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檢察意見是聶案民意的法律解讀

昨日(2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次公佈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一案的檢察意見》。

據悉，該檢察建議書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於2016年11月26日向最高人民法院以書面形式提出的，從六個方面認為原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該改判聶樹斌無罪。幾天後的12月2日上午，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對原審被告人聶樹斌案再審案公開宣判，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至此，這場經歷了二十餘年漫漫洗冤之路、十年錯案核查未果、兩年異地複查跌宕，經歷了真兇現身、律師閲卷、學界辯冤、媒體馬拉松式接力和關注的冤錯案件，終於得到平反。

聶樹斌案再審在中國法治史上的標本意義已經自不待言。以歷史回溯的眼光再次閲讀這份檢察意見會發現，其認為原判證據不足所依據的理由，如“花襯衣系列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問”、“聶樹斌始終未能供述出被害人攜帶鑰匙的情節”、“原審判決所採信的指認筆錄和辨認筆錄存在重大瑕疵”，正是此前十年社會輿論討論聶案的關鍵詞(“花襯衣”“鑰匙”甚至具備了一種傳播符號意義)，正是支持媒體不斷推動聶案辯冤洗白的動因。檢察意見所公佈的六方面理由，再次從一個角度證明了，有良知的媒體對此案重審持續不斷的關注推動，重要報道、評論對社會合力的凝聚，廣義媒體空間對律師、學界專家、公益人士、社會公眾表達的呈現，在聶案漫長的平反當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

2005年3月，“真兇”王書金現身後，《河南商報》刊發《一案兩兇，誰是真兇》一文，成為聶樹斌案出現在公眾視野的第一篇報道。報道記者馬雲龍和範友峯將此稿同時轉發給全國100多家報紙，並聲明“歡迎轉載，不要稿酬”。隨後，當聶樹斌母親的重審要求被北省高院“沒有當年的判決書”為由屢次拒絕後，律師與媒體人又努力從各種渠道尋找，最終從受害人康菊花親人手中爭取到了判決書。而2014年聶案進入異地複查程序以來，幾乎全國媒體都在持續跟進報道再審進展、律師閲卷、幾次延期情況，完成了披露和敦促的雙重作用。

可以説，在聶案漫漫昭雪路上，媒體分別以各自的調查、傳播方式為聶案信息披露和律師發聲提供了渠道，為弱勢方進行深水博弈提供了支點。更努力以輿論的力量提拉着這個沉重的案子，讓它始終保持着社會“痛點”的角色，始終沒有在大眾視野中沉沒。在此之中，媒體與媒介的角色已經超出了傳統定義，而成為原始民聲與社會力量“在場”的象徵。

回觀中國獨特的司法改革實踐，一個案子有了標誌性意義，往往不僅源於這個案子本身的典型性，也源於社會輿論對它的解讀與參與規模。而這種解讀與參與，甚至常常提供了司法系統自我糾錯所需要的一個外力支撐。呼格吉勒圖案的雪冤，藉助了新華社老記者湯計數十年如一日的報道呼籲;雷洋案最終進入法制軌道，經歷了諸多媒體評論的接力推動。它們與聶樹斌案一樣，都在證明着社會空間與社會表達的不可或缺，都在證明着表達權對於其他權利實現的根本性意義。同時，也在隱性地澄清一種誤讀：每每在具體的事件上，原始民聲與公共政策似乎形成了的對抗，但從價值旨歸上看，尋求正義的社會呼聲與法治中國的目標是一致的，自下而上的訴求表達與自上而下的社會發展規劃最終是合流的。

在聶案重審的跌宕起伏之後，最高檢公佈的檢察意見也成為了一份歷史文獻。這份文獻背後，有着遠超文本本身的“大音希聲”：糾正冤錯案件，以每個個案為支點推動法治中國的實現;珍惜民聲民意，讓其成為中國邁向法治社會的基礎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