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鋒：社交APP要監管更要自律

新希望集團與清流資本聯合演藝界人士鹿晗發起成立的清晗基金近期捲入輿論爭議。該基金參與投資的一款社交APP被質疑涉色情。這款APP自稱為年輕人提供場景互動的社交平台，用户可以“假裝情侶”進行社交活動。但自媒體披露，進入該社交媒體發現，裏面有不少涉嫌色情的文字、圖片等信息，有的還相當暴露;亦有用户在其中進行具有色情嫌疑的活動;APP在欄目、板塊或空間設置上也有誘導之嫌，有成為“約X”軟件的可能。其許多用户都是90後、00後，甚至可能有未成年人。

雖然清晗基金對質疑做出了回應，拒絕媒體給自己投資的APP冠上“色情”標籤，認為APP在運營中並未逃避監管責任;但消息爆出之後，社會仍然反映強烈，有要求法律介入，監管部門應該行動的聲音。

移動互聯網已經成為創新發展新領域、公共服務新平台、信息分享新渠道，通過與交流溝通、信息獲取、商務交易、娛樂等互聯網服務深入融合，不斷創造全新消費模式，催生無數新興業態。增強法律賦能和制度供給的確是重要方面。法律和國家網信部門，也一直未曾忽略對移動APP的監管。國家網信辦發佈的《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去年8月1日起已經實施;上月中辦國辦還剛剛發佈《關於促進移動互聯網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不得發佈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與公民合法權益的信息，應該是移動APP，尤其是社交媒體行業的基本共識，甚至是基本常識。

形成法治共識，學法用法、遇事找法，固然是法治社會中值得提倡和鼓勵的，但問題在於，法律不過是社會生活的最低底線，它所維護的只是社會最基本的秩序，法治社會並不必然意味着人人滿意、生活愜意、和諧愉悦。在法律之外，一個社會仍然有一些需要去維護的道德倫理、公序良俗，對它們的違反，雖然不一定會導致對法律的踐踏，但仍然可能構成對他人的冒犯，會引起他人的不適與反感。實踐中，在互聯網高度發到的今天，每天都有數十億條信息產生，相關部門即便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實現對互聯網監管的全覆蓋;法律對個人隱私的保護，也不容許有一個全天候、無死角監控公民個人行為的部門。也因此，個人與企業自律，同樣重要。

就涉事APP而言，究竟是否涉及色情活動，是否違法違規，以及投資者、鹿晗與APP運營者是否應當在其中承擔責任，或者分別應承擔什麼樣的責任，甚至此事是否屬於惡意炒作，監管部門的確應予介入，查清事實，分清責任，做到不枉不縱。這一方面是對監管制度負責，可以查清楚APP究竟是否涉嫌色情活動，以及是否盡到了責任，比如有沒有利用實名制排除未成年人;另一方面，如果查出確無問題，也算是還了深陷輿論爭議APP的“清白”。

不過，仍然應該指出的是，除了法律責任，企業也不是就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了。在法律觸角所不及，監管部門所不至，甚至國家不應介入的地方，既應該是公民和社會自治的保留地，也是最能體現個人德性修養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的領域。尤其是話語權被不斷放大的互聯網企業，更應重視倫理自律與社會責任;這不僅僅是《網絡安全法》的明文規定，也是互聯網包容惠益精神的體現。(作者是《環球法律評論》雜誌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