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入籍入院，顯中國引力效應

日前，楊振寧、姚期智兩位老科學家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發熱烈關注。

在輿論場上，以耄耋之齡迴歸故土的楊振寧更是備受關注。已近百歲之齡的楊振寧，估計已不會如年輕時那般埋頭紮根於科研一線，或許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體裏循環着的是父親的血液，是中華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歸屬感讓他對故土戀戀不捨。亦或是科學上的引路精神讓他回來發揮“餘熱”，為後來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詩中所説：“學子凌雲志，我當指路松。”

從科學發展的角度來説，中國目前仍處於趕超一流階段，需要大量的經費花在刀刃上，用於科研投入。但同時，創造條件讓功成名就的科學家可以自如地“歸來”，同樣意義非凡。

楊振寧的科研成就毋庸置疑，有學者列舉他的13項諾貝爾級別的成果，是於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在國外完成的，而他本人亦於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五十年代之後，海外科學家歸國基本趨於停滯。七十年代初，已是海外華人科學家傑出代表的楊振寧率先歸國，引發了一輪海外科學家的歸國熱。時至今日，楊振寧依然在捐資助學、探討公共話題、提升中國科學的國際視野等方面積極奔走。

楊振寧學術生涯的頭和尾，都是在中國度過的：在西南聯大完成了碩士教育，晚年又定居中國併入籍。其間的國籍轉換，也成為人們聚焦的話題。他於1964年入美國籍，彼年三十多歲，據説其父反對;2015年放棄美國籍，此年九十多歲，據説美國朋友不贊同。兩次入籍、兩次放棄國籍、兩次都面臨着反對，這樣的決定，不是每個人都能做的。如今楊振寧入中國籍、轉為中科院院士，依然有風向標的意義，這驗證着他對未來的樂觀預期，也驗證了更加開放的中國所凝聚的引力。

楊振寧在回憶錄中曾寫道：“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那天乘法航自緬甸東飛，進入雲南上空時，駕駛員説：‘我們已進入中國領空!’當時我的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描述的。”而他入美國籍時，“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並且“父親到臨終時都沒原諒我放棄中國國籍”。楊振寧那一輩科學家，親眼目睹了國家玉汝於成的過程，其家國情懷可以想見，這種痛苦是值得體味的。欣慰的是，時移事改，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已不需要科學家承受去國懷鄉之苦，亦不必令科學家面臨“痛苦”的抉擇，相反，還會對落葉歸根施以關懷與寬慰。

楊振寧選擇入籍，是他對晚年道路的選擇，從某種程度上説，這與國家的道路選擇是交叉的。得益於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所創造的開放環境，對世界潮流的融入，楊振寧的歸來方才有了現實的可能;而楊振寧等一批海外科學家的歸來，又會給中國科研帶來從項目到建制與世界接軌的機會。科學家有國籍，但科學無國界，讓國籍不成為科學的羈絆，更不能成為科學家的道德困境，是楊振寧闊別51年之後重歸中國籍的一個啓示。

對於中國來説，迎來楊振寧為霞滿天的桑榆晚年的同時，也不可否認，錯過了楊振寧最輝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來的方向也當因之釐清：讓更多科學家們願意留在這片土地上，誕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僅是因為中華文化的血液，更因為是先進的設備、優厚的條件、社會的理智與尊重、環境的平和與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