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攻愚:瑞典的垃圾處理系統與瑞典社會的演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攻愚】
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要求從本月底開始,中國將停止進口包括廢塑料、未分類的廢紙、廢紡織原料等垃圾在內的24種洋垃圾。
西媒對此報道散發出來的強烈的憂慮感也讓不少國人恍然大悟,原來中國之前進口“洋垃圾”的舉措可以承擔這麼多的“國際責任”。
長期以來主要依賴出口來解決垃圾問題,而中國十幾年來一直是洋垃圾的主要目的地,而這一紙禁令讓很多西方國家如喪考妣,不得不倒逼其本國的垃圾處理產業升級,更有西媒比如CNBC還是拿出一副很替中國着想的面孔,認為中國此舉“殺敵八百,自損一千”,沒有了洋垃圾會推高很多製造業的成本,比如造紙業。他們引用了淘寶給出的數據,説如果沒有洋垃圾做原材料,快遞用的紙盒和各種包裝的成本會翻倍。

CNBC的報道認為洋垃圾禁令會讓中國的快遞包裝盒成本翻倍
不管如何,隨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不斷深入人心,“洋垃圾”禁令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但關注洋垃圾進出口行業的讀者可以發現一則奇異的新聞:瑞典2016年底決定從國外進口洋垃圾,因為國內的垃圾分類和回收做得實在是太好,用來做能源的垃圾都不夠用了。
網絡上吹捧和讚譽瑞典垃圾分類回收再利用政策的文章汗牛充棟,這個北歐小國已經把自己打造成了全球範圍內的“垃圾產業”的名片,歐盟環境總司還多次派取經團去瑞典調研,立志要把這個瑞典特色推廣到歐盟各國中。
筆者在瑞典生活和學習期間,對該國的垃圾分類和回收舉措印象極為深刻。
瑞典房東曾手把手教我識別每個垃圾桶的標識和如何對家庭垃圾進行細緻地分類。這些垃圾桶都整齊排列在小區的垃圾分類站內,有六到八個不等,換言之,垃圾也要分成六到八類。
生活類垃圾的分類也是基於瑞典製造業和商務部門指定的包裝材料主要,是六大類:玻璃(Glas),塑料(Plast),紙張(Papper),金屬(Metall),陶瓷(Keramik)和木質類(Trä),只不過轉換成垃圾的時候木質和紙張歸到一類,再把食物殘渣單獨歸類,塑料再細分為有害無害。


典型的瑞典生活區垃圾分類箱和垃圾分類守則
把垃圾按照既定的規則劃分,投到指定的垃圾箱內,僅憑這一點還不夠瑞典。筆者把垃圾帶給中國留學生的一系列奇聞異事歸納一下:
1 扔牛奶盒的時候沒有壓扁,被鄰居發現後投訴到物業,房門被貼條;
2 當月的房租繳費清單多了300多克朗,發郵件一問才知道,某天扔啤酒瓶子的時候,啤酒瓶子蓋連同啤酒瓶子一同扔進了“Glas”(玻璃)類的垃圾桶內,被鄰居發現投訴;
3 生活類用紙扔在了“Papper”類,收到了公寓物業的警告信。
筆者在同胞留學生聚會聊天的時候,聽到的諸如此類的種種因為垃圾分類不當而被警告甚至罰款的頻率很高,首先暗自慶幸自己的鄰居沒有如此“事兒媽”,但還是很詫異瑞典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較真兒”,也逼迫我不得不回到垃圾分類站,一個詞一個詞的Google到底什麼意思。
比如生活用的無色A4紙不能仍在貼有“紙”的垃圾桶裏,簡直滑稽,後來才明白,這個桶專門用來回收包裝紙和硬紙板類。而每個牛奶盒上都清楚地註明了“扔到垃圾桶之前請弄扁”,目的是提高回收效率。
除了留學生對瑞典垃圾分類系統的熟悉程度這個問題之外,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經常有人會舉報別人沒按規矩扔垃圾。
而且在大學校園留學生論壇和瑞典最大的英文社區thelocal裏,抱怨因為扔垃圾被投訴的帖子也極為常見。
基督教的傳統社會氛圍在瑞典已經很是淡薄,但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生存氣息可以説相當“佛系”,相對來説,鄉村地帶還保留着些許祖輩遺留下來的熟人社會的生活規範,城市工薪階族鄰里之間也基本上只剩下點頭之交。
一起住了十幾年的對門兒沒什麼來往也極為正常,那為何瑞典人為何熱衷在“扔垃圾”問題上對周圍的人如此刻薄?
基礎設施建設和日常生活硬件的高度標準化,讓普通的瑞典人對程序和套路頂禮膜拜,本來是坊間很流行的調侃瑞典人的段子,説夫妻雙方要啪啪啪都要先寫書面預約申請,現在居然也變成了現實。
熟人社會在上世紀末的逐漸解體和走向瓦解,也客觀上助長了這種告密風,“獨狼”式的生活無須再估計熟人的面子。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瑞典加入歐盟之後便制定了相當嚴格的垃圾分類標準,並且還專門設立了半公務員系統的ombudsman對居民進行網格化管理,監視垃圾分立情況,不過此舉很快遭到了絕大多數民眾的抵制而作罷。
部分原因是因為每年攤到每户居民頭上的垃圾管理費會增加額外的1700克朗左右,而且對違背居民自治理念的政策有強烈的排斥情緒。
但政策慣性和一系列深層次的社會原因催生出來的大批城市“心理潔癖”者,是“垃圾舉報小團隊”的主力軍。
瑞典的各類文學和藝術作品從來不乏對這類人的描繪,比如瑞典的吸血鬼小説《生人勿進》和電影《一個叫歐維的男人想去死》,前者塑造了一個吸完血後還要再檢查一下樓下的垃圾站是否歸置得當的吸血鬼;後者的男主角每天去垃圾站檢查金屬罐頭蓋和玻璃罐頭瓶在當垃圾扔出去的時候有沒有分開,以此為樂。

電影《一個叫歐維的男人想去死》截圖,男主角每天都要去垃圾回收站檢查一遍
其實“心理潔癖”者未必代表這個人的衞生習慣多麼良好,經常舉報別鄰居垃圾分類不當的,自己的卧室很可能亂的像狗窩一樣。
生活成本的算計
瑞典特色的垃圾處理模式真的就那麼高大上嗎?越來越“左傾”的瑞典社民黨在2002年之後出台了更為嚴苛的環保法令,將垃圾掩埋的比例強行降低到了1%左右,也就是説,99%的垃圾在紙面上成了可循環利用的資源。
本文限於篇幅,僅重點談一下瑞典垃圾的焚化處理。瑞典2005年之後垃圾填埋幾近絕跡的情況下,此消彼長近十年來瑞典垃圾分化的比例急速上升。
正如老齡化會催生護工行業的發達,難民產業鏈催生了難民律師業的蓬勃發展一樣,垃圾焚化業助長了垃圾處理公司的興旺。
這個瑞典企業黃頁下列舉的專門搞垃圾焚化處理的公司,九成以上都是近十年來冒出來的私企。

瑞典垃圾被填埋的比例明顯逐年下降,到了接近於0%的程度
垃圾焚化公司的大批湧現可以作為瑞典私有化浪潮的典型註腳,今年6月份在斯德哥爾摩南部郊縣南泰利耶,幾名負責給焚化公司運輸的垃圾管理員不滿工資待遇,在未能得到工會支持的情況下鬧罷工,結果都被公司解僱。
回到前文所講的瑞典要進口洋垃圾的政策出台,箇中緣由就不難理解了。正如其他行業的過度競爭會導致產能過剩一樣,作為瑞典供暖系統的重要一環的垃圾焚燒在承擔必要的環保功能的同時,必須還要盈利,供求不足只能求諸於外。

用來焚燒的垃圾
那麼,瑞典的垃圾焚燒對全國的供熱系統的貢獻度如何?對普通瑞典百姓給予的積極正面的影響可以量化到什麼程度?
其實問題並不難回答,相比政府能否在環保問題上從90分提高到95分,普通民眾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質量有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善:垃圾焚燒轉化成的熱能是否能降低了民眾的取暖成本?
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普通瑞典人不得不以每年增加10%-15%的取暖費用以渡過漫長的嚴冬,對此筆者深有感觸。
2013年的冬天相對往年出奇的寒冷,筆者當時搬到了烏普薩拉城市西南部最大的大學生公寓區Flogsta。每棟樓前的廣告欄和跳蚤市場發佈欄裏貼滿了各種二手貨的廣告,最頻繁可見的莫過於取暖器。

垃圾焚化站工作人員在檢查垃圾焚化情況
該學生住宿區均是19平米的單人間corridor,很顯然室內所謂嚴格按照人體熱能設計的暖氣片達不到基本的取暖要求,11月底就有幾名女同學晚上被凍的嘔吐就醫,成了第二天留學生報“Eurostudy”的頭版。
不但是留學生,大批普通的瑞典民眾在嚴冬到來之前都會去家電超市ClasOhsen看看有沒有物美價廉的取暖器。於是,電費的增長成了採暖成本上升的主要指標。
市政廳對民眾取暖的訴求回應主要有兩點:1 暖氣沒有弄的很熱是因為把你的身體熱量散發也算進去了,不信的話,你們可以去查烏普薩拉大學化學系某教授的研究數據,如果你覺得不夠抗凍,是你平時身體缺乏鍛鍊;2,暖氣不能太熱是因為如果室內外温差過大,容易感冒,對身體也不好。
相比某島可以用愛發電,瑞典靠人體散熱取暖(2011年,這成了瑞典斯德哥爾摩中央火車站取暖系統的廣告)看起來好像不是那麼荒謬,但還有一個瑞典政府不好解釋的問題,垃圾焚燒的前提是垃圾運輸和集中管制,這筆運輸費是要平均攤到每個社區的住户頭上的。沒有了垃圾分類監督員,這筆生下來的物業費被轉嫁到了垃圾運輸費頭上。

BBC對斯德哥爾摩火車站用體熱採暖的報道標題
城市邊界不斷延伸,規模不斷擴大,但是焚化廠並沒有明顯增加,幾個焚化公司出於成本考慮共租一個焚化廠是常事,畢竟地價很高,於是垃圾運輸工作變得更繁重,上述工人罷工的原因也是基於此。
結語
對於普通瑞典人來説,對環保的執着和垃圾處理系統的熱心關注,也把他們自身綁定成了垃圾循環利益鏈條的一環。畢竟,在任何政治議題都有可能造成民意撕裂的今天的瑞典,揮舞着環保大棒對大眾進行敲打反而是很安全的。
前文提到的市政廳理直氣壯的回覆“你身體差不抗凍,不能怪暖氣片”的理論看上去有點荒謬,仔細一分析其本質上的邏輯推理是“你不合理不健康的生活習慣會拖累環保這個大局”,這也是瑞典人居然能欣然接受的深層次原因,而且城市健身房在冬天打出的“健身+禦寒”宣傳片對民眾有着潛移默化的心理暗示。
以筆者的生活經歷來看,不得不説瑞典的垃圾分類除了節能環保的光環之外,還有附帶有某種娛樂功能,比如去超市買飲料,查看參差不齊的塑料瓶的回收費就是個樂趣,一瓶價值15克朗的可樂,實際上是13克朗的可樂費+2克朗不等的瓶子費,鼓勵你喝完可樂之後蒐集瓶子投到回收器中。

瑞典超市門口的可樂瓶回收機
於是更大的樂趣是拿醬油瓶和菜籽油瓶投到回收器看看能不能吐出錢來,這還可以檢驗傳感器的靈敏度。筆者在這裏還是感慨印度留學生的聰明才智,筆者曾親眼見到他們示範改裝油瓶的全套程序,和回收器鬥智鬥勇。基本步驟是先拿很熱的水燙一下油瓶,偽裝成可樂瓶的模樣,否則瓶子還會被原封退回。
垃圾分類和回收作為一個產業鏈,政府——企業——民眾三個主角的鬥法是永恆的戲碼,在這個舞台上上演的各種大戲絕非藍天白雲那樣曼妙,皺着眉頭挑選取暖器的平民百姓,被下崗的垃圾運輸員,半夜三更被凍嘔吐就醫的女留學生在環保的洪流中都是可以被忽略的匆匆過客。
也許在暗地裏偷窺揭發檢舉鄰居倒垃圾不守規矩的人,很可能和改裝油瓶的印度小哥有同一類訴求——能在這個產業鏈中找點愉悦感,也算是這個國家灌輸環保理念之餘的額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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