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中國戰略學界不必妄自菲薄

社會科學主要功能是“馬後炮”的解釋

國際社會去年發生很多“黑天鵝”事件，戰略學界對這些主要發生在歐美的事件大多沒預測對。不僅中國學界如此，歐美學界也是如此。某種意義上，中國戰略學界的失誤是歐美學界預測不力的必然結果。因為我們處在北京，對英國脱歐、美國大選等事件進行預判時要參考歐美同行的研究。歐美戰略學界預測失誤，直接導致世界性的預測失誤。

社會天然有着掌握自身命運的渴望，對這類重大國際事件，希望學界能夠作出正確預測。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我們學者也有這種抱負，希望在預測方面有所成就。只是社會科學本身就有落後性，學科成熟度低，主要功能是在事件發生後進行“馬後炮”的解釋，但預測功能確實很弱。

我們只能根據同類事件過去出現的多次博弈和經驗，進行一些有關事態會否發生以及在何等形勢下發生的判斷，但不可能“後知五百載”。現在人們指責戰略學界對去年這些重大國際性事態預測失誤，但按照嚴格科學的預測標準，對20年前蘇聯解體那種量級的事件，也是沒任何學者真正預測到的。這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根本區別。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否定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其一，對於國際性事件或説到底是人這種不斷變化的對象進行研究，事後解釋和總結仍然極具意義，至少能儘量避免犯二次錯誤。這種社會科學應有的預防性功能，可能被普通人引申為預測功能了。其二，從國際競爭角度講，如果一個國家戰略學界對已發生事態解釋得好，就有利於增進該國政府決策能力，提高其在國際博弈中的勝算，正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中國戰略學界總體水平處在世界前列

我跟美歐日印等很多國家的戰略學界打過交道，總體感覺中國戰略研究實際處於較高水平。就戰略對話而言，目前中美處在一個檔次，別的國家要往後排。即便在中美戰略學界之間，兩國也是相互“教訓”，而不是美方單邊“教訓”中方。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在於兩方面，一是中國戰略學界的自身優勢，二是美國同行過去20多年的集體犯錯。

就中國而言，首先是我們源自歷史的戰略遺產極為豐富。我們是諸子百家的後代，無論兵家、法家還是道家都藴含深邃的戰略思維，這是老祖宗留給當代中國戰略學界的資源。

其次，中國近年來在智庫建設上的投入在世界大國中佔優，從人數和資金等方面衡量可能只比美國略差。雖然中國智庫存在機制建設等方面的主觀缺陷以及漢語不是國際通行語言等客觀束縛，但從國際智庫間的對話來看，我的感覺是目前任何重大國際議題探討，主要發言者都是中美。歐洲國家或日本、印度等國智庫的視野還是相對較窄，認知水平達不到中美學界的高度。

第三，與中國的體量和國際地位上升有關，我們的客觀重要性已經達到這個程度。從1991年冷戰結束到現在，中國在諸大國中戰略獲益最大。美國當時雖然贏得冷戰勝利，但跟其戰略學界或智庫並無太大關係，而主要是尼克松政府和里根政府做得不錯，加上蘇聯出了戈爾巴喬夫這樣的領導人。對冷戰終結這個20世紀後期最重大的世界史事件，國際學界都應有正確認知和應對。在這方面，中國顯然在大國裏做得最好。

以1991年為時間點，除中國外的所有對手跟美國的差距都在拉大，比如日本GDP當時是美國的65%，現在只有不到1/4;德國當時接近美國50%，現在是1/5左右;蘇聯當時是美國的70%，現在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只有美國的1/14左右。只有中國是從當年的1/15左右達到了今天的2/3左右。這種格局變化，很大程度上是我國對冷戰結束的總結和應對準確，現在國內基本的共識是蘇聯解體一是搞擴張主義、透支國力;二是國內經濟缺乏效率。因此，我們的應對簡單有效，對外就是韜光養晦、“悶頭髮財”;對內就是把發展放在第一位，經濟增長是硬道理，並且通過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增強內部效率，進而實現了快速發展。

這種戰略認知和應對當然主要得益於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洞察力和政治智慧，但中國戰略學界的貢獻不能被忽視，至少沒有誤導決策層和整個社會的戰略判斷。

再看美國戰略學界，他們在1991年之後基本是在集體犯錯，這是今天美國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所在。雖然美國學界在冷戰後發表了很多研究性或評論性文章，但他們把冷張結束的原因和結果本末倒置了。雖然冷戰的結果是美國贏了，但原因並非美國擊敗了蘇聯而是蘇聯自己的沉淪。美國學界不應把這種意外之喜當成美國自己的成績而心安理得，而應心懷謙卑地感謝對手犯錯。基於這種認知，美國本應在經濟上幫助俄羅斯渡過轉型難關，在戰略上允許俄羅斯參與全球治理。如果真那樣做了，今天美國的戰略處境會好很多。可惜彼時整個美國戰略學界都驕傲了，福山“歷史終結論”那種在學術上根本站不住腳的總結判斷竟然一時洛陽紙貴，沒有遭到嚴肅反駁。正是在這種錯誤戰略判斷的影響下，美國才開始逐漸走向對外欺負別國、盲目擴展美式意識形態的道路，國際權威下降並陷入種種困局。

只有通過這種比較，我們才能對中國戰略學界的整體面貌形成更準確的認識。目前來看，美國戰略學界面臨巨大困惑，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任後對戰略學界採取冷落態度，這對戰略學界的發展產生何種影響還未可知。但從大趨勢看，我國特別支持戰略學界進步，比如提出打造世界一流智庫的目標等，這無疑將有利於中國戰略學界整體水平和影響的進一步提升。

戰略學界應在反思中實現更好發展

當然，既然對去年國際重大事件的預測失誤是世界性現象，那麼包括中國學界在內的整個戰略學界都應反思。比如要擺脱精英主義，更接地氣。美歐以及亞洲一些國家現在都出現較強的民族主義和民粹思潮，這其實是對精英主義的反彈。過去30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採取強烈的精英主義立場，這就容易讓學界脱離社會，一旦脱離民眾需求，研究方向就容易出錯。基於這個教訓，以後戰略學界要更多地去關注社會真正的問題，做到“為人民服務”。

再如要儘量減少甚至擺脱任何左或右的意識形態束縛。過去我們有過強烈的蘇聯意識形態，後來經過努力逐漸擺脱了，但後來又有點落入與西方類似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被任何意識形態綁架都會產生佛家所講的那種“心魔”，知識界因為覺得自己真理在握而尤其容易陷入“心魔”，進而帶着偏見看待問題，而偏見往往比無知更可怕。

回到中國戰略學界的問題，我們既要更多瞭解中國，又要進一步提高自身科學素質。中國文科知識分子總體上知識面偏窄，對科學數據等不甚敏感，這種缺點需要有效彌補。中國在國際和社會層面都對戰略研究有着旺盛需求，我們的戰略學界應該利用好傳統以及當下的優勢條件，實現更好發展。(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