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全球化”何以催生怨氣蔓延

約20年前，每逢“五一”我都去離辦公室不遠的悉尼證交所前，觀看反全球化示威者與警方的衝突，那是當時瞭解西式羣眾運動的直觀窗口。各種國際經濟協作會議，也往往成為反全球化的舞台甚至戰場。

彼時的反全球化，不少左翼示威者甚至打着鐮刀斧頭的紅旗。他們中的大多數絕對想不到，反全球化運動會在全球化受益最多的發達國家獲得眾多擁躉，甚至有朝一日美國總統也會(至少看上去會)加入他們的行列。

全球化程度最為徹底的地區，恰恰對全球化質疑程度最高。這種令人弔詭的現象可被稱為“怨婦化”——人人都覺得自己在全球化中吃虧了。

經濟學家及全球化的支持者們可以擺出無數事實與數據，説明全球化如何推動經濟與社會的進步，增加人類的福祉，甚至以此得出“反全球化者需要的僅是心理醫生”的結論。但任何對事實與數據的更細緻分析都可以得知，全球化的宏大敍述之下，的確存在着嚴重、甚至不斷加劇的發展不平衡及貧富分化。這不僅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也存在於一國之內的不同區域之間，以及不同國家之間。比如，中西部的發展問題，就同時困擾着中美兩個大國。全球化進程中的受益不均，是導致“怨婦化”的最直接根源。畢竟，“完美市場”永遠只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假設而已。

“怨婦化”當然有社會心理原因。不同地域、行業、階層間廣泛存在着信息不對稱，這與信息技術發達程度無直接關係，不是“能”與“不能”的問題，而是“願”與“不願”：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性本能，導致大多數人放大自身的艱難，富者如此，貧者更如此。

“怨婦化”當然也源於價值觀的缺失。在全球化進程中，普遍出現價值觀的虛化、異化及工具化，導致在信仰層面上最後防線的失守，拜金超越膚色，攀比不分種族，不滿與怨憤得以瀰漫。而這個時代的價值觀旗手們，尤其是各國主流媒體，嫺熟地將價值觀本身作為獵取利益的工具。“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成為精神分裂的典型。相比赤裸裸追逐利益的“真小人”，這樣的“偽君子”更具破壞性，更消耗社會信任。

更有甚者，一些力量刻意利用“怨婦化”，從中漁利。儘管這些力量的旗號不同，甚至左右對立，但其反建制的共性十分鮮明：將“問題”上升為“主義”，將“技術”上升為“意識形態”;長於抱怨、拙於修補，樂於破壞，不屑於建設。當今之世，但凡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孤立主義等思潮或運動的背後，無不活躍着操縱者們的陰影。

當美國陷於“怨婦”之手，中國卻展現出“巧婦”的理性與責任。中國領導人日前在達沃斯指出，把困擾世界的問題簡單歸咎於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於問題解決。

需提醒美國人，同時我們也需時刻警惕：“怨婦”永遠成不了“巧婦”，卻可能成為“潑婦”。一旦“怨婦化”潰爛成為“潑婦化”，這對人類將是前所未有的挑戰。(作者是澳大利亞華裔學者、盤古智庫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