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許“懲戒學生”，學校該如何應對

近日，青島市政府發佈地方性規章《青島市中小學校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辦法》提到“中小學校對影響教育教學秩序的學生，應當進行批評教育或者適當懲戒”。據瞭解，這是全國或地方教育性法規中，首次提出“懲戒”的概念，於是引起輿論鼎沸。

確實該為“懲戒”教育正名了

管理學生的規章中出現“懲戒”二字，為何引起關注和爭議？這是因為我們已經長久不見這個詞用於教育管理學生了。專業人士分析説，“懲戒”這個詞一直未出現在全國或者地方的法規中，此次青島《辦法》中明確了懲戒學生，具有“吃螃蟹”的意義。但在許多人看來，懲戒學生，不僅在理論上是不對的，在實踐上也是不可以的，似乎教育學生除了用愛心去感化，任何懲戒都是違法的、不科學的、應該禁止的。

對於懲戒教育，我覺得近年來我們走了一個小的“之”字形。過去上千年，我們的傳統就是主要靠懲戒教育“當家”的，所謂“不打不成器”、“小樹不修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孝子”這些古訓都強調了懲戒的育人作用。但是後來發生了一個轉變。由於實行計劃生育，催生了大量的獨生子女，父母對獨生子女的溺愛讓他們成了“小皇帝”。誰還能批評和懲戒“皇帝”？而且，一旦孩子被懲罰出了什麼問題，誰擔當得起？正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懲戒教育”漸漸式微，代之而起的就是“賞識教育”“激勵教育”“快樂教育”了，“懲戒教育”甚至被認為是無能的表現。

人們之所以不贊成“懲戒教育”，是因為一個誤區，他們把“懲戒教育”誤以為就是“體罰”。事實上，許多不適當的懲戒懲罰教育其本質正是進行了體罰，而真正好的“懲戒教育”幾乎與體罰無關，而是一門科學，需要講究技巧，例如，要堅持實事求是，和説服教育相結合；要以愛心善意作為懲罰的出發點；要掌握懲戒的時機、心理、方式、數頻、強度、步驟等。美國加州Dann中學的做法很有借鑑意義。該校規定，凡是沒有正當理由的遲到或早退就扣3分，凡是無故缺課就扣5分，吃飯遲到也要扣2分，而當違規分值達到5分，就要在週五的晚上8點至10點到指定的教室自修。這對於期待週末狂歡的學生來説是非常難過的事。

現在，我們終於把懲戒教育寫在學校管理的規章上了。從輿論看，似乎沒有人反對懲戒教育的存在，只是希望進一步明確懲戒權的範圍、懲戒的方式、懲戒的度，以及明確恰當的懲戒方式，這當然是非常必要的。但現在的問題是，規範而科學的懲戒辦法從哪裏來？教育主管部門也不能在家裏拍腦袋想出來，還是要靠各地學校進行試驗和探索，然後才能形成規範的制度。山東省當然也應該率先進行探索，在實踐的基礎上出台初步的規範，這個過程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最後應該由教育部根據全國的實踐，針對不同階段的學生，制定懲戒懲罰學生的具體方式，由學校和老師對照執行，從而取締那些奇葩的懲罰措施。

據説，新加坡也經歷過一個懲戒學生的過程。2007年，新加坡發生多起教師涉嫌胡亂體罰學生的風波，例如，砂拉越州詩巫一所寄宿中學的女舍監處罰140名女學生在魚塘浸泡一小時，以找出誰經常把衞生棉丟進馬桶。針對這些情況，教育部表示將發出指南，以指導教師採取適當方法處罰違反紀律的學生。後來，新加坡教育部制定了《處理學生紀律問題的指導原則》，明確規定，新加坡所有中小學可以處罰學生，並對學校、警方、社會等相關部門提出了要求，設立紀律委員會，以電腦化方式記錄各校違紀問題並作出系統化分析，允許授權教師（當事教師除外）鞭打學生。我們當然不一定照抄他們的懲戒措施，但他們對於懲戒學生的這個認識過程，對我們還是會有所啓發的。(常青村)

適當懲戒須有合法的程序和機制

這被視為給學校老師對學生進行懲戒教育賦權和鬆綁——此前，由於擔心批評、懲戒學生引發體罰或者變相體罰的質疑，很多學校老師已經不敢批評、懲戒學生，對學生的不良行為習慣放任不管。可是，如果不對懲戒的程序、機制加以明確，這極有可能停留在文件上，變為一紙空文。

前車之鑑是，我國教育部曾針對教師批評權沒有落實的問題，在2009年出台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中，規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學管理中，有采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利”，可是，還是有很多班主任不願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是“適當方式”，擔心萬一“不適當”而給自己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對學生實行批評、懲戒教育，有兩方面問題，必須解決，否則，批評和懲戒教育就會是學校和老師手中的“燙手山芋”。首先，學校的校規，包括懲戒規定，需要在聽取全體教師、學生（學生家長）意見基礎上，民主決策，校規不能就由學校行政領導制訂，更不能與上位法牴觸。近年來，我國中小學頻出雷人校規，遭遇社會質疑，就因校規由校領導拍腦袋決策。依據這樣的校規，對學生進行批評、懲戒教育，必然由於缺乏合法性而引發爭議。

而合法校規的制訂，需要學校依法治校，並擁有依法治校的綱領性文件——學校章程。教育部已經要求各中小學制定章程，做到一校一章程。章程是明確界定學校辦學者、管理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社會機構權責的法律文件。目前，我國各中小學都在進行章程制訂，但有很多學校並沒有真正把章程當回事，還是把章程作為校內行政性文件，加以應付。學校應該結合章程的制訂，明晰教師和學生的權責。

其次，對學生進行批評、懲戒，以及處分，都必須有合法的程序。當前，我國中小學批評、懲戒、處分學生，有很多就由當事班主任、老師直接做出，這貌似十分直接、快速，可是，卻缺乏程序正義，把屬於學校公共事務的批評、懲戒和處分，演變為學生和教師之間的恩怨，直接導致被批評、懲戒、處分的學生（及學生家長），把矛頭對準教師，製造師生間的衝突。

合法的程序，應當是把學生的違規、不良行為（遲到、曠課、不遵守課堂紀律、欺凌同學等），上報給學生事務中心（學生事務中心通常由政府教育部門官員、學校領導、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社會專業人士代表共同組成），由學生事務中心啓動對學生行為的調查，包括聽取被懲戒學生的辯護，根據調查結果做出懲戒決定，把懲戒決定告訴學生（學生家長），學生（學生家長）可提起申訴，學校學生事務中心再成立申訴委員會（或仲裁委員會）再進行調查、舉行聽證會，根據新的調查結果做出新的決定。

這一程序和機制，充分保護學生的權利，也讓批評、懲戒真正起到對學生進行規則、法制教育的作用。這一過程，與我國司法機關調查違法犯罪行為是完全一樣的，當事人不能對違法、犯罪者施以私刑，而必須由公安機關調查、法院審理判決。雖然學生的不良行為，不涉及違法犯罪，但是，學校對其的批評、懲戒，也需要合法、公正的程序。

我國剛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是強調注重保護學生權益。其中，規範對學生的處分程序，專門新增“學生申訴”一章，完善申訴制度和程序，強化了學生申訴委員會的職責，增加了教育部門對學校行為的監管措施。因此，中小學對學生的批評、懲戒和處分，有必要借鑑這一規定進行完善，這樣才能讓學校的批評權、懲戒權落地。(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