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當前大國心態存在隱憂 戰略機遇期要知進退

特別鳴謝：鳳凰網大學問

原題：王逸舟：特朗普盤點美國，中國不應傲嬌

王逸舟：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副院長，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系主任、《世界經濟與政治》雜誌主編等職。主要從事國際政治方面研究，代表著作：《匈牙利道路》、《波蘭危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西方國際政治學》、《全球政治和中國外交》、《中國外交新高地》等。

特朗普在美國經歷一系列挫敗後選擇戰略再收縮

特朗普的現象實際上有其合理性，也有必然性。我想從外交上做一個比較，我覺得特朗普實際是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經歷了一系列的挫敗麻煩之後，選擇的一種戰略收縮，全球性的一種戰略再調整。

美國經歷過三次大危機、大反思、大調整

我們看到過去一個世紀左右，美國經歷三次大危機，包括美國自身出現了重大的改革，大的反思，大的調整。

第一次是30年代大危機，後來出現羅斯福新政，把美國帶出新的一輪全球角色。

第二次是越戰，60年代後期美國遭遇的戰爭，與朝鮮戰爭還不太一樣。朝鮮戰爭沒有真正打痛它，越戰是美國最痛的一道傷疤，帶來美國國內的分裂和美國國際影響力大幅的下降。那個時候美國60年代後期尼克松調整的時候也是不得已，從越南撤軍，推行大國戰略平衡。這個大的戰略推出，也不是個人有什麼遠見，而是美國挫敗，二戰後的世界霸主遭遇了第一次重大危機。

第三次就是新世紀以來，美國這一輪相對影響力的下滑，美國的麻煩產生。*其實之前美國有一段得意忘形的時代，就是克林頓時代(1993-2001在任)，我們對比一下，那個時候美國全球地位是非常風光的。*蘇聯沒有發生戰爭就解體了，世界沒有想到，美國人自己也驚喜萬分。克林頓政府善於抓住美國當時時代需求，克林頓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要像激光一樣，把美國的重心聚焦在經濟。他做到了，美國克林頓時期那幾年賺錢非常多，經濟發展非常好，是美國經濟地位非常優越的時候，經歷的越戰綜合症已經撫平了，超級大國的地位遙遙領先。

隨後美國開始了實施一輪大規模軍事行動，打擊薩達姆政權、流氓國家、無賴國家。一個牛仔總統(小布什)説出這麼野蠻的話，或者是9•11促使其無比憤怒，説出“誰不同意就是我們的敵人，誰贊成我們就是我們的朋友”。可始料不及的是，美國人以高昂氣勢出手，最後灰頭土臉收手。後來在奧巴馬時期，已經開始戰略收縮，只不過不徹底，民主黨人有一種信仰，認為美國還是國際領導人，還是世界制度締造者。一方面不想這麼打仗，不想透支，另外一方面這是它的義務，它在全球是領導地位。

但是到今天美國國內已經無法忍受，對於平民來説，對於大規模的工人來説，對於普通中產階級來説，美國幹嘛付出這麼多在全球去做這麼多？美國人的工資怎麼樣了，社保怎麼樣了，今天日本人讓我幫忙，明天韓國人讓我幫忙，後天南海讓我們出手，憑什麼？

美國式的韜光養晦：重新盤點全球帳單

這些年俄美關係非常惡化，美國將俄羅斯幾乎惡魔化了，對俄羅斯打壓，對普京打壓是深入人心的。美國在全球阻擊普京的代理人，從這些年算的帳來看，從克林頓之後的美國基本上是走低的。伊斯蘭國的出現，恐怖主義，強人政權，美國人現在管不了。

我到西非去，都能感覺到美國把中東打爛了的衝擊波，只能在伊斯蘭學校中求得一種心的安寧，在伊拉克、利比亞，極端勢力、極端宗教感召大行其道，這確實是布什主義的惡果，受到了很多影響，大國關係也不太好。

*現在是美國式的韜光養晦，美國在重新盤點在全球的責任、全球的義務、全球的帳單。特朗普正在好好評估一下美國這些年哪些賬是亂開支的，哪些東西給軍費、給基地、給核武器。這是他的某種必然性，反映美國基層社會一種聲音。*而在建制派、精英派那一邊，大的報紙，大的學校，包括華爾街大的人物，這種政治正確性培養出來的人卻都認為美國還是應當承擔超級大國的責任。

聯合國四分之一的費用，還有國際維和費用，現在美國説自己是在當冤大頭。他提出來讓盟國交軍費，聯合國要是不能容忍，就從紐約搬出去，伊斯蘭國既然惹不起，那還躲不起？所以對這些國家實行最嚴格的政策。

美國要重新發展，而不是管閒事的心態來發展。未來四年間，是特朗普外交和超級大國的戰略盤整期。對於很多國際組織，對於全球性公共產品載體而言，比如像聯合國安理會，像北約，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難民署，美國作為一個大老闆，作為一個主要出資方，包括決議的提供方，現在願意做得承諾越來越小。我接觸過聯合國的研究者，他們非常難受，非常不爽，因為要砍預算。

對於它的盟友而言也是，我接觸過一些日本朋友，日本真的是忐忑不安，除了特朗普軍費承諾問題，到底特朗普會不會像民主黨人，美國曆屆政府那樣對美日同盟做出承諾，也成為他們的一個憂慮。也許美國跟中國做交易，把台灣賣了，或者放棄日本某些事情，韓國也是如此。

歐洲是美國的傳統盟國，現在很難説，英國人對美國這個大盟主是一直非常看重的，但是現在上百萬人簽字要取消特朗普的訪問，或者説至少不能到議會去演講。再看看德國人、法國人，幾乎已經到了憤怒的程度，特朗普怎麼能這樣，傳統的信仰，盟友體系的承諾哪去了？這讓他們對普京的擴張主義很不安。

有些媒體太着急，對中國擔心太過於憂慮，好像特朗普上來以後對中國是很有麻煩的。在大國之間，中國還是比較安心的，美國現在要做什麼事，搗什麼亂子還輪不到針對中國。

比如台灣省蔡英文當政下的中美關係，釣魚島問題，包括南海，還有朝核問題，最近這一段時間，我們仔細評估一下，特朗普的外交是雷聲大雨點小，在國際承諾上面基本上沒有落實，基本上的盟友也好，傳統小兄弟也好，真正放下心來的沒有幾個。台灣幾個朋友之前很開心，説特朗普給蔡英文打電話，現在他們擔心特朗普賣台，擔心特朗普跟中國什麼交易。南海也是一樣，新的國防部長不像上一任一樣。

其實我們好好想一想，奧巴馬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是一個黑人，確實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對於全球核安全，無核世界的口號，在全球氣候變暖做的承諾。在單邊主義這種思路下改善美國伊朗關係，甚至跟盟友去協商。當時奧巴馬政府説，如果敍利亞政府使用政府軍對反對派使用化武，就一定會動用武力，但是最後發現了蛛絲馬跡，卻還是沒有動手打。

所以、特朗普跟奧巴馬時期的那種民主黨的氣勢，民主黨外交、國際承諾不太一樣。奧巴馬説得多，做得很少。特朗普現在外交絕對要去做，不管在中東、南海，但首先要看對美國的內政重大調整有沒有效果，再來看外交上有沒有大的影響，包括中美關係。我總的來看，中國最需要還是穩住神，按照既定的日程去走，既不要失去機會，也不要戰略透支，也不要戰略激進。

中國現在的大國心態存在隱憂，要向美國借鑑學習

過去20多年中美地位完全變了，心態完全變了。20世紀美國飛速的發展經濟，那一段時期好極了，但是最後犯錯誤了，到了小布什(2001-2009在任)開始走下坡路，到奧巴馬(2009-2017在任)到現在，都在重新戰略調整，韜光養晦。我們中國90年代初期是非常難過的，直到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才開始轉變，特別是2008年奧運會以後，這是一個轉點，2008年以前，我們領導人，我們一般的官方，包括我們的學界，在北大、社科院都不要講大國外交，那個時候認為這是不謙虛的，不符合韜光養晦的。辦了奧運會以後，什麼都要強，在全球的經濟、全球的貿易、全球的軍事、全球的核電站、全球的軍費要強勢。

這也是特朗普盤點的時候不開心的，從這當中美國得到什麼，得到伊斯蘭的蔓延，得到了中國的崛起。美國很不高興，要重新算帳，重新韜光養晦。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全球化受益最大的，但是千萬不要覺得現在是另起爐灶的時候，是取代美國超級大國的良機，這樣想可能適得其反。

在這個時候越要好好盤點一下，我們家底有多少，作為第二大國，是不是有這麼強大？另外我們的強勢，我個人認為主要是GDP數據、市場規模、市場潛力，包括髮電量、製造業、外匯儲備。但是其它方面，比如我們的全球公信力還是不行。

美國現在收縮了，出現了很多的赤字真空，我們要不要彌補，比如聯合國會費大規模增加，包括維和行動，我們是五個常任理事國裏面出兵最多的國家，(中國貢獻的維和經費已居世界第二)，現在很多國家找中國要錢，要維和，要補貼，要一帶一路。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行的，比如在墨西哥很多地方砸錢，能不能回收，還不好説。

我們要借鑑美國，學習美國的亂中有序。它的法律、媒體能夠到位。美國由上而下重新盤點，説不定過幾年美國會打出好牌，有可能經濟再往上走。

中國會不會延續好日子繼續往上走，有些該推進的承諾有沒有做到？我們未來一段時間，投資環境也好，我們對外的很多戰略伙伴關係，現在全球將近80對戰略協作夥伴，哪些是真的？哪些能夠到位的？哪些是不一定的？特朗普的重新收縮，重新盤點，美國的財政赤字，中國有沒有能力去填補？這是應該好好思考的大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周邊比如南海、台海、東海再加上黃海，四海聯動，有挑戰也有機遇。挑戰是薩德挑戰、核武器挑戰、蔡英文的挑戰，還有南海某個國家藉着南海案來算帳，這是美國無暇顧及的時候，至少兩年內美國盤點期，第一任期搞不好都還在處理美國內政優先的問題。

昨天特朗普在美國保守主義大會上説，沒有國際歌，沒有國際旗，沒有國際貨幣。但是我們都知道，美元就是國際貨幣。他現在的意思是美國不想幹這個事。但是我們的口號是反過來的，中國是世界大國，我們該要承諾都要承諾，這是鼓舞人心，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有隱憂的。

中國處在戰略機遇期，要知進退，拿捏好自身的輕重

在複雜的朝鮮半島危機面前，中國面臨着雙重挑戰，過去20年間朝鮮這個傳統的血盟對象開始不信任中國，開始發展核武。

而自從中國決定跟韓國建交以後，中韓成為兩個發展最好的國家，看看貿易量，韓國的藝術，韓國的化妝品，此時此刻在望京有一個韓國城，韓國的企業，韓國的文化，韓國的商業多麼發達。很難想到，曾經為敵幾十年前，相互之間打仗的國家，發展到現在這麼好。每年韓國到中國來的留學生有十萬，全世界都沒有哪個國家有這麼多的年輕人到中國來求學。韓中貿易現在超過了韓美、韓日、韓俄的總和，這不是了不起的發展嗎？

但是最近一段時期，這不是特朗普的事情，是上一任的事情，在美國的壓力下，再加上朝韓關係不能改善的焦慮，使得韓國當局搞薩德。它確實對我們軍方來説難以嚥下，不是導彈多厲害，而是雷達對我們北方發射東西都可以掃射到。

中朝還是盟友，中韓關係一日千里，但是現在出現軍事上的反遏制手段急劇加強，這方面的投入會增加到難以想象的程度。中韓雙方的交流熱線中斷，半島出現新的對抗，半島北方很高興，很希望看到這一步，某些軍工集團也有類似的想法，但是我們一定要繼續堅持無核化，同時不為當下的波瀾所動。半島這個危機，包括我們的香港、台灣、南海都可以説，一個小的導火索做得不好的話，可能造成連鎖反應。

以前提搞四化，要去學習。我們現在反倒沒了什麼向外學習的想法，心裏想着中國就快當老大了，學什麼，有什麼好學，到美國去、到歐洲去沒有什麼好看的。這和我們中國這幾年傲然向上走的態勢多少有關係，既是好消息，也含有不利的一面。

這十幾年來中國通過奧運、十八大開始搞大國外交，旗幟開始揚起來，開始提出中國倡議，講中國故事，提出中國方案。無形中間帶動了國民、媒體一種新的氣勢。

我在北大講學，現在學生他們講的都是我們怎麼怎麼樣，我們要怎麼怎麼樣，我們在未來世界上做什麼，做志願者，去做孔子學院，大規模的戰略輸出，大規模的全球投資，大規模的提供方案，大規模講中國故事，中國的活動越來越頻繁，中國人的步伐越來越大，中國有關部門拿出方案，拿出投入的心越來越猛烈。這個跟美國完全是不一樣的，一個是走衰的大國，一個走上的大國。

我們中國人要好好想一想，在這樣一個時代，戰略機遇期，要拿捏好自身的輕重。戰略的出手要知進退，避免過於透支。有人説美國特朗普時期，是中國的最大戰略機遇期，不一定，現在美國人已經開始認真盤點。

我衷心希望，不管是高層，還是我們媒體、普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要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看到我們這些年成長的動因，發展可能面對的一些陷阱，走好下一步是非常重要的。特朗普現象是最好的一面鏡子，需要我們拿捏和應對。

我們的外交官對美國的動向是特別謹慎的，但是我們某些媒體，某些年輕人想的不太一樣，認為中國要當老大。我接觸的外交人士，還讓我比較寬慰，他們都認為對美國需要有戰略的耐心。主席講過一句話，中國要有戰略定力、戰略耐心、戰略眼光。★

孫哲：別隻聽主流媒體的，特朗普正穩步推進改革

孫哲，哥倫比亞大學中國項目辦聯席主任，國務院台辦特聘研究員，曾任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代表作品：《美國國會研究：I》、《美國國會研究：II》、《崛起與擴張：美國政治和中美關係》。

解讀特朗普不能只看主流媒體

朗普上台之後大家議論都很多，每個人都談論特朗普，我從歐洲回來，歐洲也是談特朗普。從人類發展長週期來看，從美國政治的發展基因來解讀特朗普，還有很多必須思考的東西。我們中國人在解讀政治穩定、政治改革、政治發展的三部論的邏輯時強調政治穩定，我們是穩定壓倒一切，在穩定的基礎上做政治改革。這是我們解讀政治發展、國家發展的基因的出發點。

特朗普現在把政治穩定要打破，一起點就是要改革，在改革當中試圖實現一種發展的目標，能不能達到穩定還不敢説。一個月前大家討論他在任職期間被彈劾的可能性，説他有50%的可能被彈劾，現在媒體議論的是已經達到60%。

有人不喜歡現在的副總統，但是這個副總統對特朗普很忠誠，他説，特朗普是我見過最具偉大戰略思考的政治家。特朗普雖是一個富家子弟，但是經歷了紐約的房地產行業幾次上上下下的起伏，並不是那麼簡單。

他在做紐約房地產的時候並沒有像現在這麼風光，我認識幾個在紐約生活了幾十年的朋友，70年代在中央公園走路的時候，半個小時被連搶兩次，那時候美國中產階級把曼哈頓稱之為野生動物園，很多美國人都跑到長島去買房子。在整個過程當中特朗普曾幾次破產，去做別的生意。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人身上的野心、張狂性，和他現在的治國理念有沒有必然邏輯關係？在解讀特朗普的時候，有人只看到，或者只解讀了他的張狂。但其實這個人對自己的要求挺高的，他學林肯，跑到歌德斯堡去演講。

特朗普把林肯作為學習的目標和偶像，他這個志向是相當遠大的。他現在所説的一些言論，強調美國價值觀，強調減税，美國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強調美國強大的國防和軍隊，這些東西和歷史上很多美國的發展經驗，和美國所推崇的價值觀並不違背。

有人説他外交上沒有幹什麼好事。美國外交一開始有兩種哲學，一種哲學是拿起武器到處去尋找野獸、壞蛋、惡魔，美國西部電影裏面就是拔槍把壞人打死，也不收拾殘局，這是美國的干涉主義。還有一個傳統孤立主義，把自己的國內建設好，自己國家變得很強大以後，讓別的國家老百姓羨慕，説美國的日子過的這麼好，美國這一套體制這麼誘人。這套哲學或多或少帶一點孤立主義因素，美國一直在這兩種因素之間搖擺。

特朗普想把這個國家建設好，當大家批評他的時候，美國人替他辯護，特朗普的選民很支持他，而且他行動迅速，不管有多大的爭議，特朗普發表的政見在一步一步的推行。

特朗普不是另外一個美國總統，是另外一類美國總統

有人説他是帝王式的總統，很囂張。但是這樣説又沒什麼道理，他提名的大法官是主張限制行政權力的，為什麼他要提名一個反對行政權力擴張的人來把關，出現一個最高法院來抗衡和限制行政權力？如果他是帝王式的總統，那麼他應該強調行政權力擴張才對。

跟奧巴馬比較一下，特朗普更像是一個轉型的共和黨人，政府規模要縮小，政府要有效率，要出台新的規章，他做事情具有時效性。與之相反，温文爾雅的奧巴馬卻在不斷擴張行政權力，包括濫用總統權威。

中國國內感受不到，到美國一看，很多華人很擔心。變性人的性別認定由他自己決定，男孩子扮演一個女孩，就可以去女廁所上廁所。很多華人家長接受不了這樣一個事實。特朗普堅決説，這些事情政府是不應該干涉，政府還是要強調傳統的家庭價值。包括廢除奧巴馬醫保政策。

從這樣一系列的整個行政哲學來看，有人説特朗普表現得又不像一個帝王。包括現在很多人為他辯解，説這麼多不喜歡特朗普的人可以肆無忌憚地，在各種平台批評他是一個獨裁者，本身也説明他不是一個獨裁者。雖然他也罵媒體，但他不是要與新聞媒體對立，他對新聞的管制有他的傾向性，還沒有真正把新聞媒體給管控起來。

在美國，對特朗普來説面臨着的最大挑戰是，能不能搞定那一批當初支持希拉里當選的人，讓這批人為美國繼續服務，為他服務，為他所用，這是他的挑戰。

他造成動亂有多大？看美國政治史，1968年學生政治、民權運動，當時的混亂程度、囂張程度比現在嚴重的多。起碼現在在紐約生活或者其它地方生活，感覺到美國相對的平靜。馬克思説過，美國是一個偉大的人類實驗室，提出很多新鮮的主張。美國成功與失敗，都是人類共同政治實踐的財富。怎麼解讀特朗普，美國政治發展的邏輯，有一定的戰略定律，不能隨着美國主流媒體調門。

大部分主流媒體是反特朗普的，他們沒有預測到特朗普的當選，對特朗普的執政的方針，也沒有認真去解讀。這種情況下，我們作為一箇中國人，再去跟着美國主流媒體，沒有考慮少數媒體支持特朗普的原因，沒有考慮他們背後的一些解讀，恐怕是不夠全面的。

特朗普的百日新政，三個菜籃子

特朗普從競選到現在，提出了改革的三大內容，有三大籃子。

第一個是移民和國家安全方面一系列的政策。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重新讀讀他的百日新政，現在一步一步在推進。在這份新政當中，把他的執政計劃描述非常詳細，第一個政策是要建一個美國式的長城，不管是不是會變得很牢固，很“白”，但是拒絕這些移民，讓美國白人更偉大，藍領工人更偉大，這是一個夢想，是他的計劃。

美國白人和美國藍領看到歐洲的情況，歐洲的移民問題是一個非常大的困擾，到布魯塞爾，從阿爾巴尼亞、俄羅斯、中東來的，要構建當地的和諧社會不太容易，連德國都有點退縮。當初奧巴馬上台有一個很偉大的演講，要剷除恐怖主義的土壤，有一個很偉大的發展計劃，建立全球教育基金、教育網絡，讓這些年輕人不去販毒，不去當恐怖分子，這個計劃很偉大，但是沒有實現。

很多美國人看到歐洲的前車之鑑，就很害怕這些移民，但是現實並不像特朗普強調的那樣，這些移民到了美國就興風作浪。比如加州是農業大州，夏天收瓜果的時候，供應全國。美國的老百姓、藍領工人不會做這些工作，像北京本地的老百姓退休了會去餐廳裏邊洗碗？髒亂差的農活都是墨西哥人跑過來做。這些人幹了一陣，拿了三千美金、一萬美金就回去享受去了。所以有人開玩笑説趕緊去吃加州的農產品，趕緊買房，因為如果美國工人去做的時候，這些東西價格就上去了，因為人工的成本增加了。

這個移民政策和國家安全政策出台，效果怎麼樣？現在大家爭議很大。天天看CNN，美國的法律透明性還是不錯的，移民政策出來了以後，大法官、地方法官、媒體人、很多人都開始在電視上辯論。美國辯論是很公平的，特朗普沒有刻意去制止，他自己還有所退縮，最後他沒有反過來跟最高法院第九巡回法庭對着幹。

現在為止，就他的表現來説，大家忽略了他理性的方面。就像美國的國防部長，有人説他是戰爭瘋子，但其實他熟讀戰爭史，他一輩子不結婚，家裏堆放着幾千冊的戰爭史書籍，他深刻地知道戰爭的殘酷。這種美國軍人的複雜性，特朗普的複雜性在中國、美國的解讀還是不夠的。

第二個籃子，他提出經濟民族主義。税率要從45%降到15%，現在很多人説他做不到。美國人現在掙十萬美金，將近四萬塊錢交出去，日子過得很辛苦。十幾年前我在美國教書，年薪4萬美金，每兩個禮拜發一次給你，把州税、聯邦税等亂七八糟的税扣完了，到我手裏只有一千多塊錢，再加上房子、孩子讀書的税就所剩無幾。

從45%降到15%，這是什麼概念，我們對西部開發的税率是15%，如果加上各種費用，差不多44%，把税率降得這麼低，會不會產生巨大的虹吸效應？很多人説美國人沒有錢，結果馬雲跑去了，孫正義跑去了，説明他們覺得美國經濟還可以。

美國的房地產不會像中國那樣暴漲。十幾年前望京一平米兩三千，買一百平米，小兩口兩家一湊，30、50萬還買得起，現在動不動就是幾百萬，在望京兩家湊不起來，打工一輩子也湊不出來。

很多人替美國人擔心，説他們沒有錢，基礎建設做的不好。但是美國整體的經商環境，苛捐雜税相對比較透明。如果把中國和美國做一個經商環境的對比，會發現美國還是中國富人想去投資的、保值的一個地方。很多美國人到中國，一想到北京，不考慮大北京美好的藍圖，先想到空氣污染，這也是我們需要跟美國人做解釋的地方，確實空氣老是污染人家也不願意來。

這是經濟民族主義會遇到的很多挑戰。有人把特朗普跟里根做對比，里根成就了美國的偉大復興。特朗普做了很多期電視節目，在別人看來是花花公子一樣的人物，想要把美國帶出一個經濟困境，確實有點不一樣。但是里根時代美國只有8萬億GDP，外債不到1萬億美元。現在美國GDP是18萬億，外債都快超過20萬億了，現在美國是不是還可以自掃門前雪？

中國高層對特朗普相對理性。我經常批評美國人，對中國不尊重，中國已經崛起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國家，特朗普沒有講中國太多的好話。他説他們喜歡中國人，中國人有錢，他們喜歡賺中國人的錢，但是中國人的仗義、勤勞沒有太多説過。我們國家與特朗普打了兩次電話，已經夠禮貌了，但是他對我們中國還是缺少尊重，我們確實需要被尊重。

第三個菜籃子是政府的改革。特朗普提出了政府的改革，到最後發現改革的對象就是政府本身，中國也是一樣，改革的對象就是政府本身。企業家不是擔心人力資本，最擔心還是政策的不透明或者多變，法律環境不透明或者多變。特朗普想改變這些東西，這反映了他的理想、情懷，這是大刀闊斧的東西。

我覺得能不能成功，恐怕還得讓歷史來檢驗，他做得好做四年，或者做八年，做不好，最多八年以後他也就下台了。我們相信，特朗普的變革讓美國走入全新的時代，今後美國20、30年，還會走在世界的前列。美國有什麼成功的經驗，失敗的教訓都值得我們去梳理。★

時殷弘：我們熟悉的世界正在結束(2017年01月09日)

時殷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國務院參事。

2017國際問題高級講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家安全研究院，新浪國際聯合出品。(在此轉載 略有刪節)

在我們熟悉的世界裏，首先，經濟全球化在過去二十多年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贊成的。其次，總體來説，全球化在世界各處是比較有益的，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全球性金融衰退以前，大國之間的關係儘管有摩擦甚至局部對立，但是大體而言相對穩定。*世界主要國家的戰略心理和軍事態勢，美國不那麼神經質，中國不那麼激進，俄羅斯不那麼不顧一切，日本不那麼“修正主義”。從冷戰前後至今大部分時間，我們熟悉的世界已經大致結束或者至少正在結束，為什麼？*霍金的話非常深刻，全球性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內在緊張和由此產生的變化，這是我們最大的生態。

經濟全球化以後，貧富差距、地區差距擴大，技術革命也使得巨大的差距頃刻之間幾乎所有人都能知道。從英國脱歐開始到特朗普當選，全球政治文化變頻。美國的“白人草根”階層恨移民，恨華爾街精英、華盛頓精英，因為他們認為這些精英讓美國在全球化世界裏受人盤剝，受所有人的盤剝，當然也首先受中國人盤剝。全球政治文化正在非常顯著甚至接近於朝本土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方向變化。各國經濟保護主義措施，遠比冷戰結束以來的大部分時間廣泛。

歐洲國家越來越包圍在穆斯林移民潮裏，反穆斯林移民潮，無論法國還是意大利，都表現了全球政治文化相當強烈顯著地朝民粹主義、本土主義、民族主義方向變。不僅如此，俄國普京同西方、美國、歐盟非常激烈對抗，普京的咄咄逼人在國內大得民心。土耳其總統幾年來一直在搞民粹主義，政變失敗以後幾個月到此後的急劇的極權體制出現，包括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連爆粗口，大罵奧巴馬，所有的這些也在菲律賓草根民眾中得到了歡迎。從冷戰結束到前幾年為止，本土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在世界範圍風行天下。

西方顯著變弱會對中國會提供一些戰略和外交機會

特朗普上台，西方美國顯著變弱，肯定對中國會提供一些戰略和外交機會，美國和西方的變弱和失序很可能使得中國就中長期而言在對外戰略政策上更加大為發力，大作進取。但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在經濟和金融方面，這是中國自身的軟肋，中美經濟金融關係對中國的經濟和金融意義重大。中國可能因為特朗普執掌白宮而受損預測可能趨嚴重。有人説特朗普不會真的大規模減税，但是美國曆史上里根曾經大規模減税，他的那些經濟政策到克林頓的手裏美國經濟就好了，還債就不成問題了。有人説他們要大建美國基礎設施，我們的高鐵和高速公路可以進去，但是其實特朗普主要還是用美國的勞力和資本大建美國基礎設施。

聯邦儲備署到目前為止是獨立的，但是聯邦儲備署剛加了一次息效果馬上就來了，資本更大程度流進美國，美元已經堅挺，美元更加堅挺，2017年至少還要加兩次，所以這個效應大力吸引外資流入美國，令美元堅挺。美元堅挺大大增加了中國資本外流到美國的誘惑力，這樣一來，有可能使得美國經濟促進，重新振興，使美國的原始實力，經濟、金融的甚至於軍事的，重新“偉大”起來。因此我們一定要在這個機制下實現穩增長、調結構、深化改革的目標，不然，可能不再享有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最領先地位。

大國關係近年來急劇震盪

大國關係震盪主要有三個因素，一個是俄國和美國、西方激烈對抗，二是中國和美國在東亞太平洋的戰略競爭日益激烈，第三項是前兩項的後果，中俄迅速接近，特別是在戰略軍事上的關係迅速接近。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全球性的，不但是中美關係、中俄關系，美俄關係全世界也非常關心。這一點上我認為，美俄關係會改善。

普京的目標是有限的，限於減少美國的實力，與此同時保持俄羅斯的核心利益。他的力量有限，俄羅斯經濟弱，國內生產總值從2013年開始不斷下降，降到現在1.3萬億美元，仍然依賴出口自然資源，經濟結構性改革和私有化停滯不前，而且全球伸展的程度比不上美國，有很多事情取決於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是否以及如何決定同他一起走。

俄羅斯對中國有三個方面的意義，一是中國戰略經濟中的俄羅斯，就是以“一帶一路”為主要代表的所有這些有戰略意義的大的經濟項目，二是中國戰略軍事中的俄羅斯，三是中國全球戰略觀念和地緣戰略取向中的俄羅斯。中俄戰略關係存在相應的問題，一是俄羅斯對華能源供給，二是俄境內中國基礎設施投資不管是進度、條件，跟我們開始希望的相當不一樣。俄羅斯對中國在中亞的勢力擴展有潛在或者實在的阻礙，而中國在南海、東海、西太平洋的戰略活動等，俄羅斯有着重要的意義。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與西方對抗，已經燒掉了通往美國和西歐的橋樑，這樣在中國戰略軍事當中扮演的角色急劇增加。

*但是，中俄關系越緊，軍事意義上關係越緊，可能給中國帶來四個方面的影響。*第一個間接結果是促進中美關於西太平洋的可能的軍備競賽。第二，俄羅斯是中國的重大戰略伙伴和外交夥伴，在中國全球戰略觀念和地緣戰略取向當中，產生了重要的助力，增強了中國對自己地緣戰略能力的估計。第三，中俄關系越緊密，潛在增添中亞和東歐國家對華的不滿和擔憂，比如和我們關係很好的波蘭。第四，對我們的世界觀可能有一定不利影響，也可能鼓勵中國過多地多地從大國集團對立和競爭的視野去看待世界戰略格局，可能產生被俄羅斯拖入與中國本身重大利益關係甚少的重大國際糾葛的風險。

中國應在“保底”的前提下審慎地積極進取

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可以稱得上急劇的變更趨向，雖然給中國提供了某些戰略機會和外交機會，但它給中國增添的困境、壓力和傷害更不容小覷，其影響很可能很深遠、很關鍵。在目前世界大局勢複雜難懂、撲朔迷離的情況下，中國在戰略實踐中除了堅決阻止和回擊對中國核心利益的重要傷害外，首先要“保底”，在“保底”的前提下審慎地積極進取，無論在“戰略軍事”還是在“戰略經濟”方面都必須如此。“保底”就是參照中國悠久的政治主流傳統中的戰略保守主義，集中致力於中國自身的穩定、繁榮和進步。我們面臨的特別關鍵的戰略問題，“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鑑於中國當前的總體經濟和金融形勢，國內的穩增長、調結構和深化改革應該成為今後一個時期內近乎壓倒性的戰略重點。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和西方的失序可以鼓勵中國在國外更加大力積極進取，但同時也增加了中國過度伸展的可能和風險。★

時殷弘：中國必須謹防戰略透支(2016年10月)

鳴謝：鳳凰國際智庫 鳴謝：國關國政外交學人

一、周邊外交的戰略評估

問：您如何認識當前中國周邊外交面臨的重大問題及其戰略本質？

時殷弘：現在看得比較清楚，增進中國在亞洲和西太平洋的權勢和影響力，是中國對外政策的重大目標，服務於這一目標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兩大類，即“戰略軍事”和“戰略經濟”。粗略地説，從2012年11月十八大到2014年秋季為止，中國主要是在運用廣義的“戰略軍事”;然而，從2014年秋季開始，很可能作為某種戰略審視的結果，戰略經濟急劇凸現，同時戰略軍事層面的某幾個重大方面依然是顯要的。因而可以説，中國當前關於亞洲和西太平洋的戰略形成一種複合性的複雜路徑，改變戰略軍事為主的戰略轉變看起來是個戰略擴展，並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縮。但是，無論是戰略軍事和戰略經濟，都需要審慎，防止過度擴展導致“戰略透支”。

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周邊外交領域，特別是南海問題和朝鮮問題。總體上，中國需要從大局出發，應對這兩個突出問題。在南海問題上，可能開始浮現新興強國對既有強國的基本互動邏輯：新興強國傾向於反覆而有限地向前推進並從中獲益，這樣的可能的隱患是容易缺乏足夠的意願去主動減抑重大的衝突動能;既有強國則為規避難以經受的衝突及其升級，反覆或被迫地收縮或退讓，但最終可能會認為已經無可再退，決心一搏。南海問題本身重要，同時又是中國戰略總環境和總任務中的一個局部，我們需要儘可能將它置於中國的戰略大局中來處理。在南海問題上，有一個總的原則：既維權又維穩。如果前段時期在維權方面做了很多，那麼今後一段時間就要多補維穩。在增進中國軍事實力地位和實際主權存在的同時，需要防止中美間戰略競爭和對立進一步急速發展，並且還需要繼續將支撐和改善中國與東南亞海洋國家的關係當作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

朝鮮半島問題歷來至關重要，而且經久難解，當前則尤為緊迫，富含風險。從戰略安全角度看，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有若干項經久的重大利害問題，它們在長期意義上都是至關緊要的，因而不能揚此抑彼或取此舍彼，中國需要以儘可能平衡的方式，同時予以推進、維護或彌補。朝鮮進行核試驗，繼而發射遠程火箭，經過漫長和艱鉅的磋商，聯合國安理會終於通過空前廣泛、空前嚴厲的制裁決議，雖然中韓關係已受急劇損害。由於這個制裁決議及其貫徹，中國的某些核心或重大利益得到了促進和維護，因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段內，要格外注意其他核心或重大利益。需要保證中國在對朝政策和中朝關係上保持必需的靈活迴旋餘地，防止朝鮮長期對華敵視，防止其內部因經濟凋敝而生亂，避免其近乎孤注一擲地挑釁而生戰。從中國在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總體和長期的重大戰略利益出發，有必要在適當時候改善中朝關係、恢復中國對朝鮮對外政策的積極影響或非制裁式的影響，為此應該預留合適的、充分的戰略餘地。

問：您如何評價當前“戰略軍事”與“戰略經濟”等戰略工具的有效性？

時殷弘：首先我們越來越可以確定的一個事實是：新一屆領導人對於中國在亞洲和西太平洋(特別是從中國海岸到第一島鏈、包括南海在內的西太平洋西部)增長權勢和影響力寄予厚望。特別從中長期説，這一權勢和影響力無疑會也確實要削弱乃至最終取消美國在該區域近乎支配性的優勢。問題在於追求實現上述這個抱負的戰略。當前，我們正在目睹“戰略軍事”與“戰略經濟”同時運用的合成實踐。

無論是領導人反覆提倡並着力推進規模巨大的歐亞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還是中國從2014年10月起大力提倡並主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或是中國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峯會上表示應積極創設範圍廣袤的亞太自由貿易區，還有中國政府正在大力實施和努力推進的“中巴經濟走廊”和“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全都可以認為是這一方向上的重要事態。此外還要加上已經完成談判的中韓自貿協定和中澳自貿協定，還有着力推進的、面向周邊乃至世界多個地區的高鐵輸出及其他已經或準備大力投資的遠近周邊經濟項目。

從黨的十八大到2014年秋，中國主要使用的是“戰略軍事”，它集中體現為中國戰略軍力建設加速突進、中國對美國在戰略和軍事上的強勁和廣泛的競爭、中國與日本的持久激烈的對抗、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爭端中的積極態勢，以及相伴的密集軍事和準軍事活動。它們確實有助於推進中國的“硬權勢”，包括戰略軍力大幅度增強，戰略活動範圍急速、顯著地擴展，同時強有力地支撐了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的領土領海主權聲索。然而它們也多少妨礙了中國的國際“軟權勢”，增加了中國東部周邊的戰略環境和外交環境的複雜性，同時也增進了中國與日本以及美國的衝突風險，客觀後果是美國強化“戰略再平衡”，日本加速解禁集體自衞權的進程。以它們為主要關注點的中國對外戰略如果長時間延續，就會增加“戰略透支”的風險。

因而，可能是作為某種戰略審視的結果，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急劇實行一種有利於“戰略經濟”的重大決策，它基於中國巨大的經濟金融實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廣泛的外交，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一項緊迫的國內需要，那就是在國內經濟增長緩慢、持續下行的嚴峻形勢下，力求顯著增進境外對中國產能的需求。考慮到2014年10月和11月，中國分別與日本和美國達成兩項重要的安全協議，即中日“四點共識”和中美防止雙方軍艦軍機衝撞協議，情況就更是如此。總之，中國政府已經並將在未來一個時期內繼續將其對外政策的着重面“分叉化”，使“戰略經濟”成為其優先議程上另一個重大維度。

雖然先前以“戰略軍事”為主的基本方略具有非同小可的代價和風險，但這些並沒有令中國膽怯。“戰略軍事”的某些重大方面依然存在，存在於中國當前基本的戰略態勢或是戰略複合態勢之中。中國戰略軍力繼續加速度急劇增強，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必定仍將如此。在這方面，世界已經看到關於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中美軍備競爭和更廣泛的戰鬥力競爭顯著浮現，涉及海上、空中、網絡空間甚至外層空間。在這方面一項新的潛在重大事態在於：美國同韓國不顧中國經過艱難磋商後最終同意聯合國安理會對朝實施空前廣泛、空前嚴厲的制裁決議案，執意準備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此舉將嚴重削弱中國現有的戰略威懾能力，成為加劇中美戰略武器競爭的一個重要動因。中國武裝力量面向海洋和海陸兩棲環境的軍事鬥爭準備也正在加速進行，在南海和東海方向伸張自身海洋權勢的決心依然如故，並在南沙羣島五至七個島礁同時大規模建設包括飛機跑道在內的軍民兩用設施，這些都作為當今的首要事態，看來多少有點像“決定性的一擊”，從而加劇了中美的戰略競爭和對立。由此開始，在短時間內，美國屢次派遣軍艦軍機挑釁性地前往中國擴建之後的島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進入其12海里周圍水域，中國則在南沙和西沙羣島部署地對空導彈、先進戰機和先進雷達，並且針鋒相對地出動軍艦軍機與美對峙。不僅如此，中俄兩國間的戰略軍事協作迅速進展，特別是俄羅斯先進軍事裝備和技術加速對華輸出，還有中俄兩國海軍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聯合軍事演習。

因而可以説，中國當前關於亞洲和西太平洋的戰略路徑是一種複合的複雜路徑，改變“戰略軍事”為主的戰略轉變看起來像是一個戰略擴展，但尚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縮。與此同時，在“戰略軍事”的若干重大方面與“戰略經濟”的需要之間，實際上存在某些不可否認或漠視的牴觸情形;在戰略權衡思考和戰略平衡努力方面，中國應該嚴肅地思考這些問題，以求儘可能減少“戰略透支”的可能性。

問：在“戰略經濟”層面，如何避免可能的“透支”情況？

時殷弘：在“戰略經濟”領域確有審慎從事的必需，否則“戰略透支”風險會在另一大領域生成，甚或變得嚴重。就此，需要就“一帶一路”以及“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和高鐵項目輸出等等的設想和籌劃去思考相關問題。它們歸結起來，就是要心態審慎、政治審慎和戰略審慎。

必須深入認識別國充分參與創設的必要性，連同為此進行更充分的國際協商的必要性;必須將它們真正做成國際集體事業，因為這樣才能消減外部阻力，爭取它們的真正成功。現在關鍵的瓶頸在哪裏？不在中央集權和地方主動(就“一帶一路”而言的地方主動)的中國國內，而在於中國與多個擬合作國家之間的主要是雙邊的國際磋商和談判，它們遠為複雜、能動和滯後。

應當回過頭來更深入地理解“一帶一路”既是中國的事業，也是廣泛的國際共同事業。要真正認真地向“一帶一路”沿途國家探尋它們各自真正需要什麼，而不能主要由中國界定它們需要什麼。在這個至關緊要的方面，必須充分重視中國與“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的當代生活經驗、包括髮展經驗的對接。不能想當然地設定中國當代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拉動經濟的路徑廣泛適用，普遍歡迎，而漠視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的複雜的特殊性，甚或出現在有些場合相反的取捨傾向。否則，我們就會重蹈自己反覆批判的西方普遍主義的覆轍。

還有，至今為止關於“一帶一路”的創議幾乎全都來自中國，這是不應當的;需要將某些重大的創議着意留給別國，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動員”，並且由此增長別國的合作主動性和積極性。還須明確地認識到，中國方面的有關戰略規劃只是所需戰略規劃的一部分，此外還需要有與合作國家的共同的戰略規劃;而且，前者還須按照後者予以調整。

不僅如此，中國還必須注意少説多幹。説得過熱就一定會加劇俄羅斯和印度的反感，並且引發和加劇中亞各共和國和東南亞、南亞、印度洋小國的猜疑。在中國這裏，“一帶一路”的對華地緣戰略意義大致只應關起門來自己講，不應少有顧忌地公開講，否則只能“證實”外國的擔憂和猜疑。需要充分地認識到，在中亞各共和國和東南亞、南亞、印度洋小國的領土上建設龐大的基礎設施體系有着幾乎“天然的”敏感性。這些國家當然有關於長遠的主權、自主、安全以及利益分配的疑問和擔憂。這類建設“天然地”容易引起民族主義性質的疑慮，激起民族主義籠罩下的國內政治論爭和相關的不良效應，如果中國做得不夠恰當的話。還有，關於外國的疑慮、擔憂和利益追求，要認真研究它們在什麼程度上是合理的與不合理的，中國應該如何更合適地對待。

推進“一帶一路”以及其他重大的對外經濟項目是中國經濟和財政全局的一個愈益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必須從中國經濟和財政全局的視角去看待它們。由此而來的一項重大要求，是儘管其中的不少組成部分必須優先服從非經濟、非財政的目的，亦即外交、政治甚或戰略目的，為此至少在一段時期裏接受經濟和財政方面的負面效應，然而它們總的來説，必須產生廣義和狹義的經濟、財政利潤，否則從長期來説所需的中國國家資源將難以為繼，如果不為此過分減扣中國經濟、財政的其他重要方面所需的資源投入的話。也因此，審慎地從事經濟、財政評估，不讓它們總的來説成為至少中長期意義上的“虧本”項目，是推進“一帶一路”和其他境外建設項目的一大必需甚或“底線”。而且，由於它們大多將處於經濟風險較高的欠發達國家境內，這必需或“底線”特別要在規劃和實施中予以注意。

最後，還需就此談到中國經濟外向擴展的根本內在平衡問題。“一帶一路”創議在中國引起的空前大熱潮，主要面向中國西部、南部和北部外緣的高鐵輸出，中巴經濟走廊創設和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倡議，外加中國在非洲、中東、拉丁美洲等區域進一步擴展經濟存在的宏圖和實踐，所有這些動態伴有一種不利的政策觀念，那就是它們導致中國的許多官員、機構、學者和媒體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所説的對外開放“再上一層樓”壓倒性地置於中國西面，或曰“西進”，而太少考慮、呼籲和規劃“東進”，亦即中國穿過和跨越太平洋的進一步經貿突進，或曰與美國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太平洋發達國家的更大規模的互惠開放。這是一種中長期後果可能相當嚴重的失衡或偏頗。

誠然，中國可以從西部以及南部大外緣――所設想的“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取得能源和礦產，獲取某些錢財，為某些過剩生產能力找到境外出路，並且得到更大的外交影響。可是，中國已經有多方面的境外能源和礦產來源，大致不怎麼缺乏錢財，而且在那裏已經有重大的外交影響，何況為過剩生產能力找到境外出路的好處大致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因為這有可能減弱調結構和搞改革的“倒逼動力”。

從長遠的升級式發展來説，中國相對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廣義技術，而這基本上只能從中西歐和北美、日本得到。中國必須進一步穿越和跨過太平洋，以擴大而非縮小美國以及日本和澳加等國資本的中國市場準入為交換條件，爭取大大增進中國對這些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爭取其中最大最深遠的裨益，即吸取廣義的先進技術，加速中國進入世界貿易、技術、操作管理的高端的進程。簡言之，在這方面中國應當爭取以小換大，至多以大換大。在不僅要向西看，而且要――也許從長遠説更要――向東看的意義上，經調整而實現經濟外向擴展的根本內在平衡是一大要務。

二、南海問題的戰略應對

問：您如何理解南海問題的性質，包括它在中國周邊外交中的定位？

時殷弘：我們現在對南海問題的認識很深入，但還有一些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現在看來還沒有充分的條件真正去講清楚九段線的基本法律涵義是什麼，因為沒有真正想清楚和界定清楚，包括它的全部或大部分法律、政治、外交和戰略涵義。九段線本來就是比較剛性的，因為要講法律就幾乎都是剛性的，特別是有關最根本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前面已經着重講過新興強國對既有強國這能動過程的一個基本的互動邏輯。換句話説，新興強國容易傾向於漠視或輕視克勞塞維茨説的“勝利的頂點”，既有強國則較容易傾向於漠視或是延宕規定“退縮的底線”。這種形勢可能在南海問題上有所浮現。從長遠趨向上來看，理解這個邏輯有助於我們在根本戰略層次上既知己，又知彼。

相比南海問題，中國還有更大的總體戰略任務。在戰略大局中，有一個問題很突出，就是不管由於多麼複雜多樣的原因，中國周邊對外關係狀況總體不佳。與此同時，中國過去多年花費很大精力營造的對美關係到現在為止也很複雜，有不少挫折或令人失望的地方。而且，這兩者之間有大聯繫：中美關係狀況的風波和負面動盪很大部分源自周邊的半島問題、日本問題、特別是南海問題等。中國需要遵循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一戰略大局，搞好周邊，經營亞洲，最終勸使和迫使美國接受中國作為世界強國的戰略地位。

問：您認為處理南海問題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時殷弘：南海問題有一個總的原則，應該也是我們周邊外交總體戰略原則，即維權維穩的原則，我們當然要維權，但維穩也很重要。無論如何，近一段時間還是要按照中國政府公開倡導的“雙軌”原則。需要防止中美戰略競爭和對立進一步急劇增進，也需要繼續將總體上改善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當作是外交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僅要搞好與東南亞陸上國家的關係，還要爭取彌補或強化我們的薄弱環節，爭取維持住中國與東南亞海洋國家的關係。在南海問題上，必須增進我們的軍事實力，必須增加我們的主權存在。然而另一方面，假如南海問題導致中美髮生衝突，或者衝突過早到來，同時導致毀壞我們和東南亞海洋國家的關係，那就是很不利的。所以，應當保持維權與維穩之間的大致平衡。

在激烈和複雜的南海爭端與推進中國“戰略經濟”的重大需要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矛盾。鑑於越、緬、印三國在經濟、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三方面相對而言具有最重要、最長遠的意義，也鑑於它們對中國的猜疑、防範相對強烈，且其現有對華關係狀況相對較差或很差，中國在推進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方面的短期任務和中長期根本問題在於：儘可能努力減少它們的對華疑慮和不滿，使之逐漸在參與利益與參與代價或風險的國策權衡中，更多傾向於參與利益。目前突出的關鍵問題是南海爭端及中印領土爭端，邊界緊張導致它們對華疑慮和不滿顯著增長。中國由此面對一個尖鋭的戰略輕重緩急次序安排難題：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與南海爭端及中印領土爭端究竟孰先孰後，孰易孰難？事實上，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對中國有更大、更長遠的地緣戰略意義。它們關係到能否逐漸弱化美國在西太平洋西南方向乃至印度洋東部的戰略外交權勢，能否長期緩和並改善中印兩大國的關係，能否使中國戰略式進入印度洋並構建在該地區的權勢存在，能否以有利於中國的方式創造條件從而最終解決南海爭端。對此，中國需要做出一個艱難但必要的、關於這方面戰略輕重緩急次序的正確決斷。

2016年春天起，鑑於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即將就菲律賓提出的南海問題訴案做出裁決，也鑑於美國、日本、歐盟和東南亞大多數海洋國家必將藉此裁決進一步質疑和否定中國在南海的領土領海主權聲索及海洋權益聲索的合法性，中國政府開始採取類似於多年來在台灣問題上的做法，大力追求外國政府表態認可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在短時間內，中國已爭取到柬埔寨、老撾、文萊、孟加拉、巴基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印度、波蘭、岡比亞、毛里塔尼亞、蘇丹、委內瑞拉等國同意或支持中國的重大立場，即南海爭端應由直接當事國通過它們之間的雙邊談判去協商解決。在海牙仲裁所謂裁決出籠後，中國政府當即表示，菲南海仲裁案裁決非法無效，不接受不承認，並加大有關的外交努力和軍事鬥爭的力度以回應挑戰，以促進中國關於南海的宏圖的實現。

三、朝鮮問題的戰略審視

問：您如何認識當前中國在朝鮮半島面臨的戰略壓力及其平衡方式？

時殷弘：從戰略安全上説，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有六項經久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它們是：朝鮮半島基本和平穩定，即“不生戰”;朝鮮內部不能出現嚴重和急劇的大失控、大混亂以致內戰狀態，即“不生亂”;朝鮮必須對中國有起碼的友善態度，防止或阻止朝鮮持對華持久敵視態度，強有力地阻滯朝鮮的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發展，促使它在這方面至少有實質性的收斂，以致爭取最終實現半島無核化;保持中國在對朝政策和中朝關係方面必需具備的起碼靈活的迴旋餘地，不允許任何外部事態或外部壓力取消之;朝鮮半島不得成為美國針對中國、侵害中國的重大戰略軍事堡壘，而且與此密切相關，爭取和維持韓國對中國的基本友善。一方面，多年來這些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幾乎一直存在互相間摩擦或矛盾，有時甚至還有暫時衝突，這些作為一部分原因導致中國多年來參與半島事務面臨種種困難和麻煩。然而另一方面，它們長期以來都對中國至關緊要，因而總的來説不能揚此抑彼，更不能取此舍彼，而是必須以爭取儘可能平衡的方式，同時予以真正的關注、推進、維護或彌補。

在半島北方悍然推進新的核試驗、繼而用彈道導彈技術發射遠程火箭之後，中美兩大常任理事國之間開展艱鉅的磋商，聯合國安理會終於通過空前嚴厲的制裁決議。由此，中國上述第4項核心利益得到當前看來是最佳的促進，同時也及時護衞了第6項核心利益，即爭取和維持韓國對中國的基本友善。因此，現在和今後一個時段要格外注意上述第2、第3和第5項核心利益，爭取在為難情況下實現儘可能適當的平衡。

與先前四次安理會關於半島北方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的制裁決議相比，這次制裁決議的根本特徵和“創新”，在於制裁已不限於與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直接有關的項目和活動，而是擴大到將許多間接相關的項目和活動納入制裁範圍。與此同時，同樣重大的變化是：在新的制裁決議內，絕大多數條款都是強制性條款，不同於先前各項制裁決議中有不少條款僅是敦促或建議聯合國成員國採取相關措施。

原本對中國來説，最有利的局面是堅持安理會決議原則上如同先前各次，以更大的力度和範圍去制裁半島北方與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直接有關的項目和活動，不同意將制裁擴大到與之間接有關的項目和活動。或者説，寧願安理會決議進一步推遲產生，也要勸使和迫使美國及韓國讓步，不變更歷來制裁決議的上述根本原則，以便保證中國在對朝政策和中朝關係方面必需的靈活迴旋餘地，防止或阻止半島北方對華經久的敵視態度，並且有利於防止其內部因經濟凋敝而生大亂，或者近乎孤注一擲地挑釁而生戰。與此同時，中國可以像2013年上半年那樣，“單邊”和自主地對其某些與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間接有關的項目和活動採取制裁，它們可以因形勢和需要的變化，自主地予以緩解、暫停或結束。然而，鑑於美國和韓國方面此次決心空前，強烈堅持要在安理會制定極其嚴厲、非常廣泛的制裁決議，而且已採取或準備採取一系列就半島和平穩定及中國戰略安全利益而言危險的舉動，因而中國方面在朝核問題上受到來自美韓的壓力亦屬空前。

隨着安理會通過新的制裁決議，中國上述最佳選擇已不存在，因而需要“退而求其次”，以便防止和阻止因為履行這個空前嚴厲、空前廣泛的制裁決議而損害中國的重大利益。在目前，需要大致不打折扣地嚴格履行該決議，這對於實現如下三個目的而言是極有必要的：即嚴厲懲罰半島北方對中國利益和尊嚴的侵害，保護和彌補中韓關係，堅決阻止在韓國部署美國薩德反導系統，或至少迫使它大打折扣。然而，在一段時間以後，需要為了中國的其他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悄然和逐漸地改成基本履行安理會制裁決議的方針，並且大致不採取中國國家對朝“單邊”制裁，除非它做出新的非常嚴重地侵害中國利益和尊嚴的事情。

不僅如此，即使在目前，履行安理會制裁新決議中帶有陸海空封鎖性質的強制檢查條款時，也需要小心和有一定的靈活性，絕對防止因此發生小規模衝突。同時，對禁止成員國國內的朝鮮銀行分行活動條款的履行也要儘可能保留些許靈活性，不能因此而大大損毀中朝“無害貿易”。

順便可以談論中國在半島北方新近核試驗之後公開提出的關於兩項談判彼此平行和交織進行的提議，即提議發動談判，旨在締結美朝和約，以此取代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與此同時恢復和進行半島無核化談判，該談判由於2009年朝鮮退出而中止。這個提議遭美韓兩國迅速拒絕，部分反映了“磋商前宣告”的做法可以反思。還可以深入思考的是，這個提議實際上是基於幾項可疑的前提：朝鮮發展核武器的首要目的是遏阻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危險，或者説是遏阻美韓對朝的“常規”軍事威脅;朝鮮會相信可設想的、美國據朝美和約承擔的對朝承諾;朝鮮不會利用半島無核化談判從事戰略性欺騙，這種情況在金正日時代就曾反覆出現。

從中國在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總體和長期的重大戰略利益出發，中國有必要為適當時候改善中朝關係、恢復中國對朝對外政策的積極影響留下合適的餘地。一方面，這種餘地在很大程度上由其自身的行為決定。朝鮮勞動黨於2016年5月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朝方領導人對此高度重視，為之“大押底牌”，同時核彈頭技術和中遠程核武運載技術經過幾年新發展和數次新試驗之後，被公認有了顯著進步。此後一段時間內，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回覆到“蟄伏”狀態，即2016年1月初新的核試驗以前歷時約三年的狀態，其間朝鮮沒有進行核試驗和中遠程導彈試驗，也沒有對韓國作重大的軍事挑釁。倘若如此，就可以為中國改善中朝關係提供起碼的條件。另一方面，中國在這方面可用的合適餘地也由中國自己決定。如果牢記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多方面重大利益，力求在困難情況下平衡這些利益，防止揚此抑彼或取此舍彼，決不將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絕”，中國就能在機會來到時站在迎接這一機會的有利地位，以利於中國在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維護總體和長期的重大利益。

大參考之學院爭鋒：與時殷弘辯“戰略透支”2016年9月

作者：鄒治波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2016年9月22日，媒體刊登和轉載了時殷弘教授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戰略透支’風險日增”。看到題目，甚感新穎和重要，但讀了幾遍此文後，感到文中存在邏輯關係顛倒以及戰略性質判斷錯誤等問題，現就這些問題與時教授在三個層面進行商榷。

一、邏輯關係顛倒了

時教授説，中國從十八大到2014年中實施“戰略軍事”，包括軍力建設推進、針對美國的廣泛軍事競爭、與日本持久激烈對抗、在南海和東海爭端中採取強硬姿態及密集軍事活動等，給中國周邊外交戰略環境增添了複雜性，加劇了與日美的衝突風險，甚至促進了美國戰略再平衡的強化和日本解禁集體自衞權的進程。也就是説正是由於中國採取的戰略措施，才導致了局勢的複雜和美日與中國的對抗。

幸虧這些事件剛過去不久(有的還正在進行)，我們能夠很容易回溯看看這些問題的發展脈絡。

先看看東海問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歷來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但由於歷史原因日本實施着對釣魚島的實際管轄權，雖然這是非法無效的，但中國並未主動採取措施打破這一狀態。然而2012年9月，日本政府實施所謂將釣魚島“國有化”的“購島”計劃後，進一步侵害了中國的主權，中國被迫採取派出海空艦船和飛機對釣魚島海域和空域進行巡航以宣示對釣魚島的領土主權的行動，從而引發了中日間的對抗。

在南海島嶼爭端問題上，中國一直奉行“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政策主張，但相關國家置若罔聞，從八十年代開始就採取島礁建設、油氣資源開發等實質性行動，中國和平解決爭端的主張沒人理會。在強大民意壓力下，中國政府才於近年開始在自己島礁上進行建設，而這正是其他國家一、二十年前就開始的行動。但在美日挑動下，南海由此出現了緊張局勢，也就有了中國與美國的對抗。

從東海和南海問題的發展脈絡看，緊張局勢的起因是周邊一些國家的侵權行動在前，美國幕後操控、攪局在前，中國的反應和相應行動在後。更遑論美國實施針對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日本加快解禁集體自衞權進程與中國的關係。因此，時教授顛倒了問題的因果關係和邏輯關係。

二、戰略性質判斷錯誤

時教授把中國這些年的“戰略軍事”看成是推進了中國的“硬權勢”，擴大了戰略活動範圍，似乎中國是採取了一種進攻性和擴張性戰略。

然而，無論是從歷史看還是從實踐看，中國的戰略文化從沒有擴張基因，中國始終奉行一種內向性的、防禦性的戰略和政策。中國無論是在東海、南海問題上，還是在“薩德”等其它周邊問題上，中國都是被動者、利益受害者和防禦者。

中國從沒有尋求什麼霸權和所謂勢力範圍。我們承認，隨着中國實力的提升，中國必將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上擁有更大發言權，但中國絕不會以一己之私去濫用這種權利，而是為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為發展中國家的正當利益發聲。G20杭州峯會上，中國提出了新的發展理念和中國方案，併力邀更多的發展中國家與會，就是中國這種理念、政策的體現。

三、戰略態勢判斷失誤

時教授認為，中國“戰略軍事”將增大“戰略透支”的風險，“戰略經濟”如果不審慎作為，“戰略透支”的風險可能會更嚴重，顯然時教授認為現行的中國軍事戰略和經濟戰略(包括“一帶一路”、“亞投行”、亞太自貿區、與韓國和澳大利亞完成自貿區協定談判、輸出高鐵項目)將帶來中國的“戰略透支”。

從戰略邏輯看，一般來説只有戰略擴張，戰略用力超出其實際實力和潛力，才會導致戰略透支。從目前情況看，中國沒有戰略擴張的絲毫意願和行動，當然中國文化、理念和政策也不允許進行戰略擴張。那麼是否中國現行的經濟和軍事戰略超出中國的實力和潛力呢？

雖然近年來我軍事現代化獲得突破性發展，這既得益於我經濟強勁發展和科技水平大幅提升，也和美國不斷升高的對我戰略遏制和周邊主權維護壓力息息相關，但即使如此，我軍事開支也一直保持在合理區間，並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我國新近提出包括“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等重大舉措，也是基於開創我國新的改革開放格局，在經濟下行壓力下保持經濟穩定發展的考慮。當然，在實施這些重大舉措時，我們也會量力而行，按照一定計劃、時間和節湊而穩步推行。

我們當然應該記住前蘇聯的歷史教訓，絕不走前蘇聯不顧國情和能力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從而導致其在內虛外壓下最終解體的老路。

但是，我們也絕不能放鬆軍隊現代化建設，不能為了經濟發展而忽視軍事發展。沒有經濟發展，軍事發展就沒有支撐;同樣，沒有軍事保障，經濟發展就不會安全。軍事發展必須與經濟發展相適應，軍事發展必須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