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文學之道並非無門

開欄的話

近一個世紀前，梅貽琦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在就職演説中，他慷慨陳詞：“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中國大學，是中國學林的傳習所；文學院，是中國文學的同路人，更是一個民族賡續文脈、淬鍊新知、造就棟樑的平台和武庫。

藉此，我們推出“我的文學觀”專欄，約請我國知名學者、作家、評論家暢談他們的文學理想和文化情懷，分享他們的領悟之得和鑽研之道，闡發他們的歷史思考和現實觀察。在這些文學觀的背後，或許是相似的閲讀歷程和文學實踐，或許是迥異的學術傳統和治學理念，然而，不論有着怎樣的文學情懷，值得肯定的是，他們的體悟之法、治學之道中，都懷着可貴的文心。文心，未嘗不是今日文學教育、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文學批評需要珍重的初心。

只有不忘初心，方能繼續前行。

我們對於母語的駕馭還在單一的路上，文學教育説到底是對於陌生的存在的發現和探究

過去有人問作家寫作的技巧如何獲得，答案常常令人失望，那結論是，文學的寫作是難以言傳的。這成了中文系和文學院不培養作家的理由之一，所以新生入學時得知所學與文學創作無涉，多少有些遺憾。但近來創意寫作專業興起，情況略有改變，文學之道，並非沒有門路。現在一些作家紛紛進入大學講堂，似乎在解決類似的難題。文學教育的可能性，也因之大大增加了。

我們的中文系和文學院一般以傳授文學史知識和文學鑑賞的方法為主，創作長時期是未曾進入教師的視野的。而一些作家並非都有文學院學習的經歷，這給文學教育帶來了尷尬。我在教書的過程，曾被此類現象困惑良久。但環顧歷史，可開啓的門路不是沒有，有參考的經驗一直存在其間。以我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為例，它的前身是延安魯藝、華北大學。這裏的教師隊伍一是有學術研究、文學批評的傳統，二是也帶有文學創作的遺風。前者以吳玉章、周揚、謝無量等為代表，後者則包括丁玲、何其芳、艾青、蕭軍等前輩。這兩個羣落的教師的特點都是與時代脈搏共振，在學識和寫作中呼應着現實的問題，想起來都是教育史上的趣事。

因了這個傳統，它提示着教育的多樣性的重要，而不同傳統的銜接可能帶來文學教育的差異性。我個人從事文學批評和研究多年，覺得當下文學教育的問題是，學生的表達能力沒有被很好召喚出來，學習中的單一思維可能抑制了思考的衝動與表達的衝動。查看近現代文學史，最好的作家多不是學習文學專業的，一些好的文學史專家往往從別的學科進來。文學的門檻看似很高，其實也不然的。

於是問題來了：文學教育的學科設置在什麼地方出現了問題嗎？

這個問題回答起來太難。古人注意詩外的功夫，故經史子集無所不涉；今人看重的是詩內功夫，文史哲分家多少説明了什麼。這種差異也導致了人才的不同色調，所謂古今之別，也含有這類因素吧。不過現在人們開始有了匯通二者的努力，許多學校都在慢慢摸索自己的道路，各自有了不同的經驗。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選擇了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是延續以往的模式，對於文學史、文學理論有系統的訓練，二是增設創造性寫作教研室，引入一些知名作家進入課堂。在這兩個方面之外，同時開設古典學課程，讓學生了解中外古代經典。這些都是逸出學科評估的部分，乃遠離體制的選擇。

這條路徑是否有效，還不能很快得出結論。我一直覺得文學教育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但它的基本要義是可以體味的。學科設置只是表面現象，深層的問題是對於母語的領會力。漢語已經有過數千年的存在歷史，每個時代都有一些非凡的作家和學者出現。而許多學者本身也是文章家。我們現在的教育不太講文章學，其實好的學者與好的作家都應該通文章之道的。當代作家的主要問題之一是，許多人不是文章家，他們不懂得詞章的深靈遠意，缺少文體意識和詩文表述的潛質。孫犁晚年對於文壇淺薄文風的批評，汪曾祺呼籲作家對於詞章之學的關注，都是對文學血脈的單一性的警惕。阿城當年深受讀者歡迎，用汪曾祺的觀點看，是恢復了舊的文學感覺，中文的魅力被再次激活於文本之中。文學教育倘不關注這些問題，我們總還是在審美的歧途上。

現代白話文的普及帶來了社會的進化，但對於古今之文的潛能的開掘還遠遠不夠，我們對於母語的駕馭還在單一的路上。“五四”那代人希望的新文化是古今匯通，中外互動的。可惜後來因戰亂而終止了某些探索。教育救國是一條重要之路，而復興母語的創造性書寫也是現代人的使命。後者的重要性今人已經漸漸意識到了。

我自己喜歡司馬遷以來的憂世傳統，這些在後來的杜甫、蘇軾、曹雪芹、林則徐那裏都有體現。現代以來魯迅深化了此一傳統，且打通中外壁壘，古今之路延伸於視野之中。此後錢鍾書之探索、穆旦之嘗試，對讀者都有震動，於學生亦有教益，其文本都是很好的教材。較之前人的經典，文學教育之弊是簡化文本的隱含，將歷史的表述八股化。中外文學的重要遺產乃對於生活的多角度的凝視，其中的內容裏包含着大愛精神和批判意識，而每每在詞章裏造成新的格局，放思想於開闊的天地之間。文學看似一種感性的表述形式，其中犖犖大者，乃憂國憂民的情思，以及飛動的詩趣。文學教育説到底是對於想象力與智性的培養，它不是框子裏的説教，而是對於陌生的存在的發現和探究，是對於自我感知閾限的跨越。莊子的逍遙之遊與杜甫的沉鬱悲慨之氣，以及“五四”新文人的啓蒙、救亡之音都可謂我們靈魂的前導。

如此説來，重温先秦至五四的遺產對於我們多麼重要，而對於域外文學精華的攝取亦不可小視。重振漢語寫作面臨的課題很多，如果只在象牙塔裏議論這些，自然有相當的限度。所以文學教育也有校內教育與校外教育之別，到社會的舞台捕捉性靈之光，則是教師不能不提醒自己和學生的要點之一。這無疑是一件神聖的勞作，它生長的過程也是一個敞開的過程，我自己喜歡看到的是：內面的世界與外面的世界的互感，詩外功夫與詩內功夫的融合。如是，我們的漢語庶幾不會粗糙下去。

作者簡介：

孫鬱，本名孫毅，1957年秋生於大連，畢業於瀋陽師範學院中文系，文學碩士。曾任北京日報文藝週刊主編，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院長。主要作品：《百年苦夢》《魯迅與周作人》《文字後的歷史》《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閒錄》《民國文學十五講》《魯迅遺風錄》等。

《 人民日報 》（ 2017年02月17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