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大國實力如何轉化為國際影響力
作者：周方银
*在崛起過程中，中國人時常感到不滿的一個方面在於，雖然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第一貿易大國，也是全球第一製造業大國，但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似乎與這一實力地位並不是很相稱，有的時候還受到明顯的壓制。由此，如何把實力轉化為影響力，就成為中國崛起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原題：特朗普讓一項中國課題加速
作者：周方銀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戰略決策研究》執行主編，周邊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外交、國際戰略、東亞合作。有《國際問題數量化分析》、《東亞秩序：觀念、制度與戰略》、《大國的亞太戰略》等著作多部。
1月11日，奧巴馬在芝加哥進行告別演講，其中一句話在中國引起漣漪：“俄羅斯或者中國無法匹敵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除非我們自己放棄這種影響力，變成一個只會向鄰近小國尋釁滋事的大國。”
實力與影響力的確不同。當前，中國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尚未將實力轉化為影響力。在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後，中美關係面對前所未有的激烈博弈，全球影響力的比拼可想而知。
中國最要緊的行動任務之一，是需要尋求把實力轉化為影響力的有效方式和路徑。
將實力轉為影響力之前，需要先做功課。
在崛起過程中，中國人時常感到不滿的一個方面在於，雖然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第一貿易大國，也是全球第一製造業大國，但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似乎與這一實力地位並不是很相稱，有的時候還受到明顯的壓制。由此，如何把實力轉化為影響力，就成為中國崛起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而特朗普的上台，讓這一任務變得更為急迫。
實力轉化為影響力，需要一定的基本條件。首要的條件，是要有實力，這個有實力不是指有一般的實力，而是要有強大的實力。
沒有強大的實力，冒然去追求很大的國際影響力，是具有一定危險性的事情。沒有強大的實力為支撐，即使一國暫時獲得了較高的影響力，其維持影響力所要付出的代價往往也比較大，它所獲得的影響力常常也不那麼可靠。
在這個方面，中國歷史上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是春秋時期的宋襄公。公元前643年，齊桓公去世後，中原政治舞台出現霸權空白的狀態，宋襄公急於填補這一空白。宋襄公的有利條件是，他為齊桓公之後的齊國國君復位起了關鍵作用，並在這個過程中兩次打敗齊國，這也可能助長了他稱霸的野心。宋襄公試圖通過會盟諸侯的方式，確立霸主地位。公元前641年，宋國主持了曹、邾等國的會盟。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和齊孝公、楚成王在鹿上會盟，請求楚國允許歸附楚國的中原諸侯奉自己為霸主，這已經是一個十分危險的舉動，但他自己似乎無所覺察。第二年春，鄭文公朝楚，這引起宋襄公的不滿。同年夏，宋襄公起兵伐鄭，楚出兵伐宋以救鄭。於是有了歷史上著名的泓水之戰，宋軍在戰爭中一敗塗地，宋襄公自己股上也受了重傷，並於兩年後因傷去世。宋襄公對霸業的追求由此草草收場。
宋襄公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在還不具備霸主實力的情況下，就急於追求霸主的影響力。他在短時期內也取得了一些表面的成功，但這樣的做法，終究經不起其他大國反對的檢驗。在實力明顯不足時，追求很高的影響力，不僅難以獲得成功，反而可能招致危險的結果。
與之相比，朱元璋在羣雄並起的局面下，採取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把努力的優先方向放在積累實力方面。緩稱王不是不稱王，而是在力量不足時暫不稱王，等力量和戰略態勢相對有利之時再稱王。
試圖獲取和實現國際社會中更大的影響力，可以説是所有大國，或者有大國抱負國家的共同願望。
在這一願望的推動下，在現代國際關係中，不時也會出現一些國家追求超出其實力地位的影響力的情形。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是二戰後一個時期的英國和戴高樂執政時期的法國。
英國為二戰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重要的貢獻。戰爭過程中，丘吉爾也一直是盟國方面的三巨頭之一，加上戰後英國自認還有過去的龐大帝國遺留下來的許多遺產，它在世界上還有較為可觀的傳統勢力範圍。這使英國試圖作為美、蘇之外的第三種力量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影響力。它曾經試圖構築一個以英國為盟主、以英法為核心，以美國為依靠力量的西歐聯盟。但這種試圖成為“第三種力量”的想法受到美國的強烈排斥，最後無果而終。可以説，英國具備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力的很多有利條件，包括二戰戰勝國的地位、傳統的勢力範圍，在世界上廣泛的聯繫和友好關係、出色的外交手段等等，對英國來説，唯一缺乏的條件，只在於實力上的不足，而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其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的消退。
與之相似的是戴高樂執政時期的法國，戴高樂堅持認為法國是一個大國，拒絕屈從於任何外來勢力，無論是美國或蘇聯，實行以謀求法國在國際政治中的獨立自主和世界大國地位為政治目標的戴高樂主義。在政策層面，戴高樂採取了多方面的政策來維護法國的影響力，包括撤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建立法國獨立的核威懾力量，同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緩和、諒解、合作”的關係，積極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建立一個擺脱美蘇控制、以法國為中心、法德聯合為支柱、由歐洲主權國家聯合起來的“大歐洲聯合”，此外，法國還採取努力保持和增進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和影響。應該説，戴高樂的政策在提升法國影響力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功，但以法國的實力現實，它並不足以從根本上大幅提高法國的國際地位，這樣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法國與美國、法國與部分歐洲國家的關係造成不利影響。
實力不會自動轉化為影響力，而需通過有意識的努力來加以轉化。
國際影響力是大國一項重要的戰略資產，它有着不可替代的價值，包括物質層面的價值和心理層面的價值。每一個具有一定實力的國家，都試圖追求較高水平的影響力。已經具有影響力的國家更不會輕易放棄其所具有的影響力。
大國對於國際影響力的競爭是一種常態化的現象，而且國際影響力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零和性質。正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中，中國、印度影響力的上升，往往意味着西方國家影響力的相對下降，在這個方面，很難實現皆大歡喜的結果。
一國如果不努力爭取，它的實力並不會自動成為影響力，其影響力長期滯後於實力，是一種頗有可能出現的情況。
以美國為例，在南北戰爭結束時，美國有着龐大的版圖，其人口超過英國和法國，其工業總產量落後於英國但與法國大體相當，並超過其他國家，美國的農業產量居世界首位。1866年，一家英國雜誌《觀察家》不無嫉妒地指出，“不再有人懷疑美國是一個一流強國了。這樣一個國家，冒犯它會很危險，進攻它幾乎不可能”。歐洲的許多有識之士很早就預見到，美國將會成為世界經濟巨人，並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發揮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作用。但此後很長一個時期，美國只是國際政治中一個相對次要的角色。在這個方面，值得注意的不是美國崛起並擁有大國地位，而是美國崛起為能對重要國際事務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大國花了這麼長時間。
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在經濟上具有巨大的優勢，在人口、農業生產、原材料、工業能力和金融資本等所有領域，美國的規模和效率舉世無雙。美國的黃金儲備幾乎佔世界各國總量的一半。1920年，美國的軍費開支佔大國軍費開支的31%。美國的參戰，也是影響戰爭結果的關鍵性因素之一。雖然有着如此多的有利條件，但在一戰後一個比較長時期，美國並沒有獲得和保持與其實力相稱的國際影響力，一直到二戰爆發以前，歐洲依然是國際政治的中心舞台。
與此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是二戰爆發之前的蘇聯。由於經濟制度和統計方法的不同，蘇聯經濟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如何做橫向比較一直是經濟學的一個難題。從鋼鐵產量、汽車產量、發電量、機牀儲備量等指標來看，1939年歐洲大戰爆發前，蘇聯工業規模略低於德國，而高於英國，排在歐洲第二，世界第三的水平。蘇聯在工業技術方面應明顯落後於美國、德國和英國，但由於其龐大的國土和人口規模，其綜合實力仍頗為可觀，應屬歐洲一流強國的行列。但在二戰以前，蘇聯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十分邊緣，其影響力與其真實實力之間的差距十分顯著。
可見，在國際關係中，實力與影響力之間存在落差是一種常見現象，這一落差有時可以達到頗為顯著的程度。為此，對於具有較強實力的大國來説，採取適當的政策，有意識地把實力轉化為影響力就具有了一定的必要性。
*美國在戰略調整過程中最大的變數是中國。中國是唯一有潛力填補美國留下的權力真空的。早在小布什執政後期，美國的全球戰略調整就開始了，但與此同時，中國問題也很快極大突出。奧巴馬上任之初，有一陣似乎是想跟中國談“利益攸關方”的責權利的。但是，那時候可能中美兩國內部都還沒有準備好。尤其是美國國內主張防範中國、震懾中國的力量後來迅速佔了上風。*原題：與特朗普交手做好三個判斷
作者：周鑫宇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秘書長，中國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節選)
當前美國政治中的本土主義傾向已佔據上風。這種思想過去多年在美國一直存在，但只是一股潛流，甚至在某種條件下被看做一種政治不正確。但特朗普的橫空出世，代表了這種思潮的逆襲。特朗普當選以後，美國的政策將更加內向化，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內部的改革和振興問題上，對外則呈現一定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傾向。
作為特朗普眼中的厲害角色，中國必須做好三個判斷：
第一個判斷是，在本土主義思潮影響下，美國的外交戰略將繼續嘗試收縮和轉型。這不是説美國將放棄全球霸權，更不必然代表着美國霸權的崩潰。美國的收縮是在一定外部環境下實現的，那就是歐洲、日本、俄羅斯等世界幾大主要的力量中心多數比美國混的還慘，不會威脅美國的領導地位。很多國家甚至對美國的收縮感到擔心。換句話説，美國的收縮，會加大世界各國對美國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手裏有籌碼，可以通過有序的談判和制度安排，讓地區大國承擔更多的責任。用一些學者的話來説，從“霸權思維”向“股權思維”轉變。
第二個判斷是，美國在戰略調整過程中最大的變數是中國。中國是唯一有潛力填補美國留下的權力真空的。
如果中國趁虛而入挑戰美國，那麼美國的“全球股份制改革”就會吃不了兜着走。因而，雖然早在小布什執政後期，美國的全球戰略調整就開始了，但與此同時，中國問題也很快極大突出。奧巴馬上任之初，有一陣似乎是想跟中國談“利益攸關方”的責權利的。但是，那時候可能中美兩國內部都還沒有準備好。尤其是美國國內主張防範中國、震懾中國的力量後來迅速佔了上風。這就呈現出這幾年我們看到的局面：美國在全球堅決收縮，“伊斯蘭國”、俄羅斯鬧上天了都不管，唯獨在亞太地區突前部署，尤其在南海問題上自打頭陣，造成了中美關係的僵局。
第三個判斷是，特朗普的當選預示着美國一種新的自我認識和思維方式佔據上風。在希拉里所代表的美國精英眼裏，美國還是美國，沒什麼大的問題;而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眼裏，美國走在錯誤的道路上，有的方面還不如中國呢。美國的自我判斷很重要，它決定了美國什麼時候可以真心誠意地跟中國談大的戰略關係問題。在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內涵中，“相互尊重”是關鍵。如果美國不再如此自恃，不再把政治制度和人權等問題作為對華政策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中美關係就有了更好的相互尊重的基礎。特朗普的態度已經明顯“脱虛向實”，減少了意識形態中心主義思維，把中國當成一個“厲害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