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刊之爭”，不僅關乎學術評價標準

日前，同濟大學學報（哲社版）主編孫周興正式回應被南京大學期刊評估中心移出新版CSSCI來源期刊目錄一事。在聲明中，他以自嘲暗諷的方式提出了“整改措施”。遭遇同樣命運的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的做法更加直接，聲稱計劃在2017年版面中直接增加經濟學、政治學等論文比重。此事在學術界乃至全社會引發關注，被稱為“C刊之爭”，實質上是學術評價標準失範乃至文化泡沫現象的一個縮影。

一般來説，學術評價不外乎三種方式：一是自我評價，二是同行評價，三是權威評價。自我評價當然不是王婆賣瓜，但不得不承認，不是每個學者都能做到客觀地評價自我。為了保證學者的自我評價不至於走向希臘神話中的納西索斯，顧影自戀，至死方休，就需要引入同行評價。技術含量、勞動強度、個人趣味、精神境界等，同行多有體會；資料是不是一手的，究竟花費多少力氣，內行自有眼力。正是同行評價獨有的特質，才能促使好的學者願意打破砂鍋問到底，拼一身汗水乃至傷痕亦無怨無悔。這當然是比較寂寞和辛苦的事情。對斯人斯事，我們心存敬意。

同行專家的評價要真正“坐實”，還需要權威評價。對已經制度化的知識生產而言，假如整個社會的學術羣體上下流動正常有序，權威評價就真實有效。

然而，問題和情況遠比想象的複雜。在學者的職稱評審乃至權威評價之間，期刊排名原本只是自我評價和同行評價的方式之一，但“C 刊之爭”説明學術界似乎已把學術產品的發佈渠道及其級別當成主要乃至唯一的方式。這裏面有什麼區別呢？不妨借用一下馬雲和董明珠之爭。董明珠曾經和馬雲開玩笑：脱離了實業，互聯網什麼都不是。不能沒有馬雲，但不能有太多馬雲。

相應地，我們也可以説，不能沒有期刊，尤其是有分量有水平的期刊，但太多太濫以至於人為做出“影響因子”的期刊萬萬要不得。不看產品只看渠道、不看思想只重刊物級別的評價方式，對學術產品和發佈渠道都是傷害，也是對學術發展不負責任的行為，被侮辱的是整個學術組織系統。

實事求是地分析，可以發現類似“C刊之爭”問題的背後，還存在高校和研究機構把學術評價標準簡約化和量化的“一刀切”因素。做過文史哲研究的人知道，這些長線專業靜水深流，涼水泡茶慢慢濃，真還急不得，不是那種打一槍就可以換個地方、三板斧就能奏效的“即時貼”。有學者認為，這些專業本質上為整個社會提供價值、意義和信仰系統，實為中肯之論。適當地換位思考，適度地延長考核週期，適量的代表作制度，也許有利於逐步淡化“C刊坐大主義”。

對於學術刊物的編者和刊物級別的評價機構來説，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編者的角色和責任究竟是什麼？評價機構的功能又是什麼？學術刊物是公器和同行評價、交流的載體，還是編者個人積累資本的渠道？評價機構是促進刊物良性競爭的第三方，還是壟斷行政資源的“大拿”？

坦率地講，學者在現實中難免會面臨具體的利益困擾。對於這個問題，不需要回避，關鍵是讓利益的來源和分配更加透明公正。從這個意義上説，科研項目經費管理的優化、刊物編者和機構評價者的責任優化、學者存身的高校和研究機構考核標準的優化，恐怕是告別“C刊之爭”不可缺少的環節。

但也要看到，以核心期刊為主要渠道的傳統媒體，確實在學理傳播、學人羣體成長、理論創新和國際學術交流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作者、編者之間在議題設置、話語表達和發表時機等方面也多有良性互動，不能因為有亂象出現和利益鏈循環，就否認其主流的價值取向。眼下出現了問題，就需要想出具有操作性的改善方法。比如，對於所謂“影響因子”，我們是否真正瞭解其原理；這種過分看重究竟從何而來，又該如何調整？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哪一方可以置身事外，更不能袖手旁觀。

當然，孫周興的聲明之所以引起熱烈討論，反過來説明我們的學術界還沒有喪失價值判斷的能力，還沒有放棄淨化學術生態的努力。批評某種現象，反思行為選擇的得失，目的還是希望學術界風清氣正。對於學者和作者來説，拋開刊物級別和影響因子，他們的有效而可持續的生產力提升才是整個學術界健康發展的基礎。因此，學者自身需要集思廣益、善於學習、與時俱進。

（作者：黃凱鋒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