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襲沒有“情有可原”

剎住網絡文學抄襲之風，不是靠指責技術與市場這些“背鍋俠”，而是要通過嚴懲抄襲者來實現。因為只有將抄襲之惡實打實地定位在個體之上，立起“南門之木”，讓社會對抄襲的懲罰看得見，方能有痛切的警示之效。

近日，11位網絡小説原創作家狀告《錦繡未央》原著作者周靜（筆名秦簡）和噹噹網一案，在北京朝陽法院進行了證據交換。這場維權整整持續了4年，前後牽扯百餘位小説作者、編劇和網友，終於在2017年年初連跨了幾步，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伴隨這一案件進入大眾視野的，是對抄襲之作如何變成收視大賣的影視劇IP的深度疑惑，還有“小説寫作軟件”的技術抄襲路徑。這類軟件可以自動抓取同類描寫，讓“十分鐘寫下千字”“一部作品抄襲幾百部小説”成為可能。大數據在文學領域的運用，使得過去“閉門造車”式的文學創作發生了改變，使得文學能夠更精準地描述世界，作者與讀者之間能夠更高頻、更深層地互動，這是科技進步與網絡發達給文學創作帶來的福音。但是，就此放棄閲讀積累、素材研究、閲歷採風等基本工作，直接通過技術路徑，隨意複製粘貼就能成就文學創作，那所謂科技進步實在是文學領域的夢魘。

有人痛批“寫作軟件”，為抄襲者提供了便利。可是，隨着互聯網分眾格局的出現，網絡小説追求“定位精確”，必須依靠技術手段，這也不能迴避。但“玄幻”“仙俠”“盜墓”“穿越”“同人”“宮鬥”這些分眾定位，是否一定要靠技術抄襲完成？換言之，技術本身沒有善惡，是操作使用技術的人將惡的一面通過技術展現給了社會。在沒有寫作軟件之前，網絡文學的抄襲就已存在；在寫作軟件沒有大面積使用之前，抄襲的情況就很嚴重。因此，“寫作軟件”不該為抄襲者背鍋。

同樣不該為抄襲者背鍋的，是網絡文學的市場。很多人認為，在大量資本進入後，“網文IP”實現了迅速變現，形成了一個急功近利、快消品式的網絡文學市場，導致大量作品質量低劣、情節平庸、內容雷同，也使得網絡文學寫作成了抄襲剽竊的重災區。按照這個邏輯，很多網絡文學的抄襲就成了順勢而為的行為，網絡抄襲之惡似乎有了情有可原的地方。

可誰都明白，抄襲就是抄襲，哪有什麼情有可原與不得已？市場的不堪與個體抄襲之間縱然有千絲萬縷的關聯，抄襲者也必須為自身的抄襲行為承擔責任，所謂“市場的問題”自然由優勝劣汰的競爭和監管的整治規範來解決。

有些人説，如果市場不再追求網絡文學作品的速成，那麼抄襲就沒有了土壤。可為何不能換個思路來看待，如果抄襲者受到了嚴懲，且這種嚴懲足以警醒那些潛在的抄襲者，足以讓抄襲之惡畏而卻步，那麼市場是不是就有了優中擇優的選擇？需要明白，網絡文學粗製濫造的嫁接與抄襲，正是對市場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

所以，剎住網絡文學抄襲之風，不是靠指責技術與市場這些“背鍋俠”，而是要通過嚴懲抄襲者來實現。因為只有將抄襲之惡實打實地定位在個體之上，立起“南門之木”，讓社會對抄襲的懲罰看得見，方能有痛切的警示之效。

儘管現行著作權法對一些抄襲與剽竊的界定並不清晰，但社會運轉的規則不只有法律，還有公共治理。我們要通過行業的自律、互聯網平台的曝光、版權意識的普及，對抄襲者形成“人人喊打”的氛圍，要讓抄襲者明白，所有的知識產權都會得到法律的保護、社會的尊重。(馬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