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主的終結”到“民主的衰落”：西方民主亂象的背後

作者：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戰略與政策分析研究所副教授 王金強

冷戰結束後，西方學界關於西方民主政治走向的討論仍在繼續，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福山以蘇聯社會主義理論及其實踐作為批判的對象，認為冷戰的結束標誌着意識形態對抗的結束，意味着西方的絕對自由民主思想取得了徹底的勝利。他預言，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將無可爭議成為各國獨一無二的選擇。由於“歷史終結論”強調“自由、民主”國家的基本原則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點，這一論調也被稱為“民主終結論”。在文章的最後，福山難掩自己的得意，卻故意流露出一絲勝者無敵的失落感。他説，歷史終結以後的世界將不再有藝術與哲學，生活將變得非常無聊。

民主終結論強化了西方話語體系的統治地位。西方國家將這套話語體系視為人類政治發展的普世價值，大肆宣揚並強迫客體接受。這樣，包含西方價值觀的意識形態就被包裝成為一箇中性的概念。在其影響下，不管是已經邁入發達國家之列的新興經濟體，還是仍在發展道路進行探索的發展中國家，都對西式民主模式頂禮膜拜。越來越多的國家認為，只有從英國和美國那裏借來的話語才可以表述世界政治的現實，也只有藉助西方人的眼睛才能辨認自我。西式民主政治的泛濫進一步固化了它們政治家們已有的傲慢與偏見。

物極必反，月盈則虧。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引以為榮的民主政治日漸失靈。由於中央政府無法統一行使權力，經濟危機的持續影響導致國家經濟陷入持續的衰退和困境中。英國決定退出歐盟的公投結果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美國第一”的口號進一步引起了人們對西方民主政治的思考。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從對西方民主政治的盲從轉為對其進行反思。即使是“民主衰落論”的始作俑者——福山也開始唱衰美國。政治實踐的現實越來越出乎人們的預料，這讓那些政治學家的社會預言日益顯得蒼白無力。

政治失靈是西方民主僵局的集中體現。政治失靈是指政治運行過程中出現各種事與願違的問題和結果。政治失靈是民主政治過度膨脹的結果，這必然使得政治運行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具體而言，政治失靈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在縱向權力的分配上，西方政治制度存在明顯的強地方、弱中央的問題。中央與地方權力的分配是國家治理的核心問題之一。美國創立的聯邦制使得政府管理權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享有。雖然中央政府的行政職責涉及全國，但很多事務基本上屬於地方政府的權限範圍。地方利益集團的阻撓導致中央政府的政策與方案無法實施。協調好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成為國家治理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但權力的分散化使中央政府的各項政策很難在地方政府中得到貫徹實施，中央政府也難以制定一個令各地方政府滿意的政策。即使中央政府有了一個統一性的國家發展規劃，地方政府在實際執行中也會因自身的利益的考量而對中央的政令陽奉陰違。

其次，在橫向的權力結構中，議會民主制的政治體制使得政府的決策難以有效地貫徹和實施。多黨制與代議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兩大核心，西方國家的議會由代表不同階層和利益集團的黨派構成。多個政黨往往相互制衡和相互否決，導致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之間無法進行有效合作。即使在同一政黨內部，不同領導人對國家施政綱領的認識也存在差異。這樣，西方國家的政治活動往往充滿了不同政黨、不同領導人的權力角逐。議會選舉使得參與角逐的政黨受各種壟斷財團和工業集團的左右，雖然這些政黨領導人都認識到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必要性，但是在選票面前，他們不得不考慮背後選民的反應而將長遠利益服從於眼前利益，有時只能對國內的政治亂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種政治體制的缺陷決定了國家治理的不可持續性。

再次，政治參與的過度膨脹為民粹主義的崛起提供了制度温牀。適當的政治參與可以提醒管理者必須專心他們的本職工作，為選舉他們的大眾服務，防止權力的濫用，達到錯誤糾偏的功能。但只強調政治參與的熱情往往是盲目的。法國社會學家勒龐的代表作《烏合之眾》早已對集體心態進行了形象描述，他認為大眾的行為都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在實踐中，用熱情代替理性是不利於政治穩定的。感情強烈的政治參與容易助長民粹主義，導致難以控制的政治動盪。一張選票既可以選擇林肯式的民主人物，也可以將希特勒式的獨裁人物推向國家元首的寶座。事實上，很多獨裁人物確實是在民眾的支持下上台的。在民主、憲政的治理框架下，西方國家過度強調導致政治參與的廣泛性無法實現國家治理的長治久安。

西方民主政治的積極作用毋庸置疑，但制度的具體形式和路徑選擇是多元化的。任何成功的國家治理模式首先要植根於自身的文化傳統。政治發展的實踐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內涵，一國的政治選擇必然要與本國的文化傳統結合在一起。那些一味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國家往往會陷入民主的僵局而無法自拔。我們如果像一些國家那樣一味將“西方模式”視為民主治理的典範，而對本土的歷史文化傳統視而不見，不僅傳統的治理理念會因此失去其自身價值，我們所追求的民族復興夢也不會取得根本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