中國的貨幣本位。在國民黨時代，中國的貨幣還是以白銀為主，雖然中國有法幣，但就和美國一樣，是以白銀儲備為基礎的。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國際市場上的銀價開始上漲，然後中國的白銀就開始往外流，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包括走私，那時候東北已經被日本佔領，日本就大量往外倒白銀，就從中國的佔領區搜白銀。大量白銀外流，使中國陷入了鴉片戰爭後的陷阱，一下子白銀就不夠了。白銀不夠貨幣就不夠了，就陷入了通貨緊縮。
就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搞了所謂“貨幣改革”。就是當年蔣經國出面搞的幾次貨幣改革，就是金元券，即恢復金本位，或者將法幣與當時的幾種貨幣如美元、黃金掛在一起，發行一種新的貨幣。結果什麼效果都沒有，仍然控制不住。當然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間，也很腐敗。各種國民黨的大員，像幾大家族趁機賺了大錢，使得所有的貨幣改革到最後都越來越糟。通貨膨脹起來了，最後便管不住了，只好濫發紙幣，濫發紙幣的後果就是通貨膨脹很兇。因為這個事，國民黨在城市迅速失去了民心，一下子就垮台了。
我們現在如果重讀一下毛澤東的一些文章，就會明白弗裏德曼説的誰失去了中國是非常有道理的。在1947年中共七大的時候，毛澤東還講，我們要經過五年、十年的艱苦努力，才能逐漸打垮國民黨反動派。就是説在1947年的時候，他根本就沒有想到會發生1948年、1949年的事情。而1948年、1949年突然發生的事情，就是因為貨幣改革失敗，造成了城市整個的反轉，政權一下就丟了。弗裏德曼講誰失去了中國，就是説美國的一個決定，美國要擴大市場，增加白銀的這麼一個決定，最後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貨幣困難，當時的中國政府完全失敗於貨幣改革。
所有這些事情就告訴我們，貨幣在這裏的重要性。列寧曾説過，顛覆一個政權，莫過於破壞它的貨幣。但這個事情到今天來講，我們的人民幣現在完全是一種紙幣，你只要管理貨幣的發行，使貨幣的發行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又不會引起過度的通貨膨脹，你只要維持這個量，就調控這個量，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比如説在2009年的時候，我們覺得外部衝擊很大很嚴重的時候，就可以推出一個很大的刺激計劃，然後這些計劃很大程度上是靠發票子來完成的，因為現在的發票子沒什麼限制，不像當年金屬貨幣墊底，必須得跟你的某種金屬儲備有關係，或者是跟一種外匯儲備有關。我們今天的貨幣發行是你願意發多少就發多少，你只要發鈔票引發的價格上漲是居民承受得了的，你就繼續幹。
所以在目前這個完全紙幣的狀況下，你發行的貨幣量與你的外匯儲備沒有什麼關係。中國再繼續出口賺外匯是沒有意義的。當然不能説完全沒意義，它對提高你的工業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是有意義的。除此之外，不是説只要囤積外匯，就可以不斷地換取財富。這跟當年獲得財富的觀念是不一樣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説中國是重商主義國家是沒有道理的。重商主義只有在歷史的條件下才有意義，在失去了黃金白銀本位的情況下，它沒有任何道理。
還有就是壟斷稀土的説法，更是子虛烏有。對於影響一國國家安全的能源出口的管制是屬於一國主權之內的，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太大的道理。確實中國的稀土出口是太無人管控了，才出現了中國的出口佔世界生產的97%，並不是説中國的稀土就這麼豐富，我們中國雖然探明的稀土儲藏量也不太少，佔世界的40%左右，之所以產量這麼大就是因為國家沒有控制，沒有協調，誰都可以開發，這就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和一些人的暴富。
而有一些國家，比如説日本是沒有稀土儲藏，稀土完全靠進口的國家，但日本在世界稀土產品的出口中佔第二位。也就是説它從中國進口了大量稀土，不僅儲藏，還把大量稀土加工提純再出口，靠這個來賺錢。一個沒有稀土儲量的國家其稀土產品的出口竟然佔世界第二位，可見這是多麼的不合理。
（二）政治方面的神話
在政治方面，西方也炮製了一些神話，比如説政治發展導致民主必然是歷史的終結，新興發展國家必然走向“民主”。就是説走向和西方一樣的制度是歷史的必然，我們還記得福山的那本書《歷史的終結》，市場加民主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形式了，不會再有其他的形式了。
當然這次危機爆發之後，西方人才開始慢慢會想這個問題，第一個是市場的神話已經被他們自己打破了，不再相信市場是完善的了，所以市場的神話被打破。**最後，民主的神話也在被打破，**佔領華爾街是一個最大的代表，那些佔領華爾街的人聲稱他們是99%的居民，當然這個東西誰也沒有證明，還不能説是定論，但的確是極少數人的財富在最近三十年裏大幅增長，而多數人基本上沒有增長。美國的勞動階層，也就是藍領階層的平均工資收入進入二十一世界以來還不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這是因為後來這一段時間比如全球化、解散工會、解除管制等等，使得美國的勞工沒有能力進行談判，收入持續下降。他們的非工業化是跟這整個過程有關的。所以現在就引起了這樣的懷疑，我們的民主制度還有多大的代表性？
美國的《外交》雜誌，該雜誌是美國的主流媒體，曾登出了一篇文章，説我們的民主還有多少代表性。美國的民主不是直接民主，是代議民主，代議民主就是説實際上你的民主權利不是由你自己而是你的代表來行使的，而他們發現他們的代表越來越沒有代表性，所以就有了這篇文章。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致命的問題，就是説，我們原以為美國的民主是很有代表性的，但現在這個民主出問題了，所以，自己也開始了反思。
神話之二是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起碼在二戰後如此。
這個事情根本經不起推敲，很多事情我們都習以為常了。剛才我説的這些定律，基本上我覺得都已經在我們的腦子裏成型了。你們想想自己是不是這樣？而這些想法是從哪裏來的？是不是從各種各樣的報紙、雜誌上的文章看來的？你們有沒有推敲過，這些事情是不是這麼回事？民主國家不打仗，有這麼回事嗎？美國人老説，我打的都是不民主國家，雖然我們先發動戰爭，但因為對方是不民主國家，所以我們跟他們打仗。
其實，這個事情在歷史上根本經不起推敲。歷史上，從古代的民主到現代的民主，民主國家非常好戰。主動發動戰爭的往往是民主國家。你不信就拿歷史書看。從伯羅奔尼撒半島戰爭開始，也就説從古希臘時期開始，第一個發動戰爭的是雅典，而雅典是當時古希臘城邦國家中民主的代表，其他城邦國家則不是。但正是希臘挑起了伯羅奔尼撒半島戰爭，是它要建立帝國，民主要建立帝國。所以民主是想擴張，民主是願意建立帝國的，古代民主就如此。
伯羅奔尼撒戰爭
後來美國當然也如此，美國在擴張的時候很願意打着民主的旗號。美國向南吞併墨西哥的那些領土時，總統叫傑克遜。在傑克遜之前，美國人不太提民主。美國現在自詡為民主國家，你們去認真研究一下《聯邦黨人文集》，最開始美國建國的那些人從沒有人提民主，講到民主時不是當褒義詞，而是當貶義詞，與暴政差不多。民主是從傑克遜以後才成為美國政治中的褒義詞的，而傑克遜是一個擴張主義者。在他的任期內，美國開始拼命向外擴張，打的就是民主的旗號，所以民主是好戰的，民主是擴張的，民主是愛玩帝國的。
神話之三是民主能自我校正，不會出現極端現象。
這是常聽的説法。以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為例，當時整個美國國會基本上一邊倒地投票贊成打仗，然後今天才發現不對。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斯蒂格利茨做了一個跟蹤研究，大概在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中，美國花掉了大概三萬億美元，而這三萬億美元根本沒有任何回報率。等到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國會要拿出七千億美元救市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拿不出來。然後斯蒂格利茨就諷刺説，你可以拿三萬億去打仗，需要你拿七千億去救市的時候，你卻拿不出來。民主怎麼自我矯正了？民主什麼也做不了。而且在做這些事情的投票時，大部分議員都是支持的，而且民意調查顯示民眾也是支持的。
而這場仗是沒有道理的。以什麼名義來打這場仗？打伊拉克的時候説是為了消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到了以後，卻發現什麼都沒有，既沒找到核武器，也沒找到化學武器，什麼都沒找到。也就是説子虛烏有地找了一個茬，打了一場仗，花了這麼多錢，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不知道。你説民主可以自我矯正，這麼嚴重的錯誤，這麼天大的謊言，有什麼自我矯正的功能在裏頭嗎？什麼都沒有。所以這個説法根本站不住腳。
神話之四就是經常説要重寫歷史，老跟我們説你們從頭就錯了。
美國人經常鼓動、贊助各種重寫歷史的事。當年對蘇聯就是如此，拼命鼓吹各種人重寫蘇聯的歷史，罵蘇聯，顛覆蘇聯。直到蘇聯解體之後，才有一些當年被西方人鼓吹寫作的人開始後悔，開始對自己當初寫的東西后悔。比如説，索爾仁尼琴。當年寫《古拉格羣島》，得到西方人的熱烈吹捧，並且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在蘇聯垮台前就到美國了，在美國生活了十幾二十年，又看見了蘇聯的垮台，非常後悔。後來他又重寫了一本書，徹底反思了一把，又把美國臭罵了一通。他説，如果我當年要知道會有這樣的下場的話，可能我不會寫那些東西的。這些事情實際上就是話語權。
而這些事情，你們要注意一下，在中國也在發生。很多很多在中國翻寫歷史的背景中間，要注意後面的背景，不知道有什麼在支持翻寫歷史。比如説中國大躍進時候造成的自然災害，造成的饑荒，死了多少人，這就是很嚴重的一種翻寫。翻寫從紅太陽昇起，包括整個革命初期這些事情等等。所以這些東西就是讓你們覺得你們從頭就錯了。
我再跟你們説一件事，在美國從主流的出版物中，你找不到任何翻寫美國當年歷史的東西。但你可以偶爾在一些地方看到，比如説在美國被禁，後來跑到英國等其他地方出的東西。反過來想一想，其實挺正常的。因為美國建國的時候是什麼人，是一幫奴隸主精英，所以會有各種各樣的事情發生，會有我們拿今天的人權標準衡量很黑暗的事情，這個不用太認真想就能知道當時奴隸主對奴隸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所以你也明白，當時的美國不可能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但是，他們卻按照共和的原則制定了一套憲法，而制定共和的原則是非常合乎邏輯的，也就是説，一羣奴隸主去建立一個國家，誰都擔心有人最後會把這個國家變成自己的財產，所以設置了一系列權力制約機制，誰也不能用這個制度把國家控制了。所以美國有一個強大的國會，他們在這裏頭説了算，然後誰都可以控制誰，誰都可以制約誰。所以他們設計了這樣的共和制度，目的是誰都可以制約對方，不讓其有過大的權力，它是這麼一套邏輯，這麼一套道理。
但是這種共和的原則可能在權力制衡方面是個比較好的制度，但是它在歷史進程中也不斷地變化，特別是權力制衡裏的許多機制在歷史過程中以民主的名義被破壞了，因為民主就是多數人的統治，只要大多數人同意就可以取消。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年為了通過反恐這個事情，要搞愛國法的時候，就把很多共和制裏的制約機制取消了，而且是以民主的名義。當時國會在反恐的名義下必須服從布什政府的決定，所以很多權力制約的東西都被他廢除了。
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通過了一個決議，是個特別值得擔心的事情。這個議案，取消了美國企業對競選運動的捐款上限。原來美國對企業捐款是有上限的，就是説你不能無限地捐款，防止大企業、大老闆們控制美國的政治。但是我們知道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由總統不停地任命，不停地換，所以2010年的時候，共和黨換上去的法官有四名，民主黨有三名，然後他們就以四比三的格局推翻了之前關於捐款上限的法令。很奇怪的是，接着共和黨就在2010年的國會選舉中拿了多數，這也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背景之一。
就是説，如果你可以隨便地讓有錢人拿錢贊助競選的話，那麼選舉結果基本上是事先就知道的。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競選總統失敗以後，組建了一個班子去調查，得出一個結論，你在選舉的聲望和成功與否與你用錢有極大的關係。只要你出錢去做這些事情，你的聲望，你的票數一定會上升。實際上選舉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自由，只要你願意拿錢，足可以影響選民的行為，結果跟你投入的金錢有直接的關係。這些事情説明美國非常在乎自己那點事，但是它對別人都説，你們從來都錯了。
還****有一個神話是全球回暖問題，二氧化碳是元兇。
這個問題實際上到目前為止根本是一個假設，誰也沒搞清楚是怎麼回事。炮製這個事情的完全有可能是一些金融集團。因為有很多證據表明，有很多金融集團手裏握着大量的碳排放權交易產品。也就是一旦要把二氧化碳排放權作為一種交易的金融產品的時候，會造成巨大的金融財富。次貸危機房地產泡沫破滅了以後，損失了一大片，所以金融機構必須找到新的代替產品。否則他們創造出來的巨大的金融財富就會無處可去，就會成為泡沫，所以一定要創造各種各樣的東西來。
然後他們就想出了一個更加子虛烏有地東西，就是二氧化碳排放權。這是一個説不清楚的東西，到底該排放多少，該以多少為準？他們就打算將這個東西賣來賣去，他們手裏現在已經攢了大量的這種產品。美國的很多很多金融機構和政治學家，包括羅伯特·戈爾在內，都持這種觀點。戈爾是一個特別有名的反二氧化碳排放的專家，他曾經做了一個關於全球回暖的片子，還得了諾貝爾獎，諾貝爾委員會跟這個事情直接有關。
實際上全球回暖是一個根本沒有依據的説法，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比較可信的證據，證明人類的工業活動造成了全球變暖。這個説法就是根據最近幾年的變化，尤其是近幾年人類工業活動發展比較快來嚇唬人。我發現還有很多的中國老百姓相信，出於善意地理解這個事情，出於公益活動保衞地球，保護地球之類的想法。但這個善意很容易被別人利用。在你還不知道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就很積極地去做，而這個事情可能什麼都不是。
唐朝的平均氣温要比現在高得多，而且唐朝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唐朝的史書記載，在黃河流域有大象出沒。當時種荔枝的地方不光是在現在的廣東、海南，還有湖南、湖北，所以當時説楊貴妃愛吃荔枝，用快馬將荔枝送到長安。那不是從廣東那一帶運過去的，而是從湖南湖北運過去的，所以路程並不那麼遠。而且當時長安種了很多橘樹，皇帝李世民摘橘子下來分給大臣吃。今天再在西安種橘樹就會凍死，因為氣温比當時低得多，橘樹今天在西安根本種不活。可當年長安城裏種的到處都是橘樹，所以這些歷史資料證明了全球變暖根本就是子虛烏有。因為現在的氣温要比那個時候低得多，不然我剛才説的事情就不可能實現。
好在中國是一個歷史記錄比較多的國家，通過這些我們可以知道，歷史有回暖的過程，也有回冷的過程。宋朝是一個不斷回冷的過程，所以我們才輪番經歷北方民族南下。一會兒跟契丹人打，一會兒跟金人打，一會兒跟蒙古人打，就是因為北方民族在北方活不下去了，一定要往南走。在宋朝的時候，江西、湖北這些地方的橘子樹全部凍死，就是因為太冷。氣候變化不是人類造成的，氣候變化是正常的，可能會有咱們還沒完全掌握的週期。人類絕沒有那麼“偉大”，人類一點工業活動排放的二氧化碳就把冰川都融化了？這多半都是瞎編的故事。
最後一個是中國的自主創新工程是違背中國加入世貿時的協議，外國企業受排擠，要撤資。這都是為了擴大市場，實際上外國企業誰也不説受排擠了，都可以進入我們的市場，參與我們的自主創新。他們做這種事更多地是為了擴大在中國市場上的份額，這個事情不用多説。
（三）神話的一般特點
製造謊言的一般特點：
**（1）生拉硬扯，混淆事物邏輯。似是而非，誤導人們。**這個是經常出現的，他會給你講很多道理，但我們認真思考之後就會發現，他所講的道理不見得是有因果關係的，但是他把這些事情拼到一起來講。
**（2）瞞天過海，隱藏真正的信息和利益，跟你説的都是無關緊要的。**比如説八十年代初期，一段時期曾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沙特阿拉伯拼命增加石油產量，違反了歐佩克對它的規定，每天大概要比歐佩克規定的多產了一百萬桶，當時輿論都説是沙特阿拉伯為了防止蘇聯進入石油市場，要先壟斷市場，所以即使利潤不那麼高，也願意進行這個活動，唯獨不談的是九十年代以後，美國自己證明了實際上是當年美國派特使到沙特簽了一個協議，以軍事保護換取沙特增加石油產量。
當時里根上台之後要制蘇聯的邪惡軸心，搞了一個經濟戰的隊伍，包括國防部長、中情局局長等。他們研究了蘇聯的經濟，認為蘇聯之所以能夠與美國競爭，很大程度上因為蘇聯是石油出口國，而石油價格高。蘇聯就能換取源源不斷的外匯，從西歐進口技術產品，保持武器開發速度，和美國進行軍事競爭。如果美國把石油價格打下來，蘇聯就沒有外匯來支持武器開發，也就無法繼續與他們競爭。
所以他們就覺得找到了蘇聯的弱點，決定把國際石油價格降下來。然後他們就找到沙特，因為沙特的石油開發成本不到一美元，而且控制產量很容易，説服沙特每天多生產一百萬桶。反過來，他們也可以讓沙特每天減少一百萬桶石油，沙特是美國控制國際石油價格的閥門。當時美國確實通過這個辦法，將國際石油價格一下子打了下來。在兩次石油危機之後，石油價格已經漲到了38美元一桶。經過這次操作之後，石油又迴歸了8美元一桶，對蘇聯打擊還是巨大的。對蘇聯的出口換匯能力削弱很大，在當時經濟戰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這個事在蘇聯垮台十年後，才由前中情局官員寫的一本書裏説出來，之前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3）引導人們先入為主，製造定勢思維。**就是説他先把你引入一種思維，然後你解決問題基本都按這種思路，我們都知道，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是根據腦海中已有的知識、規律來看待的，但是觀察新的東西時，如果腦子裏沒有一些教條和框框，也許會從新的地方去思考，可能會找到事情的真諦，但如果他事先給了很多框框的話，你就會順着這些框框去想，會怎麼想也想不明白，這裏面有很多遊戲，包括字的遊戲，很唬人的，經常會把你的思維引入其他的一種想法，讓你怎麼也找不到結果。
**（4）控制信息源，製造信息，影響輿論。**這是現在控制話語權很重要的事情，我們現在的很多信息，比如説出現什麼事了，這個事情怎麼來的，都是被他們控制的。
**（5）之所以能夠控制信息源最大的原因就是****英語是一種壟斷的語言，**它基本上控制着信息源，我們知道的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往往是從他們那邊過來的。我們看看我們的互聯網上、報紙上的信息，當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們對事情的瞭解基本上都是把英語翻譯過來就完了。我們的信息來源都是這麼回事，不知道真正是怎麼回事。壟斷了信息源之後，也就基本上控制了話語權。而在知識這點上比較可怕，可怕是在於我們不太清楚事情的因果關係，他就可以把他的東西解釋給你，然後你就先入為主，很難再接受其他的。
我跟你們説一個事情，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給了一個法國人，叫莫里斯·阿萊，當時很多人都挺吃驚的。後來研究一下發現，這個人不只在經濟學，在物理學等很多領域非常有創建，在物理學裏還證明了幾個定律，推翻了幾個定律。在經濟學裏他培養了無數著名的經濟學家，有些他的學生已經拿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只不過這些人是美國人。阿萊原來堅持一個原則就是不用英語寫作，就被主流所排斥。而他在90年代末得了諾貝爾獎，可能是被他學生推出來的。後來人們發現，這個人有無數的成果發明。他還是在西方世界裏，只是他不用英語寫作，就出現這樣的事。
莫里斯·阿萊
所以很大程度上，英語作為一種壟斷性語言，使我們很難知道信息來源。我們如何才能對付這種事情呢？需要多加思考，不盲目輕信。不要別人一弄出來個什麼就相信，不能盲從。另外一個多加比較，縱向（歷史）、橫向、比較多種信息來源，不能輕而易舉地相信一些事情。
（四）話語權的概念
剛才講的是各種各樣的話語權，而這些事情是靠不住的，下面講講這個事情本身是什麼東西。
話語權（discourse power）本身是一種説話的能力，話語權是指控制輿論的能力。話語權掌握在誰手裏，誰就決定了社會輿論的走向。葛蘭西是一名意大利共產主義思想家，曾經被關在監獄裏，寫了很多東西，他對於話語權是有專門定義的，他給了幾個比較大的定義，一個是話語權的定義，一個是霸權的定義，我們今天講國際貨幣體系，講霸權的邏輯，霸權的定義時，往往要用葛蘭西的定義，他是很早給霸權下定義的思想家。
葛蘭西的定義：社會集團維護其地位的方式為二，一是上層建築的國家機器支配權；二是知識和道德的領導權。話語權就屬於第二種。福柯的定義：權力形式是一種知識方式，權力和知識是共生體，而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話語意味着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於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併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我們以為不證自明的道理，都是潛移默化被灌輸的，這些道理未必就是真的道理。他説這是一個過程，這些價值和觀點如何為人所接受被當作真理。
另外，話語權與“軟權力”有一定關係，就是引導別人按自己的意志思考、行事的能力。軟權力隨着國家間力量對比的變化也發生過變化。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曾先後為軟權力大國。軟權力與話語權有一定的關係，基本上國家比較強盛時，對外軟權力就大，話語權就大，別人就基本上順着他的思路去思考，所以在十八世紀時法國是這方面的代表。當時法語是全世界通行的語言，所以我們今天看俄羅斯的小説，裏面有很多法語的段落，托爾斯泰的小説裏就有大段的法語。後來由於英國起來了，英語又變成這樣的語言，最後就又變成美國的事。
軟權力與硬權力有一定的關係，但也不一定完全如此。中國在硬實力很弱時，軟權力可能更大一些：比如50年代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5項原則成為指導亞非主義的原則；70年代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影響到世界格局的發展。
90年代後，中國的硬權力加強了，但軟權力下降了，這有幾個因素。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社會主義運動現在處於低潮；當初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時強調第三世界的影響，是某種程度上作為第三世界領袖的影響，但第三世界隨着全球化分裂；我們急於與西方世界接軌，及外交上的韜光養晦的戰略，等等。本來韜光養晦是要有所作為的，但在實踐中就變成了韜光養晦，無所作為，因此在這個方面，在國際舞台上，基本上沒有中國的話語權。
二．關於話語體系
然後講到話語體系，話語體系是會變化的，有一個繼承的問題，我們今天這些話語都是繼承來的，也就是説人類的文明是一個繼承的文明。比如我們現在動不動就講民主/專制，其實民主是一個很古老的詞。而且當年的民主和現在的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但這個詞是繼承過來了。
希臘當年的民主是抽籤，今天肯定不是那麼回事。後來民主就當作一種民權、良政的代名詞，但在18、19世紀，它是暴政的代名詞。我們不應該忘記民主口號喊得最響的是法國革命，而法國革命之後是一段時間的白色恐怖和紅色恐怖。因為美國建國在十八世紀，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是前後發生的，因為當時民主和暴政連在一起的，所以重讀美國開國之父們的的文集，最典型的是聯邦黨人文集，可以看看在聯邦黨人裏面有多少是把民主和暴政劃等號的，包括麥迪森、富蘭克林等很多人都是把民主等同於暴政來談，所以説詞彙是變遷的。十九世紀之後民主才成為普選的代名詞，成為爭取婦女青年選舉，成為推動西歐北美地區的社會進步的口號。
二戰以後，民主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口號，在亞非主義盛行的時候，民主基本上促進是東方集團向西方集團挑戰的口號，因為當時要民主，講的是鼓勵民族自決，鼓勵國家獨立，所以亞非主義裏有很多。因為當時還有大片的殖民地，擺脱殖民統治是60年代的事。50年代時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支持殖民地國家進行獨立戰爭的，所以那時候民主是這邊的口號，那邊主要是抵抗。一直到60年代，西方國家在亞非拉國家赤裸裸地支持獨裁政權的外交政策，包括支持蔣介石，在韓國支持李承晚，在伊朗支持巴列維國王。
冷戰結束的時候，民主一下子變成了西方國家的武器，是從那時開始的。民主變成了憲政的完美形式，現在包括中國有一些自由派呼應這個的時候，特別愛講民主是憲政的完美形式。實際上這個既不完整，也不準確，根本是是兩回事。
總之，話語可以改造，話語可以拼接，話語可以改造成各種各樣新的詞彙，比如説俄羅斯接過了顏色革命的詞，發明了主權民主來對付顏色革命。有時一些政治家會借用一些話語來喚起人們感情的某一方面，比如布什講的邪惡軸心，明顯繼承了當年裏根講的邪惡帝國的説法，而因為蘇聯的解體被認為是美國外交戰略的成功，所以布什就繼承了這個，來繼續發展這種説法，很容易讓公眾認為他就是自己講的“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整個話語權有一個轉移的過程。
三．話語權的建立
第三部分講一講話語權是需要有戰略來推進的。
我剛講的是話語權的問題及定義，但當今話語權實際上是由美國主導的。美國主導話語權是有專門的戰略的，不是偶然的。比如説作為“精心運作的傳播”，美國國家戰略傳播是有目標、有規劃、有步驟的系統化的全球攻略，是實現由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維護並伸張其全球領導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
這一戰略的實施對於美國具有三重意義：促進國內的團結，並以此作為對外擴張的動員要素，他很明確地説這雖然是對外戰略，但是有鞏固國內的作用；對盟國而言，起到強化同盟關係的作用；對非盟國而言，則是削弱其政府、分化其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利器。這些都是美國政府文件中公開説的，美國人有時候是直言不諱的。奧巴馬也有一套戰略，也有自己的重點，第一個是使國外受眾認可其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相互利益；使國外受眾相信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着建設性作用；使國外受眾將美國視為應對全球挑戰的令人尊敬的夥伴。
包括電影，我們看到美國經常拍一些全球性的電影，包括電影“2012”。我們看到世界面臨災難，最後是美國人戰勝了挑戰。好萊塢在這個上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潛移默化地讓你認識到美國是應對全球挑戰的最可靠地、最令人尊敬的夥伴。你拿着我説的這些道理去對照美國出的甚至是娛樂方面的東西，會明白這些娛樂的東西都不是偶然，在潛移默化地作用下人家已經把這些東西都灌輸給你了，這不是無所謂的。
美國國防部有一個《戰略傳播聯動集成概念》，第一個説要增進美國的信譽和合法性（improve U.S.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引致有利於美國的態度和行為；貶損對手的信譽和合法性（weaken an adversary’s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比如詆譭（discredit）對手的意識形態或政策，揭露對手的錯誤和謊言；説服特定受眾採取特定行動來支持美國的目標，他們這個工作做得比我們細緻得多，他會去觀察你的知識分子，有目標地採取行動使其支持美國的目標；引致對手採取或放棄採取特定的行動。我知道當年有一些作者寫了不利於美國的事情之後，他們會把你請到美國，專門對你施加一定的影響。
美國這些是靠信息運作（information operations / IO）來實行的，內容是“有控的信息散佈”（manag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方式是“白色”宣傳，即以政府的公開活動（overt operations）所開展的滲透性宣傳，美國國務院主導的公眾外交以及以“美國之音”為代表的政府媒體即屬此列；“黑色”宣傳，即以隱蔽行動（covert operations）開展的宣傳活動，美國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機構所開展的宣傳活動多屬此列，包括秘密控制國內外媒體、收買政治家等大量的滲透性活動；“灰色”宣傳，即通過幕後的收買、利誘等手段誘使相關國家內部“意見領袖”及媒體從業者充當其代言人，從而達到張揚美國利益訴求、進而影響相關國家政府決策的目的。這個不光包括他的對手，也包括他的盟友。
有個美國人曾出了一本書，叫《文化冷戰》，講了冷戰時期美國如何通過這種灰色方法，一方面針對蘇聯集團的代理人、知識分子，另一方面針對西歐，如何影響自己的盟友。你們讀了之後會非常吃驚的，因為有很多非常有名的人物都在美國中情局的名單上，而且都是受過中情局恩惠的，尤其是很多西歐的名字，還有一些很細的故事。當然在此三種國家戰略傳播活動中，所謂“黑色”和“灰色”宣傳基本由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機構負責，其行為極其隱蔽，不是公開的，預算非常大，通常都是幾百億美元。在這個問題中我們要明白的一個細節是，這些行為都是有意的，不是偶然的。
這個書的作者叫桑德斯，全名是《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香港中文大學學者王紹光寫了一個書評。看完這本書，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央情報局實際上就是美國的隱性宣傳部。而且遏制戰略的提出者凱南曾説美國沒有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白。
所以文化冷戰雖然講的是過去的故事，是歐洲的故事，但是我們通過這個故事可以知道，實際這個事情在中國也是在發生的。只是到現在還沒有人去搜集材料，把這個事情挖掘出來。而這個在歐洲已經挖掘出來了。我們可以知道各種各樣的新聞社、出版物實際上都是美國資助的。這個我倒知道中國有些研究機構和出版物都是美國資助的，包括一些省份的出版物因為投資開放了資本，也得到了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中國現在的輿論環境就比較複雜了，成分比較多，觀點也比較多。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在看媒體的東西時，心裏要有一些準備。不要看什麼就信什麼。因為媒體在報道的過程中會有意無意把一些東西輸進去，這是非常講究方法的，輸進去以後，你覺得是看新聞報道，同時會不知不覺受到他的感染。美國在這方面是非常有手段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讀過李普曼的書。從二戰起，李普曼對羣眾心理就有了大量的研究，他們會把這些東西通過培訓、教育輸給新聞工作者。而新聞工作者會把這些東西灌輸進去，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你在閲讀或者收聽新聞的同時，就受到了影響，就被動接受了他的邏輯，這個其實挺可怕的。
李普曼在書中講到，一般我們都認為美國人的工作對象都是自由派，因為比較好掌握，容易引起回應。但實際上通過對現有資料的研究，其實也不見得如此。二戰後在歐洲，他真正下功夫去做的對象是那些有幻滅感、有挫折感的非共產黨的左翼人士。所以他在其他地方也不一定就找我們認為的那些自由派人士。比如他把曾經加入過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人，如法國作家馬爾羅、英國作家奧威爾等，他們都參加過共產主義運動，又感到失望，他們很容易利用這些人。這樣做背後有很多手段的，給一些小恩小惠。比如説請你開會，給你出機票等。這種事情很多，很多人事後説不知道。但也有一些人是知道的，還是願意去享受這些機會。
以上展示的這些過程説明美國政府是有意營造這些行為，他們是有戰略一步一步實現的。剛才我講的都是公開的戰略，另外那本書還從戰術上講美國中央情報局是如何落實這些對外戰略目標的：一步一步地去説服對方，在自己的盟國和對手中製造一批代理人，能夠不停地替美國説話；造成一種感覺，例如美國是全球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國的領導是有利於全球的等等。
另外我要補充一下，約瑟夫·奈是軟權力的發明人，他在“軟權力”理論中有一種故意的誤導。軟權力實際上是我們今天探討話語權最重要的理論了，而在這個理論中有一個特殊的趨勢，好像是説任何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文化都自動地具有能夠發揮的“軟權力”。他舉了很多美國和英國的例子，也可以反過來講，中國強大的時候，西方特別羨慕中國，也會把中國的生活方式作為模仿對象，就有了一定的軟權力，很模稜兩可地把這些故事講了一遍。實際上十八世紀的歐洲經濟規模還沒有中國大，生活水平也差不太多，中國的生活方式是西方人的模仿對象，當時中國的軟權力還是挺大的，比如説喝下午茶的習慣是來自於中國。
這些影響好像是自動產生的，但他顯然是故意忽略了美國軍事和情報機構的大量隱蔽活動的作用，而僅以導言裏的一句“那並不意味着中央情報局在生成軟權力方面毫無作用”而輕鬆描過。而我認為實際上美國政府是非常在意而且精心去做這個事情，這些事情在奈的理論裏被一筆帶過。但我們要清楚這個事情，我們接受的很多事情不是天然的，是被誤導的。而這種誤導是他們精心製造的，而不是因為我們以為美國的物質文明發達，因此精神文明就發達，所以我們就誤入歧途了，其實這是他精心引導你進去的。
四．中國話語權的建立
最後給大家講講中國建立話語權的問題。我們到現在講話語權裏充滿了西方尤其是美國謊言，而這些是美國故意造出來的。那我們怎麼辦？我們是不是要建立中國的話語權
而我們中國人在國際話語權方面確實是處於劣勢，而且我們在建立自己的話語權時還有幾個困難：第一個是中國到現在為止沒有世界承認的獨立話語體系，很多事情我們自己都説不明白，是摸着石頭過河，沒有具體的參照。
無論我們是説和平崛起，和平發展還是其他，別人再繼續追問你，我們往往就説不太清楚，因為缺少一個體系的支撐來説清楚。所以在清華大學的一個美國社會學家，他給中國製造了一個體系，就是新儒教+社會主義。這裏我打了一個問號，因為這個問題是美國人提出來的。而中國現在有必要提出這種體系，搞研究的人應該思考一下這個問題，未來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可以剖解成很多課題，但它是方向性的，你需要弄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第二個是西方（以美國為首）仍掌握着國際體系中的話語霸權，仍然在散佈着有關中國的許多偏見，甚至掌握着有關中國的國際議題。
比如我講到的匯率問題，外匯儲備問題，貿易問題，他們掌握着這些問題，可以解釋這些問題的道理。而實際上形成的問題可能跟這些沒什麼關係，但是他們控制輿論的時候，就會讓事情按這個方向去解釋，去做。所以他們仍然掌握着話語權，是我們很被動。很可能我們説的東西沒人聽，或者沒人聽得懂，因為話語權是個先入為主的東西。他先把你引入某種定勢思維以後，你順着他的思路去想，怎麼想都會覺得很合理，就是這麼回事。而實際上的事實道理可能跟這個完全沒有關係。但當你在別人的話語體系之下的時候，順着別人的話語去想是很容易的。
還有一箇中國本國的媒體仍不發達，仍在以拿來別人的東西為主。我們對很多問題的分析，基本上還是以拿來主義為主，很少能有獨立的分析。甚至去拿別人的信息來組建自己的框架的時候，也會受到話語權的影響，因為這個分析框架很可能是別人希望的分析框架。
還有一個比較要命，我們的管理體系與掌握話語權的技巧都大大落後於西方國家。別人還沒有專門的機構，美國的中情局、國防部在做這些，他們還有其他的功能，這些部門承擔的職能之一是炮製對外傳播戰略，掌握話語權，影響別人。我們的宣傳大大落後於別人，這和我們的機構和整個經濟結構轉型有關係。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雖然知道這個很重要，從國家到地方各個層面都有專門的人在管這個事，但它仍然是在計劃體制的一個產物，跟不上市場經濟的實行。它不知道怎麼做，而且還經常造成了對立。在計劃經濟體制裏，那就是國家的機構，它就是權力機構，只要下命令就夠了，下面只是一個服從的過程。而在市場經濟體制裏，雖然政府有目標，但是政府機構更要去引導。就如同美國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做得非常隱蔽。
比如説美國人非常強調新聞自由，但是在美國居住或者工作尤其是在美國媒體工作過的人就知道，美國其實沒什麼所謂的新聞自由。剛才講到了，美國的對外傳播裏有manag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也就是説我給你的新聞是有控制的。這個東西本身很重要，本身我就控制了新聞從業人員的向心力，也就是説你必須跟政府有比較好的關係，否則你什麼都得不到。美國是靠這些來控制輿論的，而不是簡單地靠命令。
應該造成一種服務於媒體的感覺，讓人很願意跟你合作，讓人自動跟你配合。美國在實施自己戰略的時候需要各種配合，包括媒體的配合，NGO的配合，他的很多事情是通過基金會、非政府組織這些來實現的。
我們不能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做法，這跟市場經濟明顯對不上了。這些媒體要生存，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市場的行為。
美國當年都是由政府扶植、資助大量的非政府組織，通過他們在外面扶植代理人和親美勢力。而我們今天完全靠政府是很有問題的，起碼要學會政府在市場經濟的環境裏如何做這些事情，得明白這個問題是話語權的問題，是個主導宣傳的問題。
但這個事情怎麼做？不能再按以前的方法做了，也得參考一下別人的做法。比如在對外宣傳戰略上，美國有一個要團結內部凝聚力的作用，這個我剛才講到了，無論它是謊言還是什麼其他的，它已經把那種觀念先入為主地植入人們的腦子裏，美國民眾就不信任宣講這種事情，何況是外國政府。所以中國政府出去宣講這種方法基本上是沒什麼效果的。
中國現在面臨着一個非常重大的任務，就是構建有説服力、有因果關係、有內在一致性的話語體系，能夠讓別人明白、理解為什麼中國走自己的路是對的，發展得比較好。我們這個問題一直沒弄清楚，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話語體系，儘管你做得比其他國家都好。而且弄得咱們的互聯網上的憤青們一天到晚罵中國，罵中國政府，好像什麼都不好。其實你到世界各地走走，沒有一個地方比這個地方發展得更好。這就是一個極奇怪的反差。而且如果你替政府説兩句好話的話，就會把你罵得一團糟。但你要跟他們一起罵政府的話，他們會説你這個人真正直，真正義。這成了一個沒什麼道理的事情。現在這個話語權是極其不正常的，你又找不到一個什麼東西能説明這個道理，這是怎麼回事。所以這是我們研究人員非常亟需的問題，需要一個能夠找到這些內在關係的話語體系，能夠讓人明白為什麼中國比別人發展得快，發展得好。
當然這也是有人要割裂我們的歷史。2009年我們慶祝建國60週年的時候，別人很願意提我們前三十年後三十年，實際上這是比較荒唐的，六十年是有一定的連貫性的，雖然這中間有起伏，有錯誤。整個中國現代化工業化的進程，如果沒有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什麼也做不成。所有的工業基礎都是在前三十年打下來的，沒有這前三十年重工業的底子，你後三十年的輕工業怎麼發展？而這些也是話語權的事情。
要講明白中國為什麼這麼成功，就要講明這六十年的發展。而你自己也説不清楚。你這六十年的經歷，確實是西方大國走了幾百年的路，你為什麼這麼快走出了這樣的道路？是怎麼做的？中間的邏輯到底是怎麼回事？到現在還沒有講清楚。不可能是你的制度沒有任何優越性。別人是民主，你就是專制。民主比專制優越得多，但無論是社會成績還是經濟成績你做得都比民主的好得多，這似乎不可能。但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説不出來，沒有任何説服力。
所以這是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責任，我們需要去探討這些事情，需要去説明這些事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實際上中國發生的事情，在人類歷史上是個奇蹟，在兩百年的世界史中找不出來。但是為什麼發生了，沒有人解釋得出來。現在各種外國人在替中國人找根據和道理，中國自己也在摸索，但還沒有找出令人信服的話語體系。比如説北京共識是羅默發明的，他想找出一些和西方不同的東西，但也沒找出特別不同的東西，也沒説清楚。
奈斯比特寫了《中國大趨勢》。奈斯比特也是個人物，在80年代是全球的風雲人物，他是名未來學家，出了《大趨勢》，被翻譯成二十幾種語言，不知道賣了多少冊。90年代以後他來到中國，在天津建了一個研究所，跟蹤研究中國十幾年，兩年前出了一本書叫《中國大趨勢》。他就試圖來解釋中國奇蹟的道理，總結了八個道理。
但他畢竟是西方人，不敢從根本上挑戰西方的一些東西，所以他就旁敲側擊地説中國是跟西方不同的一種民主，西方走的是橫向民主，中國走的是一種縱向民主。橫向民主是大家每個人的權利好像都是平等，投票的時候是一樣的，但是決策的時候這個決定不一定能貫徹下來。但是縱向民主的好處是民眾的要求直接上升到上層，然後上層又反饋下去。他舉了很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事情，包括土地承包責任制等很多事情都有一種上下的互動。總之這些都是外國人在幫中國人找東西，而我們自己仍然還陷在幾個公文式裏，這些已經很難説服別人了。
還有就是我們在國際對話中都用自己的話去説，可能我們是想用、想創造自己的話語體系。可惜的是這種體系不是別人能聽得懂的，所以在國際對話中要多用西方人聽得懂的語言去説服他們，效果比官方的宣傳好得多。這可能更符合事實，也更能讓別人聽得懂，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可能還需要做一些工作。
西方的話語體系我們也可以用，我剛説到有話語繼承、話語轉移的問題。你不能説我乾脆跳出去，創造一個自己的話語體系。你要做一個完全沒有繼承，沒有嫁接的話語體系，讓別人接受是非常艱難的，還是需要某種程度的繼承與嫁接。只有以這種方式，別人才接受這個事情。但是這個事情不一定要非常狹窄地去理解。
比如説我曾經跟歐美人辯論幾次就是在説這個問題，他們老是在民主與專制的問題上鬧不清楚。我就説，你能不能想象一下這世界上不是隻有民主與專政這兩種制度，因為我們跟他們爭論的結果就是好像我們到最後只能在這兩個話語中間選擇，不可能有其他選項，即非民主即專制，非專制即民主。基本上是無法解脱這個套。
我覺得這是個圈套性的東西，一旦進去很難解釋。比如説我們現在説是什麼樣的民主，你們是什麼樣的民主，我們是什麼樣的民主，只能在這裏解釋，而這麼解釋來解釋去也沒跳出來。因為他給你的解釋框架就是隻有我這個才是民主，你只有跟我的標準一樣才是民主，不是民主就一定是專制。我覺得，這是話語權很大的誤區。我就跟他們講，你得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講，我就説實際上民主與專制是政治制度的問題。而人類的政治制度絕不像你想得那麼簡單，只有民主和專制。
比如説你們西方人從來都認為你們的文化是希臘羅馬文化的延伸，我們講這個必須先從希臘講起，希臘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是第一次給政治制度分類的思想家，最起碼分了三類到六類政治制度。你們説的這種民主制度，在他那只是一類。他把每一類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礎、羣眾支持、制度的上升和衰落全都講了一遍。我們總不會比古希臘人還傻吧？希臘人都知道政治制度起碼有那麼多類，我們認為只有兩類。這個問題你不能簡單地把我非民主就劃到專制裏吧？你這麼一説，他們還説就是這麼回事。
我還説，現在你們的民主制度其實是在退化。同樣，亞里士多德就指出了一個制度有上升期和衰落期，他分析了各種各樣衰落期的表現形式和道理。你們是不是該注意，你們的民主制度有沒有衰落的跡象？因為民主制度的衰落，你們連個像樣的領導人都選不出來。因此，你們就沒有權利來指責我。其實是你們的制度出問題了，不能站在一個制高點上來指責我。
有一次我跟一個很年輕的德國議員説這個事情。本來德國人在這個事情上不太講意識形態，但他完全按美國的東西講，他在德國的一家外交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大文章，高唱德國應該跟亞洲的民主國家有更多聯合，雖然沒有明確指明針對中國，但意思就是如此。後來我跟他吃飯的時候講了這個。你以民主為標準來結盟有沒有道理，民主國家之間也很經常打仗，我可以給你舉幾個例子。後來把他弄得很難堪，因為我把他所有立論都推翻了，而且説你連古代歐洲人都不如了，連最起碼的分析能力都沒有了。
所以當我們的知識多一些的時候，我們就不會陷入別人的話語權，跟着他講這個事情，你一定要跳出他的話語權，你才能找到自己説話的根據和邏輯，你就會覺得，他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一定要用別人聽得懂的話去説，讓他多問一個為什麼。我們站在這個邏輯上説中國，可能是沒有什麼道理的。所以你要讓別人客觀地理解看待你，你也需要想出一套辦法來解釋自己的行為，讓別人去明白。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