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華：從“跟跑者”變為“領跑者”

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正在興起，主要國家紛紛出台政策支持新科技的創新與新產業的培育。從歷史看，每一次新工業革命都是後發國家實現“彎道超車”的戰略機遇，美國在電氣革命時期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日本在電子信息革命時期成為工業強國，莫不如此。因此，正在興起的新一輪工業革命，也是我國實現全球價值鏈攀升、推動產業由大到強的關鍵歷史機遇期。

目前，我國基本具備發展新興產業、高端產業甚至前沿產業的基礎和條件。近年來，我國科技研發投入規模和專利數量、論文發表量等指標，均居世界前列;高鐵、核電裝備、通信設備等產業，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量子通信等新興技術領先於世界。同時，高等教育的發展培養了大批科學及工程技術人才，使我國的科技創新相對於發達國家具有明顯的人力成本優勢。此外，新興產業技術標準的形成依賴於用户規模，一項技術的用户數量越多，越容易成為行業默認的共同標準。巨大的人口規模和產業規模，十分有利於促進中國主導的新產業技術標準的形成。

當前，新經濟正處於S形曲線的加速發展階段，這是中國產業實現全面趕超的機會窗口。一方面，由於新科技成熟度不高且處於快速變化之中，行業的主導設計和技術標準尚未完全形成，發達國家與中國一樣面對着技術發展的巨大不確定性，沒有特別明顯的領先優勢。未來，中國完全有可能依靠低成本的創新優勢、完善的產業基礎、巨大的市場規模，率先實現新科技的突破和新產業的市場養成，從世界科技的“跟跑者”變為“同行者”甚至是“領跑者”，增強對新標準、新產業的話語權甚至掌握主導權。

另一方面，新產業並不完全是嶄新的，許多是新科技、新產品與傳統產業的融合，比如通過互聯網、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應用，使傳統產業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傳統產業的升級，反過來又會促進前沿技術產業的發展。上世紀後期以來，發達國家將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產業鏈環節離岸外包，其國內傳統產業的基礎比較薄弱，進而制約新科技的成熟。

儘管我國已具備發展新科技、培育新產業的條件，但也存在許多體制、機制和政策方面的短板與制約因素，比如高水平科技人才不足、科技成果轉化機制不暢、產品應用市場規模狹小，等等。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逐步建立4個方面的機制：一是創新激勵機制，包括加強科技人才培養，增加研發投入，激發科研人員的創新熱情，積極推動科技成果的轉化，打通產學研之間的通道。二是產業發展機制，包括建設產業基礎設施，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改革完善金融體系，使好項目能夠獲得資金支持，好企業能夠在競爭中脱穎而出。三是市場培育機制，包括給予新科技終端用户必要的補助，支持試點示範，鼓勵新產品、新服務的使用，加快應用市場的發展和成熟。四是國際合作機制，既要加強與領先國家的合作，通過技術聯盟等形式共同推動行業標準的形成，又要通過與產業鏈上下游或應用市場國家的合作，擴大國內企業的應用市場，共同分享技術進步的成果。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