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丹紅：怎麼看行拘執行年齡降至14歲

公安部日前公佈《治安管理處罰法(徵求意見稿)》，將行政拘留執行年齡從16週歲降至14週歲，引發一些爭議。不少法學專家反對這一措施，甚至武斷地認為“沒有任何嚴謹研究”支持其必要性，這顯然有失偏頗。

首先我們應正視一個現實——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低齡化近年日趨明顯，尤其在15歲以下的年齡段。例如，2016年某省公安機關處理的18歲以下未成年人雖只佔全部違法行為人總數的2%，但在被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中，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卻佔到總數的11.4%。相比幾十年前，我國生活水平大大改善，未成年人的身體發育和智力水平都非昔日可比，加上大眾傳媒、互聯網中一些不良風氣的影響，低齡犯罪屢見不鮮。

我國刑法規定，14到16週歲的未成年人，只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負刑事責任，已滿16週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則應當負完全的刑事責任。很顯然，對14至16週歲的未成年人罪犯，存在着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銜接的空檔：只要其違法還沒達到刑法規定的嚴重犯罪程度，就不能採取刑事強制措施，連行政拘留都不行，而一旦達到，就已鑄成大錯，中間連個過渡處罰手段都沒有。

新規定試圖填補這個空檔，卻招致一些人反對。而反對的理由，無非是認為降低行拘執行年齡對於未成年人而言太嚴厲，不利於他們身心健康，會起反作用。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素來強調對未成年違法犯罪者的保護，從其立法本意而言是否應該更側重對未成年人受害者的保護？比如保護校園霸凌中的未成年受害人，限制媒體對未成年人受害者採訪報道的同時，是否應考慮在被侵害對象是未成年人時加重處罰？降低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年齡與否，如果只考慮對未成年違法者的保護，那對未成年受害者的權利豈不是二次傷害？

當然，筆者也不贊成用簡單、粗暴的方式處理未成年人違法，“一關了之”同樣毫無作用。已滿14週歲未滿16週歲的未成年人可適用於行政拘留，不代表着一律使用，應綜合考慮嚴重程度及危害性，本着懲罰和教育結合的原則區別對待。被行政拘留的未成年人，也應跟成年人分開關押，避免不良影響。必要時，可以先進行學校或社區矯正，如不履行義務再處以行政拘留。

現在對未成年人違法者，不是行拘措施太重，而是實際作用太小，加上記錄封存制度有隔靴搔癢之感，難起懲戒作用。可考慮行政拘留跟社會徵信掛鈎，讓行為人真正對自己負責。(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疑難證據問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