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任何鼓勵生育的做法都值得鼓勵

根據《“十三五”全國計劃生育事業發展規劃》，到2020年全國總人口要達到14.2億人左右，年均自然增長率在6‰左右,總和生育率提高到1.8 左右。説實話，規劃畢竟是圖上作業和紙面文章，相對容易，但要實現這些目標實在是任重而道遠。

有跡象表明，中國人口生育政策調整的最佳機遇期已經失去。一是生育的母體人口明顯減少。處在黃金生育年齡段的女性人數已經大大減少。20-34歲女性人口數量已經從峯值年的2000年1.66億減少到2010年的1.61億。我國15-49歲育齡婦女總量2015年減少到3.63億人，2020年將下降到3.34億人，2025年進一步下降到3.11億，十年減少5200萬。二是低生育意願-高生育成本很難改變。“80後”第一代獨生子女已經成為目前的生育主體。長期的一胎化計生政策實施和宣傳倡導已經重建了中華生育文化，低生育文化已經形成強大的低生育自我強化的機制和慣性，獨生子女更容易接受獨生子女生育文化。二孩政策全面遇冷具必然性，文化的力量要大於政策的力量。目前中國的低生育率是內生性的，高生育的文化動力已經喪失殆盡。雖然多數家庭的 理想子女數大概是1.6-1.8，但實際生育子女數往往低於意願子女數。與此同時，在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的雙重推動下，現代化因素形塑了低生育格局，不斷推高的養育成本讓不少一孩家庭止步於二孩生育的“機會門”前，三是低生育率伴隨着低出生量，中國進入了雙低的低生育困境。四是不管如何規劃和預測，中國人口大雪崩的趨勢已經勢不可擋、難以逆轉。

鑑於中國人口的大勢如此，所以任何鼓勵生育的做法都值得鼓勵。在2017年3月初開幕的兩會上，代表們就生育政策配套問題持續發聲，提出了一些耳目一新甚至振聾發聵的建議。例如，全國人大代表、惠州市政府副秘書長、援藏幹部黃細花於2012年之後再提“降低法定結婚年齡至18週歲”的建議，引發關注。我認為，這一建議有預見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首先，鼓勵生育早早益善，降低婚齡有利無弊。從法律角度説，18週歲已經是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成年人，他們擁有很多法定權利，唯獨不能擁有婚配的法定權利，意味着18歲的成年人並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這在邏輯上是不自洽的，在法律體系上亦不完整。

其次，上天有好生之德，有人文關懷的制度才能體現出生育友好。目前青少年性年齡性行為普遍提前，選擇婚前同居現象普遍，青少年未婚先孕現象屢見不鮮，人工流產低齡化趨勢有目共睹。降低婚齡可以降低少女人工引流產比例，尊重和保護生命。降低法定婚齡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婚內生育率和合法生育率，對於實現1.8以上的適度生育率會有所助益。

再次，降低婚齡是允許18歲低齡結婚，並不意味着提倡早婚早育。近年來，我國平均初婚年齡明顯上升，從1990年的22.79歲上升到2010年的24.85歲，其中女性從22.02歲上升到23.89歲 。2015年平均婚齡進一步提高到26歲。在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年輕人恐怕擺脱不了晚婚晚育的人生模式，但降低結婚的年齡門檻對一些確實有必要早婚的青少年(如身心早熟、未婚先孕、農村打工者)來説確實是利好的福音，無害於大眾人口的利益卻保護了小眾人口的利益，提升了廣大人口的制度福利水平。據瞭解，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等國法定婚齡是18週歲，荷蘭、韓國、日本等國法定婚齡則是男18週歲、女16週歲。從以人為本的文明潮流來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比較，我國的法定婚齡確實也有降低的空間和必要。

説到底，國家需要進一步推進低生育時代人口政策的全方位改革，儘早恢復自由自主自願生育的人口常態，而不能滿足於枝節性無關宏旨的小改良，否則中國只會更加坐失良機，離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漸行漸遠。

穆光宗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