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歐美搞亂別人，現在輪到自己了

曾幾何時，伴隨柏林牆的倒塌,“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西方國家的今天被視為非西方國家的明天，在西方“顏色革命”的誘導下，很多非西方國家不顧一切地搞西式民主，結果陷於內亂而不能自拔。世界是通的，非西方國家的問題很快變成西方國家自己的問題，何況西方國家自身本來就有痼疾。

用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話説，西方贏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對抗是全面性的，直接表現為軍事對峙、經濟對抗，但最深刻的對立還是文化或者説意識形態上的，西方陣營的勝利不是因為其強大的軍事和經濟，而是意識形態。當對手的精英階層在心理上臣服時，一切都結束了。在這種局勢下，從南歐到蘇聯東歐到南美再到東亞，發生了民主化的“第三波”。但事與願違，很多國家並沒有因為發生政治轉型而變得更好，相反卻是國家治理危機乃至國家失敗。蘇聯解體是典型的國家失敗，從解體而來的俄羅斯在上世紀90年代的葉利欽時期，國家治理也幾乎完全失效。

這是誰家之得哪家之失？以俄羅斯為代表的轉型國家的內部混亂是普遍性的，那是各國人民之災，西方人在乎嗎？不僅不在乎，西方國家甚至樂見此景，因為世界政治畢竟還有無政府狀態的近乎零和博弈的野蠻性質，對手的內亂何嘗不是自己的勝利？因此，不管非西方國家的治理如何，把自己的價值觀、政治制度推廣到全世界才是“王道”。就這樣，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思想界流行的是“民主和平論”，意指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

於是乎，“第三波”轉型的國家還沒有安靜下來，西方國家快馬加鞭地推動起民主化的“第四波”——大中東民主計劃。對大中東，美國雙管齊下，先是武力幹掉了薩達姆，結果伊拉克陷於內戰狀態，至今沒有結束。對此，美國人似乎並不在乎，不管其制度是否適合伊斯蘭文化，又用“顏色革命”發動了“阿拉伯之春”。後來的故事便是慘絕人寰的敍利亞內戰，埃及重新回到軍人政治，利比亞回到衝突性的部落政治狀態。冷戰後一直擠壓俄羅斯空間的北約國家，在推動烏克蘭內亂上也“功不可沒”。

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歐美對外搞“民主革命”而最後城門失火，只不過在重蹈歷史覆轍。第一次對外推廣自身民主政治的是2000年前的雅典，好戰的雅典最後敗於內部混亂的民主政治;第二次是法國大革命後的拿破崙，拿破崙戰爭其實也是一種推廣法國民主的戰爭，結果遭遇滑鐵盧;第三波和第四波民主化，可以説是人類歷史上發生的第三次“民主革命”，其結果似乎也帶着前兩次的影子。

搞亂了大中東，意味着一戰後歷經百年才建立起來的大中東秩序崩塌，歐洲遭遇了洶湧的難民潮。難民潮衝擊了歐洲國家的福利和工作機會，從而引發歐洲國家內部的政治緊張。

在西歐大國中，因“原罪感”而包容難民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備受質疑，要不是德國工業經濟強勁，默克爾早被趕下去了;英國則躲進小樓成一統，脱歐了事，免得受難以控制的難民潮衝擊;首當其衝的是法國，在消滅卡扎菲的戰爭中，法國戰機一馬當先，法國自然應該承擔來自其搞亂了的國家的難民，結果法國興起了民族主義浪潮，代表極右勢力的勒龐在此次法國大選中成了黑馬。據統計，在一代人左右時間內，法國人口中的穆斯林將超過白人。極端伊斯蘭勢力公然宣稱：要用子宮戰勝歐洲。穆斯林家庭大都是大型的，一家兄妹七八人再正常不過，一個人有150個表兄妹也是常態，而歐洲白人則不願意生孩子，至少不願意多生。當穆斯林超過法國白人時，選舉民主的後果不難想見。難民潮問題已讓歐洲國家頭大，其大挑戰還在後面呢。

歐洲的問題很大程度來自因推廣民主而引發傷及自身的難民潮，美國的問題同樣來自其高舉“普世價值”所釀成的國內治理危機。在所謂“普世價值”中，自由市場導致空前的社會不平等和國內傳統產業外遷、工人失業;與“言論自由”相對立的是各種“政治正確”，不能説恐怖分子與某一宗教有關，哈佛大學校長甚至不能説女生在實驗設備操作上不如男生;“平等博愛”的結果是南美非法移民潮使美國面臨“拉美化”國民性危機。

可以説，正是“普世價值”大旗下的“政治正確”，讓美國精英失去面對真問題的勇氣和能力。比如，談論失業導致的社會問題不敢用“階級分析”，害怕被扣上馬克思主義的帽子;談移民導致的問題不敢説是民族問題，害怕被扣上民族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的帽子。結果，無論社會底層的勞動性訴求，還是反移民的政策呼籲，都被一股腦地扣上“民粹主義”的帽子，民粹主義已成為一種掩飾政治真相的污名化概念。精英們可以生活在自己建構的觀念世界，但時刻面對生計壓力的平民百姓再也忍受不了什麼“政治正確”，才有敢於挑戰政治正確的特朗普的當選。

然而，不能指望特朗普總統能解決美國的內在性社會矛盾。2008年之後西方國家的危機只是新一輪爆發而已。其實，二戰後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陷於空前的政治危機中，只是蘇聯的失敗暫時掩蓋了西方國家的結構性問題，西方政治制度反被鼓譟為“歷史的終結”。要知道，同樣一個西方政治制度，在其200年的歷史中可是誘發了一次又一次大危機，而且還有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第三波民主化”之後的歷史也證明，西式民主所產生的希特勒式獨裁者並不是個案，甚至也不再是少數。看來，歷史依然在其自己固有的進程之中。(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