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美國民用製造業重振雄風難

美國總統特朗普從參加競選開始，就不斷講“讓美國製造業再次偉大”，實際上指的是讓美國民用製造業再次偉大。同時，他還強調“美國利益優先”或“美國第一”，希望強化霸主地位，將美國的狹隘利益凌駕於世界各國之上。回顧歷史可知，特朗普這種想法遠遠超過他與他的政府所具備的實際能力。

美國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引領者，其製造業也就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偉大”起來。值得關注的是，美國並沒有在20世紀初憑藉自己超強的製造業和經濟實力取代大英帝國的霸主地位，而是在大英帝國的霸權衰亡於二戰後，美國才取代大英帝國真正成為全球的新霸主。但與蘇聯的冷戰和在朝鮮、越南的熱戰，以及為解決國內貧困和就業的“偉大社會工程”，讓美國經濟不堪重負。而西歐經濟在二戰後的迅速復興，特別是西德經濟的迅猛發展，削弱了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許多工業製成品的國際市場佔有率遠遠超過美國，從而加速了美國民用製造業的相對衰敗。

面對日本這個“經濟上的敵人”，里根政府與克林頓政府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在軍備上耗盡資源的里根政府只能採用非經濟手段，即貿易保護主義、匯率操縱(“廣場協議”)和迫使日本金融自由化等措施，來遏制日本經濟的發展勢頭，而“拱手看着美國的高科技產業衰落下去”。里根執政時期紅極一時的供給學派基於“拉弗曲線”提出減税來刺激供給，而不是主張發展高科技的人工智能產業來直接調整經濟結構，顯然無助於重振美國製造業。里根政府以鄰為壑的措施損害了日本經濟，卻並沒有解決本國製造業衰敗和鉅額貿易逆差問題。

與里根政府不同，克林頓政府提出了一個類似於肯尼迪政府阿波羅計劃的“NII”構想，即將現在的計算機網絡，和今後創建的信息網絡融合在一起，開發成全美國規模巨大的信息基地。這個構想反映了美國企圖在21世紀將其人工智能產業稱霸於全世界的野心。        為實現這一構想，克林頓政府一方面推動軍工和核科學技術向民間轉移，以加速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產業創新;另一方面，以政府為主導，領導產業界、大學和科研單位，形成將“官產學”融為一體的研究共同體，以加速尖端技術的開發。由於產業創新的目標明確和政府主導，從而使美國在人工智能產業領域成為“世界性技術創新的領頭人”。似乎美國再次成為工業革命的引領者而使其民用製造業由衰轉盛。

然而，這不過是晚秋晴日讓人想起春天。美國泛金融化浪潮，將克林頓創新的IT產業變成高科技泡沫。當這個高科技泡沫在21世紀初破滅後，美國民用製造業這個百年老店，又遭遇2007-2009年爆發大衰退的巨大沖擊，但同一企業留在美國國內的部分與外遷到中國部分的處境卻冰火兩重天。留在國內的部分處於破產邊緣而等待政府救助，而外遷到中國的部分則賺得盆滿缽滿。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國內的民用製造業所面對的國外競爭對手不僅僅只是德國和日本，而是包括中國、印度、韓國、墨西哥等在內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這猶如衰老的一隻虎，面對一羣狼的競爭。在國際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美國面對德國和日本等國的競爭，而在國際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美國難以競爭過中國和印度等國。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在美國自身。

美國推動的全球經濟自由化，導致利潤驅動的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優化組合，吸引美國許多大公司外遷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而美國政府片面追求有誤的產業政策，即追求過度膨脹的第三產業充當經濟發展引擎的“先進產業結構”，加速了被視為夕陽產業的製造業外遷。另外，美國國內賺“快錢”的泛金融化，吸引貨幣資本大量從實體經濟流入虛擬經濟，嚴重削弱製造業的發展。如果説在20世紀50-60年代美國的實體經濟規模遠大於虛擬經濟，形成金字塔型的經濟結構，那麼，自80年代以後，美國的虛擬經濟逐漸遠大於實體經濟。

奧巴馬上台後為改變這種局面，提出美國“再工業化”的主張。他希望一些將生產環節外遷的大公司要愛國，從而將外遷的生產環節再遷回美國。這些公司的回應是：只有賺到錢才是最大的愛國，而在什麼地方生產並不重要。與克林頓的產業創新相比，奧巴馬在任8年，美國的再工業化毫無大的進展，這勢必會在美國社會引起反彈。一個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體系的運轉，如果從中獲益的是他國而不是美國，那麼，就必須推倒重來，因而“特朗普現象”絕非出自偶然。如果沒有特朗普，美國必然會出現其他同類政治家。

概括地説，如果美國從緩慢衰落的霸權國地位迴歸到正常的國家地位，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合作，抓住智能化工業革命的新機遇，則美國民用製造業一定會再次偉大起來。相反，如果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地花錢大搞軍火、軍事威脅和局部戰爭以及貿易戰、金融戰，那麼，美國經濟將自傷自毀，其民用製造業也將難以再次偉大。(作者分別是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華南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