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浩俊：居民收入增長重在縮小收入差距

據媒體報道，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共有6個省份全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3萬大關。其中上海和北京兩大直轄市均突破5萬大關，上海以54305元位居榜首，北京以52530元緊隨其後。

“3萬元俱樂部”的增多、整體收入水平的上升，毫無疑問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到2020年實現“兩個目標”的關鍵之一。如果沒有收入水平的整體上升，要想消除貧困、解決貧窮問題，實現全面小康的目標，難度很大，甚至可以説，根本沒有實現目標的可能。

現在的問題是，儘管從居民收入的整體水平來看，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情況來看，都基本達到了目標，實現了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按照這樣的增長速度，到2020年實現“兩個目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就廣大居民對收入增長的感受以及購買力分析，收入增長的含金量似乎還存在一定問題。其中，收入差距是制約居民收入增長質量的關鍵。要知道，如果收入差距問題不解決，很多現實矛盾也難以化解，甚至會引發更多新的矛盾和問題。如全面小康，就有可能因此而出現不平衡、不協調、不統一，甚至出現掩蓋問題的現象。

而就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居民收入方面存在的差距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區差距，二是城鄉差距。對前者而言，不同地區之間，由於受各種因素影響，差距還是比較大的。數據顯示，2016年，貴州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5121元，僅為上海的27.8%。雲南、青海、廣西等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發達地區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可見，“全國一盤棋”的任務是相當重的、壓力也是相當大的。如何縮小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實現統籌發展，將是下一步最為關鍵的內容之一。不然，全面小康會出現形式與內容、外觀與本質不統一的現象。

對後者來説，儘管這些年來，中央對農村工作一直高度重視，中央14年一號文件也連續14年聚集“三農”，對農村工作、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水平提高等都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和要求。特別是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更是逢文件必談、逢會必講。但是，城鄉收入差距仍然十分明顯，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更大。按照數據，屬於經濟發達地區的浙江省2016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47237元，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則達到22866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約2.2多一點。相反，貴州、雲南、青海、陝西的城鄉收入比都超過了3倍。其中，貴州高達3.31，成為全國城鄉差距最大的省份。要知道，越是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居民收入的基數也小，如果差距再大，農民的收入水平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更何況，這些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也在全國屬於比較差低的，低收入加低保障，對這些地區居民意味着什麼，應當做出認真的研究和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經濟發達地區的浙江省，在居民收入問題上，正在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共同富裕”之路，而且是有質量的“共同富裕”之路。要知道，浙江的GDP總量與廣東、江蘇、山東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卻僅落後於上海、北京兩個直轄市，2016年更是將天津市超越了，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達到了38529元，正在向“4萬元俱樂部”衝刺，且城鄉居民收入比也是全國各省份中最低的，差距最小的。

當然，除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之外，行業差距、體制差距等，也是居民收入增長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並有效解決的問題。因為，金融等壟斷行業的員工收入，比起很多行業來都是高收入。而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同樣存在着比較大的收入差距。如果縮小，也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從總體上講，在居民收入問題上，浙江是一個值得其他地方好好學習的成功模板，也是提升居民收入整體效率與水平、質量與效益的示範區。原因就在於，浙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把富民與強省緊緊結合在一起，把鼓勵居民創業放在突出位置，形成了“老闆經濟”的發展格局。也就是説，不管老闆大小，也不管賺錢多少，每個人都想着當老闆、想着創業，從而，出現了“富在居民”的良好景象。

隨着全球金融危機銷煙的逐步消散，新一輪經濟發展也將提速。速度如何才能與效率緊密結合，居民收入增長水平是一面鏡子。而這裏所説的增長，當然是質量型增長、效率型增長，而不僅僅滿足於數量和規模的擴張。中國經濟，不能再在結構失衡、收入差距拉大中發展，而必須更加重視發展的協調性、平衡性、同步性。縮小收入差距，當然是核心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