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柱：國家認同是中華民族的基因

中華民族在悠久的歷史中形成了國家認同的文化傳統，它凝聚與維護着我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基因。大量考古新發現與考古學研究的新進展越來越清晰地揭示出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族羣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認同。

都城是我國古代的政治統治中心、軍事指揮中心、經濟管理中心、文化禮儀活動中心，是國家的“縮影”。因此，我國曆代王朝都把都城建設作為重大國家工程。從考古情況來看，我國曆史上的都城選址與規劃理念反映了“擇中建都”的思想，集中體現了歷代王朝的國家認同。這一歷史文化理念在我國有着數千年的歷史，並形成了不同時期、不同王朝、不同族羣最高統治者的國家認同。今天我們所説的“中國”“中華”均源於此，它們多見於先秦以來的文獻記載。不但都城要“擇中”而建，作為都城政治中樞的宮城也要“擇中”而建。至於象徵國家最高權力的物化載體——大朝正殿，又在宮城之中處於“居中”“居高”的特殊空間位置。都城之於國家、宮城之於都城、大朝正殿之於宮城的一系列“居中”設計理念，突出了“中”的文化基因、“中”的文化內涵，這就是中正、中和、中央。

我國曆代王朝的統治者不只來自內地族羣，還來自“諸夏”與“四夷”的族羣。如鮮卑族從我國北部的大興安嶺一路南下，自內蒙古盛樂至山西大同(平城)，最後孝文帝遷都於“天地之中”的洛陽。鮮卑統治者規劃建設的北魏洛陽城，最大的特點就是繼承與發展了我國古代都城的核心文化理念。北魏洛陽城規劃建設“擇中立宮”、形成完整和規則的都城“中軸線”，直接影響了隋唐的長安城與洛陽城建設。這説明了鮮卑族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對國家的認同。再如，元朝幾代蒙古族皇帝主持建成的元大都，是一座比漢唐都城更為“中華民族化”的都城。這主要表現為元大都在佈局形制上充分體現了《周禮·考工記》的核心理念，即“前朝後寢”“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等。

國家認同理念在都城“中軸線”方面可以説體現得淋漓盡致。從曹魏洛陽城、西晉洛陽城、北魏洛陽城到隋唐長安城、北宋開封城、金中都、元大都以及明清時期的北京，對於這些由漢族、鮮卑族、女真族、蒙古族、滿族等建立的都城來説，中軸線的設計都延續不斷、代代相傳。它也見證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至高無上、前後相續，不但不因不同族羣的統治者而改變，而且還在不斷強化。

除了在“擇中”建都上體現國家認同，我國曆代王朝統治者對祖先與國家的祭祀也體現了國家認同。在上古時代，中國人就有祭祀“遠祖”(三皇五帝)的傳統。比如，《漢書·郊祀志》記載：“自秦宣公作密畤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道武帝、明元帝、孝文帝繼承了這一傳統也進行祭祀。這時祭祀的已經不只是三皇五帝，還有周王朝的政治人物。由少數民族建立的遼朝、金朝、元朝、清朝的統治者，也代表國家對中華民族聖君與前代帝王進行祭祀。

明清時期北京城建設的帝王廟，具有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宗廟”性質，是把三皇五帝與夏、商、周、漢、唐、宋、元作為一個連續性的“國家”整體來看待。對傳説中的三皇五帝進行祭祀，對歷代帝王進行祭祀，這實際上是對共同“先祖”、對中華民族歷史進行祭祀。這充分體現了多民族對共同國家——中國的認同，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