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麗蓉:“一帶一路”的“軟力量”建設迫在眉睫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的倡議，已贏得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廣泛響應。事實證明，“一帶一路”倡議提出3年多來，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響應和支持，並對全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正在產生積極的影響，2017年5月，中國將在北京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這將是中國為全球合作與全球治理作出的又一重要貢獻。

“一帶一路”建設三年多來，以亞投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入，中巴經濟走廊、義新歐鐵路等一批有影響的標誌性項目逐步落實，“一帶一路建設”從無到有、由點及面，建設進度和成果都超出了預期。在今後深化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歷史新階段，如何推進“民心相通”、優化軟環境、防範非傳統安全風險等均成為當務之急。2016年8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全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積極宣傳‘一帶一路’建設的實實在在成果，加強‘一帶一路’建設學術研究、理論支撐、話語體系建設。”2016年12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強“一帶一路”軟力量建設的指導意見》，並強調，軟力量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強理論研究和話語體系建設，推進輿論宣傳和輿論引導工作，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支撐、輿論支持、文化條件。” 2017年1月17日，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開幕式演講時宣佈，中國將於5月在北京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與參與方共商合作大計，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為解決當前世界和區域經濟面臨的問題尋找方案，讓“一帶一路”建設更好造福各國人民。2017年2 月17日，外交部長王毅在第53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主旨演講中表示，“這是迄今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最大公共產品。”

“一帶一路”的提出，不僅為全球絲路學發展開拓了新的學術空間，也為中國絲路學復興帶來了歷史新機遇。自“絲綢之路”被德國學者命名以來，這條國際的經貿與人文大通道就吸引了許多國家和地區學者的持續關注，並逐漸形成了“絲路學”，至今方興未艾。緣於“絲綢之路”這一公共產品催生的絲路學，是一門20世紀才問世的新學問，也是一門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歷史、宗教、民族，考古、地理、生物、醫學，以及國別、區域、問題研究等跨學科、綜合性地研究絲路歷史與現實的學問，相繼出現了歐洲學派、中國學派、美國學派以及日本、韓國等學術重鎮，歷經“絲路遺蹟-→絲路文獻-→絲路歷史-→絲路貿易-→絲路文化-→絲路外交-→絲路治理”等不同的研究階段。在全球化的現實背景下，因海上、陸上兩條絲路為主的沿線地區，由全球能源貯備與需求的中心帶、全球分離主義集中帶、宗教極端主義集結帶等所致的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挑戰極為嚴峻，使得絲路學研究不得不作出應有的學理性回應。絲路外交已成為絲路學研究的新議題，以合作共贏為宗旨的絲路治理模式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輻射地區贏得日益廣泛的認可與相應，絲路學實為治理學抑或合作治理學，甚至可以説是全球治理中的“中醫學”，“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正在融入方興未艾的全球治理學科當中，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模式，正在對西方治理理論與實踐產生了某種修正意義，標誌着全球絲路學發展步入新的轉型階段。中國絲路學的復興，已成為全球絲路學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絲路學肩負着“一帶一路”軟力量建設的戰略使命，表明“一帶一路”為中國絲路學復興提供了學術新機遇。

儘管“一帶一路”為中國絲路學研究帶來學術新機遇，但中國絲路學復興之路仍需不懈的艱苦努力。中國學界要為“一帶一路”提供紮實的學理支撐，包括絲路歷史與現實研究的論著，避免出現以政策解讀代替學術研究、以反恐研究遮蔽西域學全貌、以西方理論淹沒中國理論、以動態報告否認靜態研究的價值等不當之舉，尤其不能以西方話語代替中國話語來開展中國絲路學研究。中國絲路學研究涵蓋面較廣，理論性、實證性以及政策性要求均極高。

在理論建構方面，應該對絲路外交、絲路文獻、絲路精神、絲綢之路等所藴含的互惠型的經濟觀、合作型的安全觀、包容型的人文觀予以學理闡釋並做出“中國視角”的理論建構。為此，中國學界應立足於中國上千年絲路外交實踐的歷史經驗，借鑑西方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建構主義、軟實力、全球治理等理論精髓，吸收西方符號政治學、傳播學、多軌外交論、公共產品論等研究方法展開研究，以進一步加強中國絲路學的“理論研究和話語體系建設”，為“一帶一路”提供“理論支撐”。

在實證分析方面，應該對絲路外交與周恩來“人民外交”、習近平首腦外交之同構性作案例研究、對海絲與陸絲之異同性作案例研究、對朝貢制度與睦鄰友好政策之因果性作斷代研究，以及對絲路夥伴關係作深度案例研究等，旨在對中國外交理念及其外交實踐作出跨時空、多學科的深度案例分析，力求從起步於絲綢之路上的中國外交的產生與發展、特徵與規律、內涵與外延、政策與制度、原則與立場等作追根溯源的實證性研究，為開展“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研究乃至中國和平型戰略文化研究提供有力佐證。

在政策研究方面，應該對“一帶一路”加強政策研究，既要對 “三共”(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三同”(“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主體，以及“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與“形成遍佈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目標等，予以全球治理語境中的學理解讀，還要對中巴經濟走廊、中歐班列、中哈吉絲路申遺、中蒙俄經濟走廊等一批“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早期收穫成果”，予以政策績效評估與經驗總結提升，力爭使“一帶一路”的“政策宣示”能夠真正具有現實和理論的雙重指導意義，從中國的治理觀、治理主體、治理內容、治理方式、治理目標、治理機遇及其挑戰等方面解讀“一帶一路”，以回應如何提升中國的全球治理能力這一重大現實問題。

總之，“一帶一路”不僅帶動了全球絲路學轉型，還為中國絲路學復興提供了重要學術機遇。為此，中國絲路學必須從“學術研究、理論支撐與話語體系建設”等方面開展紮實的努力，旨在形成“以重大現實問題導向為主、中國特色理論建構為輔”的特有研究範式，如何為“一帶一路”提供學理支撐已然成為中國絲路學復興的關鍵。中國絲路學界任重而道遠，吾輩尚需不懈努力。【上海外國語大學絲路戰略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馬麗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