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歐洲與一戰前夕類似！兩極分化民眾逆反

歐洲的今天，馬克思早已預見

周 弘

英國“脱歐”、特朗普大選獲勝、歐洲多國反歐盟情緒高漲……反建制主義似乎正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追根溯源，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世界正在經歷規模巨大的產業變革。而由之帶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引發廣泛社會震動，這也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

表面上看，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到2009年希臘出現債務危機，再到歐盟一系列經濟治理改革措施，歐洲經濟從數據上看已開始緩慢恢復，雖然有些地方偶爾還有些餘火，但基本保持穩定。然而經濟的基本穩定並未阻止反建制主義的興起。可以説，經濟增長與否並非社會動盪的唯一原因。

結構性變化被長期忽略

更深層的原因是，歐洲經濟結構沒有適當的社會和政治改革相配合。新技術革命和地緣經濟變化是帶動歐洲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原因，背後的推動力：一是全球化，二是歐洲一體化。以歐洲一體化為例，2004年歐盟最大規模的一次擴張，一口氣接納10個國家，其中8個在中東歐，此後又將巴爾幹半島北端兩大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納入歐盟版圖。這些中東歐國家很快就成為老歐洲資源轉移的目的地，資本、技術、現代化管理等優質資源開始向更具有競爭力的東部轉移，資本開始遺棄競爭力低下的南部歐洲卻沒有予以補償。

新技術的發展使得資源配置和重組的速度加快，相對落後或缺乏競爭力的產能被淘汰，加劇地緣經濟的變化。我們看到的僅僅是數據，有些產業衰落了，有些產業興起了，總體來講還是增長的，但對產業衰落行業和地區的民眾來説，他們感到的卻是滅頂之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希臘，如今幾乎沒有可被稱為現代工業的產業，稍微賺點錢的產業都轉移了。對此，民眾很自然的第一反應就是一切都是歐盟造成的，反建制的情緒也就油然而生。

類似的現象每天都在全球很多地方發生。又比如在德國，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政府要花費數倍的成本去維繫一些夕陽產業(例如魯爾區的鋼鐵業)？因為即使是通過社會保險把這些產業工人都養起來也比繼續維繫生產的花費節約很多。但設身處地想，當地工人如果沒工作，也就失去地位、尊嚴和希望，就會產生社會怨氣。這種怨氣也許不來自於生存危機，但卻是存在感危機。這是一種經濟理性主義無法解釋的憤懣，能對社會產生強烈的衝擊，只是它在很多國家還沒受到足夠重視。

在社會層面，歐洲還有兩個問題也常被我們忽略。一是傳統的社會組織隨着產業結構調整而發生變化。隨着新興產業的興起，傳統工會組織也在衰退。歐洲最近有一項調查顯示，除了德國，其他國家的產業工人組織基本是空殼，只剩下幾個工會領導人，基本上無法發揮過去連接勞資雙方的作用。二是社交媒體網絡飛速發展，將過去完全沒有聯繫的人鏈接在一起，形成了各式各樣的新羣體。每個羣體都有自己的規則，可以快速地交換意見，使得過去被隱藏在底層的社會怨恨情緒快速鏈接、爆發。當一個相互鏈接的羣體構成人員都是產業結構調整大潮中的受傷者，激烈程度不難想象。

歐洲的問題在於政治建制長期以來忽略了這種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變化。歐盟機制長期以來奉行“新自由主義”，使得政策和社會日漸脱離。成員國授權歐盟制定適應全球化發展的各項政策，中左、中右黨雖然輪流執政，但彼此間繼承性大於差異性，兩黨趨同使得民眾向極左和極右兩端離散，形成不同訴求的反建制主義羣體。這些羣體利用現代化溝通工具迅速集結，形成有影響力的政黨。中間的執政黨卻無政治權威和可行方案回應社會訴求。

建制派仍佔總體優勢

具體看英法德等國的反建制浪潮。英國的脱歐派中只有一部分是真的反建制派，也就是本土派;還有一部分是全球化派，認為離開歐盟這種中間建制，英國可以生存得更好。法國的未來取決於建制派能否合作，因為勒龐的支持者雖然越來越多，但代表中右、中左的菲永和瓦爾斯都是建制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按照理性的判斷，到了關鍵時刻，他們的支持者會聯手，將勒龐的反建制力量打壓下去。

德國的情況也是類似，不同之處在於德國的另類選擇黨也是精英，而且德國參選黨派更多，沒有一個黨能超過半數，需要黨際聯合，組建執政聯盟，抵制反建制派。目前來看，建制派各黨加總仍佔據相當大的優勢，其先決條件是建制派各黨需要聯合。但是歷史的進程往往不是靠理性思維推動的。整體來看，反建制的浪潮雖然蓬勃，但建制派的力量依然強大。而真正的問題是，如果建制派拿不出對民眾現階段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法，無法消解歐洲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也就是“市場失靈”，那麼民眾依舊可能會將建制派力量推翻。只是反建制派同樣沒有可行方案，能維持多久也成問題。

短期內歐洲亂局已定

目前來看，反建制思潮在歐洲各國對外情緒上的影響主要有三個層面。一是反歐盟，因為歐盟所倡導的一體化最直接地打破了上世紀70年代歐洲資本主義全盛時代的格局。二是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這些人認為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而歐洲是受害者。三是反美，這不是傳統價值觀上的反美，而是認為美國是經濟全球化背後的最大推手，特別是特朗普的施政計劃是要犧牲盟友而實現“美國第一”。當然，特朗普的反建制傾向對於歐洲反建制派來説，是一種效仿的榜樣，只是美國能做到的，歐洲卻不可能做到。

面向未來，歐洲有三種前途。一種是歐盟分裂。歐盟建立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制度試驗，沒有成功的先例。第二種是戰爭，現在的歐洲可以用“恐慌”二字形容。這是因為不少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發現，當下歐洲的很多社會情況非常類似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前的情形，比如資本聚集、兩極分化、政治腐敗、民眾逆反等，還有人將反建制派類比上世紀三十年代德國的“流氓資產者”——當年支持希特勒的主要力量。倘若這種勢頭得不到遏制，假如沒有更好的新建制，戰爭的可能性無法排除。第三是混亂，這幾乎是一定的，因為現在還無法看到一個強有力的解決辦法，歐洲也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力量來扭轉現有局面。混亂之後，到底是分裂，還是戰爭，還是重新建制，需要密切觀察。▲(作者是中國歐洲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