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龍：老師能否懲戒“熊孩子”

避免孩子出現行為偏差有三道基本防線，第一道防線是父母，第二道防線是學校，最後一道防線才是司法

近日，山東青島出台了一部中小學校管理辦法，規定中小學校有權對影響教育教學秩序的學生進行“適當懲戒”，迅速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討論。爭論的焦點在於，中小學和教師是否應該擁有“懲戒權”，如何進行懲戒？對那些存在問題的未成年人，法律又該持何種態度？

不怕父母怕老師，曾是很多人的記憶。在傳統觀念中，教師享有很高的權威，懲戒學生是天經地義，比如罰站、面壁等，學生接受，家長也認可。然而隨着中國的發展，人們權利意識不斷加強，家長對教師懲戒行為的容忍度越來越低，懲戒頑劣學生變成了很微妙的問題。現行法律對教師懲戒權沒有明確規定，對禁止體罰、虐待未成年學生等則有着明確要求。而懲戒學生往往涉及對學生人身權利的一些限制，是否允許、邊界在哪裏，法律並沒有明確回應，一定程度導致現在的老師對頑劣學生不敢管、不願管。

中小學校和教師管教頑劣學生功能的弱化，是近些年來學生欺凌和暴力接連發生的原因之一。由於學校和老師這一“緩衝區”部分失效，呼籲公安、司法機關介入和嚴懲頑劣學生自然也就呼聲越來越高，比如建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和行政處罰年齡等。一些地方高調宣傳值得商榷的校園暴力重判個案;強調公安、司法機關要積極介入並重罰的意見開始出現在一些政策文件之中。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公開徵求意見稿中，也提出了降低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執行年齡的方案。

管教孩子，避免他們出現行為偏差有三道基本防線，第一道防線是父母，第二道防線是學校，最後一道防線才是司法。在當代社會，由於流動、留守等原因，一些家長監護未成年子女的功能在弱化。如果學校這一道防線也不夯實，那就只能期待司法變成“超級父母”了，而這是司法不能承受之重。用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去對付“熊孩子”無異飲鴆止渴。最好的方法，一方面是強化家長監護責任，另一方面則是強化學校管教功能，讓孩子在學校就能被管好，不讓問題“出校園”。實現這一點的前提，就是教師有權威，有必要的約束與懲戒手段。

目前，包括美國、英國、韓國、新加坡等在內的很多國家法律均明確賦予了教師懲戒權。例如，美國約有20個州允許老師懲戒學生，僅2007年一年就有22.3萬中小學生被依法懲戒。英國在2006年頒佈的《教育與督學法》也明確賦予教師懲戒學生的權力，包括允許打手心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法律在賦權的同時，也對懲戒的條件、方式、工具、次數、男女生差異、程序等進行了明確規定，以避免教師濫用懲戒。

對於中國來説，類似的做法是否可行，依然需要討論。山東青島的辦法，只是把長期停留在理論爭議層面的教師懲戒權正式提了出來。需要強調的是，賦予教師懲戒權絕不能等同於允許體罰，更不能等同於允許針對學生的暴力。教師懲戒涉及對學生權利的限制，涉及學生的一些基本權利比如人格、人身自由等問題，不是地方規章能夠解決的，需要在國家法律層面進行明確和規範，尤其是要明確懲戒的邊界，從而讓教師有底氣、學生能服氣。

(作者為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