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為何不承認是“中國人”？
【編者按】
近日，海外網微信公號港台腔（ID：gangtaiqianghktw）轉載人民日報海外版文章《為何不承認是“中國人”？》引發輿論廣泛討論。自去年民進黨蔡英文上台以來，島內不斷出現“去中國化”事件，嚴重傷害兩岸人民情感。對此，港台腔（ID：gangtaiqianghktw）網友@宋昱向港台腔撰文投稿，細數島內“中國人”身份認同變遷，再論為何有人不願意承認是“中國人”。
-------------------------------
前不久，台灣《中國時報》發表題為《真道理性愛台灣 我們都是中國人》系列社論，從兩岸文化臍帶、摒棄敵我思維、中國人是台灣的寶貴資產、和平統一也是台灣前途選項四個方面呼籲台灣當局能夠停止“去中國化”的行徑，進而使台灣社會能夠從高度對立逐漸迴歸理性，從而為台灣找尋正確的未來道路。《中國時報》的大聲疾呼恰恰反映出在當今台灣中國人和炎黃子孫的標籤正日漸模糊零。
在當下台灣，為什麼“我是中國人”變得異常艱難？切入正題前，先從幾個故事説起。
故事一：1980年代，筆者在台灣的叔叔赴美留學，其間碰到來自大陸的留學生，大陸留學生聽説我叔叔從台灣來的，直呼：“你是‘蔣匪’啊！” 我叔叔也回應道：“我們要消滅‘萬惡的共匪’”説完二人哈哈大笑，後來還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故事二：我四年前去台灣，曾在捷運上聽到三個台灣年輕人的對話。其中一個説：“上次我和XX去韓國玩，去店裏買東西，人家問我們是不是中國人，我當時就説我們怎麼會是中國人，講話都不一樣的好嗎？”
故事三：以下是2012年感動中國人物高秉涵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的一段對話
高秉涵：剛才濟南市的電視台跟着我，他就問那個最小的小外孫，10歲，“你是中國人嗎？”，“我不是，我爺爺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
記者：您聽到她的這個反應，您什麼反應？
高秉涵：我就是心裏面很苦，很苦。
記者：苦？
高秉涵：因為我現在感覺到有點無力感，這個要多説一點，因為她們這四個人，可以説都是現在的小“台獨”。
*為什麼在短短的30餘年間，認同中國人身份在台灣成了嚴重的“政治不正確”。*有人説是自李登輝以降的台灣當權者或是推動分離主義和“去中國化”運動，或是無力撥亂反正所致。但這僅僅是其中的部分原因，釐清台灣人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變遷脈絡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日據時代“皇民化運動”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旋即在台灣開始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期以同化台灣人，五十年的殖民統治，雖有無數仁人志士反抗日本殖民當局，但不可否認，“皇民化運動”造成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疏離。加之二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出於反共需要，並未徹底肅清日本殖民統治的遺毒，反而利用一批舊日本軍人（史稱“白團”）訓練國軍，導致了部分台灣人甚至是高官政客在公開場合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為台灣帶來的現代化和秩序，如台北市長柯文哲所説的“殖民越久越進步”。
“二二八事件”的影響
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至今仍撕裂着台灣社會，雖然對“二二八事件”一些有良知的學者不斷的追求真相，但在民進黨的操弄下，“二二八事件”已經成為國民黨的沉重包袱和外省人的原罪，但不可否認，自“二二八事件”後，讓部分台灣知識分子，對於國民政府所代表的中國徹底失望，從而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並極力鼓吹台灣人不屬於中華民族，而是兩個不同的民族。
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和反共教育
1949年兩岸劃峽而治，國民黨當局為了以中國“正統”自居，將支撐“中華民國”政治象徵的整套制度和機構從大陸照搬到台灣，但沒有發展出與台灣社會情況相適應的政治體制和民主制度，為了“反攻大陸”的春秋大夢，國民黨當局開始了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時期，自1966年開始，台灣當局雖全面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但“白色恐怖”給台灣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裂痕和傷痛，導致一些台灣中產階級和精英階層將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和仇恨，扭曲擴大到其背後所代表的“中國”這個政治符號，從而極力改變自身的身份認同，“美麗島事件”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當年被國民黨抓去坐牢的一羣人，如陳水扁、陳菊最後都成了“台獨”運動的骨幹。民主化的黨外運動卻異化出了“台獨”的種子。
出於對國民黨當局高壓統治的畏懼，一些骨子裏對身份認同持不同看法的人不敢公開宣示自己的主張，例如現在宣稱22歲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輝，曾經對前“監察院院長”王作榮表示自己不是“台獨”，但在執掌實權後，逐步暴露其媚日“台獨”的嘴臉。
兩岸自1945年起，真正處於一個政府統治下僅有四年，自1949年更是走出了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形態，台灣民眾自然會對祖國大陸產生疏離感，另一方面，國民黨長期推行仇共、反共政策，污名化大陸政府，加之西方媒體對中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發展長期不客觀的報道，導致部分台灣民眾對大陸地區存在牴觸和偏見。
兩岸政治影響力此消彼長
國民黨當局撤退到台灣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穿着“中華民國”這件華服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代表中國，但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來，台灣當局失去了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性，台灣不能再使用中國這一政治符號出現在國際社會。台灣民眾普遍感到身份認同的疑惑：我們不再代表中國，那我們究竟是誰？國民黨當局在全面對抗的思維模式下，亦不接受在國際上用含有中國治下一省意義的詞彙來指代台灣，防止被統戰矮化。例如1989年兩岸奧委會在香港就Chinese Taipei的中文譯名舉行談判，台灣代表堅持中文譯名應為“中華台北”而不是“中國台北”，否則將不予參加1990年在北京舉辦的亞運會。經過長期自上而下的影響，在台灣，中國失去了文化和民族上的意涵，而完全成為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術語。承認中國人身份，就會被扣上“賣台舔共”帽子。
“文化台獨”與“憲制改造”
李登輝接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後，大肆推動“本土化運動，”經學者盧建榮歸納，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內政部”於1992年6月實施新户籍法，取消祖籍地登載，只登載出生地，切斷所謂外省人二代、三代與大陸地區的淵源聯繫，打造台灣人認同基礎。正如本文開頭所提到高秉涵，外省三代與祖輩的政治認同已出現了巨大的差異。
二、“教育部”取消《中國通史》課程，廢考“三民主義”，編寫《新台灣史》，從教育上全面推行“去中國化”，導致了台灣80年代後生人中國人身份認同極低。
三、“文建會”在“社區總體營造的名義下”， 大力推動“台灣意識”和鄉土意識，自外於中國人，獲得極大成功。
同時，李登輝上台後，通過多次“修憲”，雖保留了中華民國憲法一箇中國的外殼，但已通過“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的選舉產生條款，將大陸地區排除在外，又將大陸到台灣的所謂“萬年國代”統統攆走，事實上將領土範圍和“政府”權力限縮於台澎金馬。後期又通過“凍省”，徹底完成了 “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憲制改造”。切割台灣現行法統的中國屬性。
陳水扁繼任後，又繼續推動“去中國化”，讓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認同不斷走低。
（宋昱，西安電子工程研究所）
相關閲讀：為何不承認是“中國人”？
近年來，台灣出現不願意或者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現象，且這種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對此，當局、媒體、學者都“失語”以對。近日，《中國時報》發表社論指出：“台灣人”和“中國人”成為二擇一的對立符號，從歷史文化、兩岸關係或台灣發展的角度而言，這都是非常不應該，也非常危險的。社論摘發如下：
早期台灣社會的主流認同，從來清楚無半分模糊，被問及自己是什麼人時，大半會毫不猶豫回答“我是中國人”，也有人回答“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當時的流行歌曲有一首就是《我是中國人》，傳唱一時。
自李登輝第二任期開始，“中國人”3個字開始被污名化，如今已成為幾近“不可説”的弱勢認同。不可諱言，“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弱化，和“獨”的力量增長有極大的關係，這中間經歷了近半個世紀“滴水穿石”的演變，台灣的認同觀漸漸主客易位，“天然獨”高唱入雲，“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認同抬頭，連許多藍營政治人物都漸漸不敢説或避説自己是“中國人”。
如果早年鼓吹“台灣人與中國人”對立的“獨”派，在“我是中國人”的年代有龜兔賽跑中烏龜的耐心，那麼此刻希望恢復“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也要有耐心。
先要讓台灣人找回做“中國人”的光榮感。就經濟和發展機遇而言，中國崛起已是進行式，阻礙仍在，但氣旋持續上升卻是不爭的事實。
更重要的是中國歷史文化的軟資產。中國悠遠的歷史，構築了深厚、豐富的文化，這是中華的驕傲。台灣的主要族羣，祖輩均從大陸跨黑水溝而來，同文同種，應以一家親的心情，分享中國文化的深厚與光榮。
兩岸間，沒有任何比一家親、同民族更鞏固的和平基礎。台灣人找回中國人的光榮感與認同感，也是找回兩岸和平的根本之法。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7年02月18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