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萬醫藥代表失業能解決“看病貴”？

2 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公佈《關於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見》，要求醫藥代表只能從事學術推廣、技術諮詢等活動，不得承擔藥品銷售任務，其失信行為記入個人信用記錄。此前有統計顯示，中國醫藥代表人羣總數大概有300萬。意見的出台，則意味着，過去“看臉”、“看公關”的手段或將失效，這300萬醫藥代表面臨失業或轉行。（2月11日每日經濟新聞）

300萬醫藥代表要失業了！聽起來，這是個挺解恨的消息。“背雙肩包”的多啦愛夢般的醫藥代表，似乎馬上就要從走科串室的大小醫院間消失於無形了。事實上，GSK在華“行賄門”後，中國醫藥代表們的作業環境越來越“惡劣”，即便沒有這個《意見》，300萬從業大軍的藥代行業，逃遁的早已逃遁，轉型的早已轉型。

藥代消失，藥價降温——這是公眾最善良而樸素的願景。不過，理想豐滿，現實往往骨感。規範藥代固然是反腐利器，對於虛高的藥價來説，似乎未必是解頤良方。有個問題需要釐清：藥代這個行當，究竟是藥價火熱的“藤蔓”還是“瓜果”？用藥代們的話説，他們，也許只是醫患關係死結的“代罪羔羊”。

這個説法未必矯情。第一，這個行當是很有時代特色、中國特色的。上世紀藥企勃興的時候，企業小、散、亂、多，尤其是同質化產品眾多，藥企肉搏激烈，醫藥代表“帶金銷售”是生存使然。換句話説，他們不過是行業推銷員罷了，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坐享其成的。第二，如果以藥養醫機制不能徹底轉身，那麼，300萬藥代就算都人間蒸發，“看病貴”依然無解。底價包銷、全國總代、層層轉包的傳統模式，並非沒有換個花樣返場的可能。眼下，很多人寄望“兩票制”能一勞永逸。不過，事實果真如此嗎？福建省醫保辦處長張煊華就表示，醫藥代表在“兩票制”下無法過票洗錢，於是要求生產企業高價出票，用自己創辦的廣告公司、會議公司等提供的虛假會議、廣告發票從生產企業洗錢。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換湯不換藥的“妙計”多了去了。再説，數年之前，一些醫藥代表早就被藥企改革成為“醫學聯絡員”。甚至不妨大膽聯想一下，他們還可以換崗成為售前、售中、售後客服，彼時，監管部門又如何拿藥代的禁令來管新職位的亂象呢？ 這些年，所謂“無紅包醫院”的此地無銀，恐怕值得藥代監管思路審慎鏡鑑。

客觀而言，藥代是個合理存在。結果呢，卻在詭異的利益土壤上，開出了妖異的花朵。2006年，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起草《醫藥代表行為準則（討論稿）》，將醫藥代表的主要職責定位為倡導科學推廣，輔助合理用藥。2015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錄入醫藥代表這一職業，將其定義為“代表藥品生產企業，從事藥品信息傳遞、溝通、反饋的專業人員”。遺憾的是，現實歸謬了這些美好初衷。一言蔽之，藥代職業無可原罪，利益分配機制才是罪魁禍首。

整頓藥品流通秩序、規範藥代職業行為，恐怕不能僅僅將藥代定義為“只能講藥、不能賣藥”的行業夥伴。300萬藥代的轉型，也許終究都算不上止沸“看病貴”揚起的那一潑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