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抹平”了你和父母與世界的距離

觀點間的媾和與博弈既是互聯網文化的常態，也是互聯網生態相對於傳統媒體生態獨具魅力的特色，它確保了不同代際的人在擁有平等的“世界接近權”的同時，仍能保持歷史賦予自己的獨特性，因而理應受到保護和珍視。

春節期間，伴隨着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中青年人士返鄉過年，不同代際間的交流和衝突往往會以互聯網為平台出現集中性的爆發。其中，“父母”“七大姑八大姨”和“熊孩子”似乎總是熱點議題，衝突的癥結當然與不同代際的生活方式的差異密切相關。但最近幾年，情況似乎變得有些不同了。

記得曾經有個聽上去頗令人心酸的網絡段子：世界上最遠的距離是我就在你面前，而你在玩手機。這個段子被用於批評那些沉溺於網絡交流而與父母長輩缺乏溝通的年輕人。然而這兩年回家過春節，我發現情形完全顛倒了過來：我急切地想與父母説説話，而他們總是心不在焉地低頭擺弄手機：微信搶紅包、看熱門視頻、玩遊戲。以至於有一次我不得不佯裝憤怒地對他們喊：你們能不能跟我説説話！

説是“佯怒”，原因在於我並不真地認為父母“沉迷”於手機是一件糟糕的事。恰恰相反，我為他們的生活真正融入了世界上主導性的技術環境而由衷地高興。他們從出生以後就經歷了共和國曆史上的每一次震盪，並在近年來劇烈的經濟轉型中被邊緣化。是互聯網拯救了他們的落寞，讓他們擁有了屬於自己的虛擬社區，也讓他們擁有了和更年輕、更主流的當代社會對話的資本。

網絡化生存不僅改變了上一輩的生活，也改變了下一輩的生活。由於很早即接觸互聯網，如今的未成年人擁有遠比我們那個年代更為寬廣和深邃的視野。一位好朋友的10歲女兒，可以説出世界上所有大國的國家元首的名字，並對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政策提出自己的觀點。我的一個遠房外甥，在東北邊陲小城長大的高中生，每天和我看着一樣的影視作品：《紙牌屋》、《黑鏡》、BBC的紀錄片，並據此形成了在我看來既科學又豁達的世界觀；他才只有16歲，就已知道自己以後想做什麼，而我當年在填報高考志願的時候，還只能憑那些專業的字面意思去揣摩。人們常説，90後是可怕的，我想這“可怕”二字並沒有貶損的色彩，而更多表達了一種帶有些許敬意的震驚，因為互聯網讓他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擁有了全世界。

對於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而言，互聯網似乎發揮了不同的作用，但實際上其宗旨都是殊途同歸的，那就是消除不同代際之間的文化隔閡，讓世界變得“更小”。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雖然與父母仍有着不同的觀點，但至少我們在探討同一個世界裏的問題；我們雖然始終以居高臨下的目光俯視着還沒長大的孩子們，卻也心中明白他們的未來遠非我們可以預測和限量。弗裏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談到的科技進步與社會協定的交合最終“抹平”了世界的觀點，在如今的中國正在變成確鑿無疑的事實：抹平的動作，從消除代際之間的認知差距開始。

當然，有些東西是無法被互聯網徹底改變的，比如歷史，以及人們在歷史中形成的價值判斷和思維方式。因而觀點之爭而非事實之爭，將成為主導不同代際在互聯網環境中的矛盾與競爭關係的焦點。無論中老年人、年輕人還是未成年人，渴望發出自己的聲音並讓世界為之傾聽的時候，互聯網都會是他們的第一選擇，因而眾聲喧譁的局面將不可避免。觀點間的媾和與博弈既是互聯網文化的常態，也是互聯網生態相對於傳統媒體生態獨具魅力的特色，它確保了不同代際的人在擁有平等的“世界接近權”的同時，仍能保持歷史賦予自己的獨特性，因而理應受到保護和珍視。所以，那些出現在春節期間的嘈雜的“代際衝突”，實際上恰是生活的常態在互聯網媒介上的折射，沒有什麼比它更真實，也更有觀察的價值。

互聯網對中國的改變，正在深入到文化的每一個細微毛孔，並以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塑着中國社會的生態。其中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當絕大多數年齡段的人都擁有了相似的文化接受體驗，卻不可避免產生不盡相同甚至針鋒相對的文化觀念的時候，我們應當如何去看待和評價當下中國人的網絡生存方式，以及這種漸“平”的生存方式對於社會共識的塑造及融合究竟意味着什麼。(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