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用大國思維管理大國經濟

當前，對中國經濟的認識與判斷分歧很大。筆者認為，中國經濟已不能簡單地用增速這一單一維度去衡量。傳統的經驗、規律和標準已經很難準確刻畫中國經濟現實。對“大國經濟”的觀察要區別於小國經濟，必須用大國思維和發展眼光觀察和管理中國經濟。

隨着經濟體量的增加，中國經濟在增長規律、調控方式等方面都呈現與以往不同的特點，一些傳統行之有效的經驗、策略、規律突然變得無效，一些習以為常的數據規律也在變化。相應的，人們在面對不同於以往的經濟數字、經濟形勢時往往產生認識上的分歧，以往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效果已逐漸降低，影響週期逐漸縮短。這就好比家長對“青春期”前孩子的教育方式，在孩子成年後逐漸失效，這時候家長自身需要認真反思。

比如，傳統的外向型經濟面臨“天花板約束”。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向全球輸出產能，1978年中國商品貿易出口佔全球比重僅為1%，2014年這個比例達到12%，2015年進一步提高到14%，這是美國在1968年曾經達到的比重，此後近50年內任何國家都望塵莫及。從這一“大國數據”看，今後出口份額幾乎不可能再有大的提升空間。

再比如，資本、貨幣效率不斷下降。在大規模刺激政策之後，中國貨幣供給量M2與GDP增速之間的相關關係明顯弱化，具體表現為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對貨幣政策刺激的敏感性出現鈍化趨勢，企業盈利增速的下滑印證了資本回報率的降低。資本與貨幣寬鬆帶來的效應越來越弱，影響時間越來越短，因此，以中國經濟當前的體量，以往任何時期的刺激計劃所能帶來的效應都將非常有限。

大有大的好處。大國經濟結構本身存在一個底部支撐。我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第一產業形成了穩定性支撐；我國還是國際公認的工業產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擁有三大門類、41個大類、700多個小類的工業體系，結構穩定性較強；經濟水平提升使得第三產業快速發展，增強了經濟活力和韌性。

特別是，經濟結構調整形成了新的底部支撐。新世紀以來，第一產業佔比趨向穩定，第二產業一直髮揮着支柱作用，於2006年達到了工業化的高峯，之後幾年工業佔比逐年下降，而第三產業佔比開始穩步上升，2013年超過第二產業（1985年超過第一產業），成為目前經濟結構中佔比最大的產業。

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發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變化：經濟增長空間仍然很大，但增速放慢；經濟發展開始追求質量，追求更具可持續性和國際競爭力的結構、更低消耗與更高產出的增長方式；國民要求分享更多的經濟增長成果；經濟發展開始呈現新趨勢與規律，傳統的政府行為與政策工具的效應遞減。

此前，中國經濟也不斷遇到問題和矛盾，波動與調整是很平常的事情，宏觀經濟政策部門每次都能找到辦法，波動與調整週期都不是很長，以至於大家總是信心十足。但2012年以後，情況似乎變了，傳統的經驗辦法不再靈驗，政策部門絞盡腦汁，用盡了過去各種辦法，都無法擺脱困境。而市場卻在不經意間逐漸升級，並形成趨勢。類似於人類發展進入青春期後期，塊頭與力量還在繼續增加，但速度放慢，智慧與技能的需求上升，隨着市場主體的自主意識不斷增強，政府職能也需不斷轉換，有事情找“家長”不再靈驗。

用大國思維和發展眼光觀察中國經濟，就要避免過分強調局部矛盾，忽視中國國情與經濟特性，而應當深入細緻地觀察與分析，認真對待中國經濟面臨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困惑，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黃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