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海寧：“假冒茅台暴利比販毒高”是雙重提醒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質檢總局原副局長劉平均昨天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對於假冒偽劣犯罪分子，10次你抓住了9次，有1次沒抓住，他們都能牟取暴利。前幾年我負責打假執法分管的時候，曾有銷售白酒的電商告訴我，假冒茅台50年陳釀，利潤比販毒還高!”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全面提升質量水平，打造更多享譽世界的“中國品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質量時代。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打造“中國品牌”，讓“打假”再次成為兩會關注的關鍵詞。對於假冒偽劣商品，除造假鏈條上的人之外，恐怕是人人痛恨之。假冒偽劣不僅損害了消費者利益，也損害了品牌企業利益，還對實體經濟帶來不良影響。儘管《刑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等法律法規都為打擊假冒偽劣提供了法律支撐，有關方面也開展了專項治理，但假冒偽劣在有些地方仍然十分猖獗。

假冒偽劣為何難治？劉平均委員所説的“假冒50年茅台比販毒還暴利”，對於打擊假冒偽劣有雙重提醒：一是提醒我們假冒偽劣難治的根源在高額利潤;二是實際上還為我們指出了治理假冒偽劣的一種路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近日在微博撰文表示，打假需要全社會各方的協同，更需要法治完善的基石，法治打假、行政打假、平台打假、消費者打假形成合力，誰都不應該置身事外。他建議，如果參照酒駕醉駕入刑的思路治理假貨，結果肯定會大不一樣。

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企業家就打假提出的意見建議，值得政府職能部門和司法機關認真聽取。假冒商品假冒的對象基本都是知名品牌、高價產品，企業為品牌和產品投入了巨大成本，造假者通過較小投入進行假冒，就能獲得難以想象的暴利，自然有很高的造假積極性，也敢於冒險一搏。

當假冒比販毒還暴利，巨大利益就會驅使造假者去冒險，這是假冒偽劣除不盡、打不絕的主要原因。“對於假冒偽劣犯罪分子，10次你抓住了9次，有1次沒抓住，他們都能牟取暴利”，這句話既告訴我們假冒偽劣的暴利程度有多高，同時也説明暴利是造假者敢於冒險的真正原因。即使有些假冒偽劣商品的利潤不及販毒的利潤，那也比原品牌廠家、比很多商品的利潤高很多，原因是造假者投入極少。

從實踐看，我國法律的懲罰力和執行力遠遠不夠。譬如，阿里去年大數據排查4495件假貨線索，但公安機關得以依據現行法律規定進行刑事打擊的只有469件，只佔十分之一;而33例已經判決的案件，比例不足1%，80%還判了緩刑;去年工商行政處罰的200例製假販假案件，平均罰款額不到10萬元。

再對比其他一些國家對造假者的處罰力度，就會發現我們的相關法律真的太軟。“假冒茅台比販毒還暴利”，這句話其實可以作為制定嚴刑峻法的一種參考，即懲罰力度與造假的暴利程度、違法所得緊密掛鈎，讓造假者不敢冒險。

造假者利潤率越高、違法所得越多，受到的懲罰必須越重，讓其違法成本遠遠大於造假所得，不再給造假者一次冒險的機會。為此，關鍵要社會、政府、企業等形成合力，比如品牌企業應該投入更多人力財力來打假，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也有利於消費者和實體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