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崗：“村上春樹”們的良知為何屢被壓制

因在新作《騎士團長殺人事件》中提到有40萬中國人在南京被侵華日軍屠殺，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受到日本右翼猛烈抨擊。安倍執政的這幾年，日本社會的輿論氛圍向右偏轉，理性聲音很難見諸報端，反而頻頻出現為侵略歷史貼金的説法。出現這種情況，大致有以下原因。

首先，當然有安倍執政的因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個長時間在任的首相的歷史觀會對社會輿論產生很大影響。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安倍不認為那是侵略者的屠殺，而僅是“戰爭事件”。在“慰安婦”問題上，安倍一貫否認日軍曾有“強徵”行為，並以曾刊登吉田清治有關“慰安婦”的所謂“捏造報道”為由，對與其作對十多年的自由派媒體《朝日新聞》予以打壓，震懾了《每日新聞》等其他較進步的報刊。隨後《產經新聞》等右翼媒體大行其道，自由派聲音難以得到支持。

其次，日本的“政治正確性”出現微妙變化。1994年羽田孜內閣的法務相永野茂門稱“南京大屠殺為捏造”，結果上任11天就被迫辭職。而2016年8月防衞相稻田朋美被問及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時竟稱“不認為有‘百人斬’”，她卻安然無事。境遇迥異，其實是社會輿論氛圍出現了問題。永野茂門之時，“否認”本身就是違反“政治正確”，政府難以庇護。時至今日，稻田的説法雖然受到一些媒體抨擊，但整個社會的輿論氛圍已不認為其違反“政治正確”，加之安倍政府庇護，所以稻田安然無恙。之所以發生這種變化，除政治右傾化因素外，還因為“重受害輕加害”已成日本社會主流，即強調日本是“戰爭受害者”佔據了日本輿論陣地，而強調加害責任被視為“不合時宜”，甚至是“不愛國”。

第三，社會壓抑導致了沉默的多數。丸山真男等日本進步思想家都曾提及日本的“羣體一致”問題，這種文化心理讓日本人即使不同意社會的“普遍認識”，也難以暢快説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其實知道南京大屠殺史實的民眾乃至學者、官員在日本社會也佔大多數，但因上述文化心理，大家害怕一旦説實話會受到右翼的騷擾與打擊，何況現在的日本政府也不認同這種“實話”，在此情況下，沉默成為最“理性”的選擇。

儘管如此，日本並不缺少理性的人和聲音，那種良知可謂是日本真正的脊樑。村上春樹新作只是最近的例子，過去例子還有很多，比如二戰後日本最著名的推理小説家之一森村誠一曾撰寫報告文學《惡魔的飽食》，揭露批判當年731部隊的罪惡行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曾訪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強調“加害者如果不認識、反省自己的殘暴、罪惡、責任，那就達不到寬容的目的”。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甚至也親身造訪紀念館並謝罪。在日本社會，擺脱社會束縛、講出自己的心裏話需要很大勇氣，甚至要付出很大犧牲。以上幾位就被日本右翼謾罵為“賣國賊”，但他們勇敢走出了這一步，所以值得敬重。

正如日本皇太子德仁2015年時所言，日本“應向沒有親身經歷戰爭的下一代正確傳遞歷史”。中日要想真正實現和解，就需兩國民眾在歷史問題上堅持正確歷史觀並達成共識，這樣才能構築在其他方面緊密合作的基礎。如果村上春樹這樣的聲音越來越多，理性聲音就會逐漸成為日本輿論的主流。(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