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梓：“性侵門”席捲美國政壇，2018誰會被拉下馬？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敏梓】
面對2018年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2017年美國註定不會悄然度過。何況今年還多了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特朗普總統。
只是回望今年的美國政壇，畫風實在有些詭異，沸沸揚揚鬧了一年多的“通俄門”事件始終撲朔迷離，但有一件事情卻是“越辯越明”，甚至始料未及地成為一場席捲美國政壇的颶風。
這場颶風由多名女星指控好萊塢大鱷、製作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而引發，在此之後，在twitter和INS上通過話題#Me too#，鼓勵曾經被性騷擾或者性侵的人勇敢站出來，為女性權益發聲的活動。從好萊塢開始，席捲娛樂界、體育界、商界，現在這股颶風一路刮到了政界，數位高層牽涉其中。
Me too最初是由社會運動家Tarana Burke在十年前發起的運動。作為性暴力的倖存者，Tarana Burke關注邊緣化的女性，在看到無數年輕女性為了同樣的問題苦苦掙扎後，她試圖能夠找到一個更為直接的方式來表達同理心——即通過同情給予激勵。這就是Me too運動的起源，簡短的兩個字是如此的有力量，能夠為性暴力的倖存者帶來鼓勵的信息，讓同情的力量去戰勝恥辱感。
12月初，美國《時代週刊》評選出2017年度人物。今年的年度人物並非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羣體，《時代週刊》稱她們為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這個羣體通過勇敢的站出來，對抗性騷擾和性侵犯，敢於説出自己的受害經歷。他們來自於各行各業，有一些也像Tarana Burke一樣是婦女運動的先鋒人物，甚至包括那些受到鼓舞已經站在臨界點的男性和女性。
《時代週刊》的封面寫到：它沒有一個領導，也沒有統一的信條。打破沉默者跨域種族、階級、收入和職業，他們在世界的所有角落……他們是運動的一部分，儘管這個運動並沒有正式的名稱。但現在他們發出了聲音。
圖片來源：時代週刊，左下角第一位即Me Too運動的發起人Tarana Burker
正如《時代週刊》表達的那樣，所有打破沉默的人，包括在社交媒體上參與的羣體，他們共同掀起了一場變革，將自韋恩斯坦爆出性侵的#Me too運動又一次推向了高潮，但這一次是國會山。
多米諾骨牌
好萊塢歷來是自詡精英的民主黨的擁躉，尤其在去年美國大選前後，好萊塢的明星們幾乎一邊倒地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利用自己的公眾影響力拉票，同時對特朗普進行口誅筆伐。這一次哈維·韋恩斯坦的性醜聞事件，徹底將好萊塢拖入了極為尷尬的境地。
10月5日，《紐約時報》刊登記者喬迪（Jodi Kantor）和梅根（Megan Twohey）的報道，數十名女性指控曾遭到韋恩斯坦的性騷擾、脅迫或是強姦，後者是好萊塢著名的電影製作人，有着奧斯卡金手指之稱，經其公關的影片幾乎可以板上釘釘問鼎奧斯卡。10月10日，NBC的記者羅恩·法羅在《紐約客》雜誌繼續指控韋恩斯坦的性侵犯以及性騷擾罪行。新聞發佈後一片譁然，對於慣於營造人設的好萊塢來説，這無疑是一次自殺式的襲擊。
韋恩斯坦
哈維·韋恩斯坦是民主黨著名的金主之一，在奧巴馬和希拉里競選期間都曾積極活動，籌集數百萬美元的競選資金。同時韋恩斯坦也是奧巴馬在任時白宮的常客。就在韋恩斯坦事件還未平息之時，讓民主黨更加措手不及的事件連番爆出，韋恩斯坦曾經支持過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阿爾·弗蘭肯（Al Franken），被一家電台的女主播發文控訴當年曾被其性侵，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位老兄還留下了實錘（下圖）。此後又有多名女性站出來指責弗蘭肯在進入參議院之後仍然不收斂，還曝光了一批親密照片。弗蘭肯只好灰頭土臉地道歉，稱自己當時行為失當，並強調無心之舉，同時表示願意接受國會道德委員會的調查，但堅持不肯辭職。然而在黨內多方的壓力之下，12月8日，弗蘭肯最終宣佈辭職。
在弗蘭肯宣佈辭職前幾日，民主黨大佬、時年88歲的眾議員約翰·康耶斯（John Conyers）在被多位國會前職員控訴不當性行為後，面對不斷高漲的要求其離職的呼聲，宣佈退休，但仍然否認對他的指控。
康耶斯於1965年首次出任眾議員，是任職時間最長的黑人國會議員，連任27屆，同時也是司法委地位最高的民主黨議員，民權運動的代表之一。在對他的指控中，其前助手聲稱康耶斯曾經動用國會資源，用直升飛機接多名情婦會面。媒體更是爆出2015年康耶斯曾經與一位指控他的國會女員工達成了和解，並給了女員工高達2.7萬美元的“封口費”，而這筆“封口費”卻是由康耶斯辦公室的預算中給出。
民主黨手忙腳亂的同時，共和黨也不能獨善其身。在特朗普總統提名並出任美國司法部長的塞申斯（Jeff Sessions）履職後，阿拉巴馬州舉行國會參議院的補缺選舉。由於參議院的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席位呈現膠着狀態（選舉前為共和黨52/民主黨48），因此此次選舉對於共和黨以及明年美國的中期選舉來説至關重要。然而在投票前夕，共和黨候選人羅伊·摩爾（Roy Moor）被《華盛頓郵報》爆出，在40年前對幾名少女“行為不端”，其中年紀最小的當年僅14歲。
摩爾以反建制著稱，是極端保守主義的代表——他曾兩次出任首席大法官兩次被免職，一次是拒絕從州法院大樓移走自己發起放置的十誡碑（違反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另一次是拒絕承認聯邦法院關於同性婚姻合法的裁決。報道一經發出，立刻引起共和黨內的爭論，尤其是建制派的代表紛紛要求摩爾退選，否則摩爾一旦當選這個污點的鍋將直接轉嫁給共和黨本身。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 Jr.）和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保羅·瑞安（Paul Ryan）公開表示要求摩爾退選。值得一提的是，麥康奈爾的妻子正是美國華人交通部長趙小蘭，趙小蘭12月5日第五屆婦女管理峯會上坦承曾被性騷擾，這也是目前已知的性騷擾受害者中級別最高的美官員。
摩爾對於指控堅決否認，稱自己是不會同16歲以下的少女發生任何關係。特朗普總統和前首席戰略師班農則是摩爾的支持者。特朗普稱對於摩爾的指控是同大選期間對自己的指控如出一轍，是為了影響選舉的政治栽贓。而班農則是一貫的堅定的反建制派，是麥康奈爾的死對頭。
摩爾自始至終都否認對他的指控，而這些指控由於年代久遠又只有雙方各執一詞。但最終，共和黨失去了阿拉巴馬州的席位，民主黨候選人道格·瓊斯（Doug Jones）歷史性地逆轉了選舉，摩爾與參議員擦肩而過。
此外還有兩名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被捲入——喬·巴頓（Joe Barton）和布雷克·法蘭德霍爾德（Blake Farenthold）。前者用裸體自拍照騷擾女性，照片被匿名用户發佈到twitter上，還被公開一系列其發送的帶有性暗示色彩的短消息。於是在11月，巴頓宣佈退休，不會尋求在2018年連任。法蘭德霍爾德面臨的指控則來自於他的前助手，前助手稱法蘭德霍爾德對她進行性騷擾，並用納税人資助的84000美元達成和解。而在一份單獨的聲明中，法蘭德霍爾德援引國會問責法案，對於指控既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幫兇
這場讓民主黨和共和黨一同人仰馬翻的颶風似乎仍在繼續。
作為權力、金錢、美色彙集的好萊塢，屢次發生性侵事件是資本市場下金錢至上而產生的“潛規則”，但是作為國家權力機構象徵的國會山居然深陷其中不遑多讓，還與好萊塢性醜聞攪在一起，國家機器究竟掌握在一羣什麼樣的人手裏？是什麼造就了施暴者大行其道，受害者緘口不言的現狀？
答案是國會本身。
1995年美國第104屆國會通過的《國會問責法案》（CONGRESSIONAL ACCOUNTABILITY ACT OF 1995，CAA），是美國國會在處理如國會員工權利、勞工、工作場所的安全及健康能夠依據的法律。根據這一法案，美國國會合規辦公室（Office of Compliance, OOC）負責管理和執行涉及員工的相關爭議解決程序。涉及性騷擾相關並沒有專門的條例和處理程序，而是隸屬於爭端解決程序。根據OOC公佈的爭端解決的流程，從投訴到受理歷時長達90-180天，其中還要經過漫長的調解（30天）和補救過程（30-90天）。之後要開始走行政程序，舉行內部聽證會，由董事會做出決議，最終達成和解。如果調解不成功，則受害人只能到聯邦法院提起訴訟。
這樣算下來，從受害人決定投訴開始，至少要耗費半年到一年的事件，用於冗長的流程。而且在調解期間對受害人有嚴格的保密要求，調解程序受到保密規則的約束，這也是為人詬病的一點——法律的制定是為了約束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
圖片來源：Office of Compliance FY2016 Annual Report
而一旦國會成員被認定有不當行為如性騷擾存在，那麼為不當行為埋單的是誰呢？答案再次出人意料——是國會而非議員本人。國會為處理員工的失當和違規行為所支付的費用是由美國財政的專項基金所提供的，是為“和解金”（在很多性騷擾的處理中被普遍認為是“封口費”一樣的存在）。這一筆安置費用由兩黨最高負責人審核通過，給到提出訴訟的人員，用於掩蓋所提出的指控。
《華盛頓郵報》爆料，根據OOC的資料，自1997年至2014年間，美國財政部共處理了國會235起糾紛，共支付1520萬美元的封口費。但OOC並沒有明確給出這些糾紛的實質的性質，因此無從得知其中有多少是用於性騷擾相關的案件。從康耶斯2.7萬美金封口費的爆料來看，封口費也可能來自於議員的個人預算，但無論是哪一種，最終都是由國會，也就是納税人買單。這一點在國會被性醜聞席捲後也引發越來越多的不滿——為什麼納税人要為國會議員的違規行為買單？
事實上，如果國家機器一旦能夠作為後盾為個人的不道德行為背書，受害者所面臨的困難就會呈幾何級數的增長。根據美國五角大樓公佈的報告，在過去4年時間裏，全球美軍受到的性侵指控高達2.03萬起，而媒體則表示這樣的數字也遠遠低於實際，因為每年實際性暴力事件的上報比例往往不足三分之一。報告中顯示，由於舉報而被報復的情況超過50%。比國會更加嚴重的是，軍隊是更加封閉且等級更為森嚴的地方，因此受害人如果無法得到上級指揮官的支持，幾乎無法對加害者進行舉報，更有甚者會逼迫受害者退役。
性侵犯/性騷擾並不是簡單的職場現象，也並不僅僅關乎女權主義的議題。事實上，性侵犯本身反應的正是一種權力結構，在這種權力結構下，受害者被迫屈從於加害者，程序的設計也天然的偏向於權力結構中的上位者，下位者除了隱忍和屈從別無選擇，因為發聲就意味着更為嚴重的報復。當權力結構依附於政治權力，情況必定會更為惡化。這也是為什麼當下女權主義集體發聲，因為只有影響選民，才能夠推動立法，動搖存在已久的權力結構。
亂象
這不是美國政壇第一次籠罩在性侵事件的陰影中，只不過這一次尤為猛烈。
去年大選期間，針對特朗普性侵的指控不斷髮酵，引發媒體一邊倒的口誅筆伐。尤其在辯論期間，希拉里針對特朗普的“更衣室談話”的攻擊，以及特朗普以克林頓的桃色新聞作為反擊，生生將大選這種政治辯題打出了娛樂八卦的既視感。
在特朗普被曝光的2005年的一段視頻中，其用下流語言談及自己追求女性的經過，言談中暗示自己完全可以藉助成功人士的身份動手動腳。視頻曝光後輿論一片譁然——一向以言論大膽出格不拘小節是一回事，但是侮辱女性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此當希拉里在辯論中據此指出特朗普並不是最高領導的合適人選時，特朗普是無法否認這段不當言論的，只能將其定義為“更衣室談話”（locker room talk, 是由高中更衣室的談話引申而來，通常指男性之間含有性意味、具有冒犯性的交談內容），同時對此進行道歉。
而與此次摩爾類似的情況是，大選期間，特朗普也面臨來自於多名女性的性侵指控，其中包括特朗普的真人秀《學徒》的參賽者、雜誌記者、美國小姐選美的參賽者等。在當下國會山被性侵陰影籠罩之時，三名曾經控訴特朗普性騷擾的女性也再一次站出來要求國會啓動調查程序，讓混亂的情況更加雪上加霜。
從大選到特朗普履職至今，總統與代表着精英階層的如好萊塢、華爾街等的矛盾始終在激化，性侵事件的焦點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對於特朗普性侵的指控就如同對摩爾的指控一樣，由於時間久遠，且證據不足，大部分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會淪為長期的、雙方各執一詞的扯皮，而媒體在其中不斷地挖掘“爆點”來吸引眼球。特朗普對於對自己性侵的指控從來都是堅決否認，並屢次強調是政治栽贓以及媒體被操縱，白宮發言人也在記者招待會上強調事件發生在很久之前，而且選票已經説明了一切。但這並不能消弭對於總統個人形象帶來的負面影響，因為性侵的指控一旦提出，除非被指控的一方有證據證明對方在誹謗，否則就意味着政治污點。雖然特朗普在媒體的觀點看來，從來就沒有過正面的形象。
在大選期間，特朗普塑造的為底層民眾代言，呼籲“美國優先”的經典民族主義形象，與一貫高大上的全球主義、普世主義的精英階層就形成了激烈的碰撞。然而在今天，特朗普履職已近一年，無論是退出多邊主義協定、推行減税政策，還是收緊移民，美國戰略收縮的意圖已經很明顯，這並不是特朗普一個人的個人意志就可以決定的。而且這樣的戰略意圖同美國的國家實力緊密相關。
而以好萊塢、華爾街為代表的精英範兒，多邊主義也並不一定就是他們的政治理想，與特朗普在大選中提出的政治理念的衝突，其實是側面反映出了美國社會階層逐漸固化之下的深層次的矛盾——來自既得利益階層和底層民眾之間的矛盾——伴隨經濟衰退而來的失業等影響基本生活的問題得不到解決，而精英階層只關心政治正確和民主燈塔，終於選票説明了一切。
從媒體的報道中，無法判斷對於特朗普的指控是否都成立。也許就像白宮發言人説的那樣，這是十二年前的視頻，那時的特朗普並不知道有一天他真的可以問鼎總統寶座，而謹言慎行確實不是他的行事風格。但是從特朗普被曝光的“更衣室談話”中，他並不像自己説的那樣尊重女性。無論是作為競爭對手還是作為普通的民眾，當然可以批評總統這一點。然而更為糟糕的情況是，性侵或許已經成為政治上互相攻訐的手段，即使最終從結果上來看只會是雙輸的結局，因為沒有人能夠全身而退。尤其是在輿論塑造認知的背景下，美國從大選期間就被詬病的資本控制輿論，某種意義上也為性侵作為政治栽贓的工具提供了可行性。
諷刺的是，韋恩斯坦性侵案，正是輿論屈從於資本的赤裸裸的寫照，因為這並不是韋恩斯坦第一次傳出性騷擾的傳聞。早在二十年前，格温妮絲·帕特羅（Gwyneth Paltrow）就曾經在節目中暗示，韋恩斯坦會“強迫你做一兩件事”（will coerce you to do a thing or two）。而據外媒的報道，《紐約時報》前記者莎朗·韋克斯曼（Sharon Waxman）也曾經試圖揭發韋恩斯坦的性醜聞，但被主編撤銷。去年，《紐約時報》主編又一次壓下關於韋恩斯坦涉及性侵的相關新聞線索。韋恩斯坦最終的落馬是與他自己的失勢密不可分的——韋恩斯坦影業一直存在着財務危機，近兩年也沒有在奧斯卡金像獎有所斬獲，隨着特朗普在大選中勝出，韋恩斯坦手中的政治資源“貶值”了。
在大選中以“女權衞士”形象出現的希拉里在韋恩斯坦案件中異常尷尬。這位曾經與韋恩斯坦是鄰居，韋恩斯坦更是多次為她舉行籌款活動。在醜聞爆出來足足5天后，希拉里終於站出來發聲，説的卻是“非常吃驚”“非常震驚”“他的行為不可忍受”以及肯定受害者發聲的勇氣和行為，但未提及政治獻金的問題。同梅姨一樣，希拉里在後來接受記者採訪時反覆強調私下並不知道這些情況（韋恩斯坦的醜聞），在被問及政治獻金時則回答退回去不可能，但可以捐獻給慈善機構。如果我們看到韋恩斯坦政治獻金的流向，也許可以理解，為什麼希拉里花了5天時間才擬出這樣一份軟綿綿的聲明。
圖為希拉里與韋恩斯坦在參加《時代週刊》舉辦的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100人的聚會
這不僅讓人回想起大選期間特朗普曾經質問希拉里，關於她當年為一位涉嫌強姦的嫌疑人辯護時，稱年僅12歲的受害人“傾向於找老男人並進行幻想”。希拉里作為公眾人物，也有過多次的言語失當——她在1991年公開發言，稱控訴克林頓性行為不檢點的女性為“bimbo eruption”（bimbo是對女性的侮辱性詞彙）。相比較特朗普“更衣室談話”的熱度，這些信息基本沒有翻起什麼水花——就像多年來韋恩斯坦影影綽綽的性侵傳聞一樣。
圖片來源：Youtube
從結果看，沒有人能夠從這一場颶風中全身而退——這種負面的形象一旦形成，要擺脱簡直是比登天還難。性侵指控正是能夠利用到一種天然的認知優勢——受侵害的女性往往是弱勢的一方——極有可能就被利用作為政治栽贓的手段，但這卻並不是女權主義者們願意看到的結果。
而被韋恩斯坦拖下水的好萊塢和民主黨，用事實説明了刻意塑造的人設總有崩塌的一天。美國社會歷來以包容、多元、文化熔爐所著稱，但是從大選以來暴露出的社會的加速分裂正愈演愈烈。自媒體的興起使得普通民眾能夠發聲，精英壟斷的輿論不再是唯一渠道，既有的政治秩序和權力結構受到挑戰，精英階層的威權性被解構是必然的結果，而各種亂象叢生也正是這種大背景下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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