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雷：全球貿易發展隱憂與跛足的重返亞太戰略

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伊始即宣佈退出TPP協議，標誌着美國貿易政策的重大調整，預示着全球貿易發展的重大隱憂，全球貿易環境的走向顯現出令人擔憂的轉折點。

“買美國貨，用美國工”堪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經典表述。貿易保護是否行得通，不僅會受到全球貿易制度環境的約束，會引發貿易伙伴的反應，更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博弈。因此，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拯救不了美國製造業。

製造業的轉移説明美國的勞動力已經喪失了在製造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強行恢復發展，無異於以美國競爭力的短板因素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優勢比拼，必然加大國內的製造業成本，高舉關税壁壘的大旗阻止國外商品的進入。這一方面會導致美國國內消費者的福利喪失，另一方面必然會擠壓進口與製造業鏈條上形形色色資本的利潤空間。消費者受損，資本不答應。當宏觀經濟目標過度鎖定在製造業的就業機會上時，通脹與效率喪失就是不遠的事情了。

美國退出TPP協議，轉而尋求雙邊談判解決貿易安排問題，是全球貿易發展進程的一種倒退。説到底，在貿易談判方式上的這種轉變，意味着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競爭力與話語權的弱化。

自二戰以來，美國主導了全球經濟與貿易的發展，在關税與貿易總協定的框架下，美國還具有挑戰全球貿易伙伴的實力。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在新的多邊貿易體制——世界貿易組織中的追求，顯得力不從心，未能如願地把環境與勞工條款強加在眾多發展中國家頭上。之後，美國開始尋求諸邊貿易談判進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與中美洲六國之間的貿易協定等陸續達成，在這些諸邊協議中，實現了環境與勞工條款零的突破。

如今，特朗普就任之後旋即開始尋求雙邊的貿易談判，不但冷落了多邊貿易制度框架，就連諸邊性質的區域貿易安排如TPP也要退出，北美自由協定也要進行修改。國內經濟的發展狀況已經難以支撐其在諸邊貿易體制中的主導地位，只能在相對狹窄的空間裏，發掘並放大日益弱化的實力，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日益弱化的經濟與貿易實力條件下，雙邊貿易談判不能不説是一種明智的選擇。雙邊貿易談判，一國一議，規避了多邊或諸邊貿易談判中的最惠國待遇原則，可以降低美國在達成貿易協議時為第三方付出的成本;雙邊貿易談判，一事一議，有助於集中美國經濟體量與國內市場的優勢，增加談判的籌碼，實現更為有利的貿易安排。然而，今非昔比，如果説美國當年在單個談與整體談上面的選擇是一種策略的智慧體現，那麼今天美國退回到雙邊貿易談判的路徑上，其實是自身能力弱化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選擇。

美國主動退出TPP協議，使其想通過排斥我國參與的TPP在亞太遏制中國發展的願望落空，重返亞太戰略失去了經濟支撐的重要依託。事實上，沒有美國參與的TPP，已經不能説是遏制我國經濟發展的工具。美國退出TPP協議，跛腿的重返亞太戰略難以為繼。

沒有美國參與的TPP協議，在亞太經濟圈裏的分量大為削弱，根本無法在世界範圍內與歐盟抗衡。實際上，沒有美國的主導，TPP也已經完全喪失了與歐盟等超級經濟體抗爭的基本特徵。美國給予TPP的這兩個光環，都因為美國的退出消失了。

不論美國的貿易政策向哪個方向發展，不論美國是否退出TPP協議，世界各國生產要素通過貿易與投資的有效融合所表現出來的全球化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有或沒有美國參與的TPP都無法阻擋我國“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在更大範圍內，深化要素的融合與優勢互補，提振全球經濟的深遠影響，無法制約我國在全球經濟貿易發展中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

特朗普退出TPP協議的舉動，一方面説明美國經濟霸權的弱化，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美國至今仍然是世界經濟的強國，有着極具吸引力的國內市場，引領着全球產業發展的前沿，有能力影響全球貿易制度環境的好與壞。

退出TPP協議是全球貿易制度建設與環境發展中的大事件，預示着未來貿易保護傾向走強的隱憂與危險。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利用經濟優勢主張自由貿易發展來獲取經濟利益的手段的消失，必然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通過消極的壁壘手段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攫取對方的經濟利益。當主要的貿易伙伴拒絕參與多邊甚至諸邊貿易談判的時候，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就很難得到有效的抑制。(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