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亞明：從“禁穆令”看美國少數羣體的權利保障

2017年1月27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簽署了一份即刻生效的行政令，要求在未來90天內，禁止伊拉克、敍利亞、伊朗、蘇丹、索馬里、也門和利比亞等7國公民入境美國。由於禁令所涉國家均以穆斯林人口為主，因此該行政令也被普遍解讀為“禁穆令”。作為針對特定來源國或特定宗教信仰的歧視性禁令，該行政命令一經簽署執行，立刻在全美國乃至全球範圍內引發廣泛的批評抗議浪潮。在美國聯邦法官裁定暫停執行“禁穆令”之後，特朗普於2017年3月6日再度簽署了修正版禁令。儘管在針對國家和人羣上有所縮小，但修正版禁令並無實質性變化，“改頭換面的穆斯林禁令還是穆斯林禁令”。這樣一項被認為違反了美國憲法、威脅到美國的核心價值觀、突破了政治正確界限的總統行政令能夠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出台，本身就説明了很多問題。

“禁穆令”的出台體現了特朗普團隊對穆斯林羣體一以貫之的歧視與拒斥態度。特朗普在就任美國總統一週後就立即簽署了“禁穆令”，但禁令的出台顯然並非偶然和率性之舉，而是深刻體現了其團隊在穆斯林問題上的基本理念。熟悉特朗普言論的人都知道，在作為共和黨總統參選人之時，他就持續不斷髮表歧視攻擊穆斯林的言論。如考慮實施對穆斯林未經授權的搜查，增加對清真寺的監控，建立追蹤美國穆斯林的數據庫或針對穆斯林實行標明宗教信仰的特殊身份證件等。早在2015年12月7日，特朗普就宣稱，“在議員們搞清楚狀況之前，應全面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從這個角度看來，“禁穆令”只不過是其競選主張的部分兑現而已，對穆斯林羣體的拒斥態度在其任期內將會成為一種常態。

“禁穆令”的出台在美國社會具有不可忽視的民意支持與意識形態基礎。禁令簽署以來，大眾媒體集中關注美國國內反對抗議之聲，塑造了美國社會一邊倒反對“禁穆令”的虛假印象。事實上，美國社會在“禁穆令”問題上存在着明顯的分化。一方面，出於政治理念、政黨競爭、現實利益和政治正確的考量，不少民主黨政治人物、高科技企業、民權團體、公眾人物等公開表示反對“禁穆令”。另一方面，包括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在內的大多數共和黨議員則對禁令保持沉默，此外也不乏一些社會名流或明或暗地對特朗普政策表示支持。路透社和益普索在美國進行的一項聯合調查顯示，高達49%的受訪者對特朗普的移民禁令表示支持，反對者只有41%;儘管有53%的民主黨人強烈反對這項禁令，但同時也有51%的共和黨人強烈支持這一禁令。對待穆斯林和移民羣體的強硬態度為特朗普贏得了不少選票，成為他最終當選美國總統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由於這部分民意基礎的存在，特朗普當政之初就毫不猶豫地簽署了存在明顯爭議的“禁穆令”。此外，“禁穆令”的出台也有着相當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2016年7月18日通過的總統競選綱領明確提出，任何不能受到仔細甄別的難民“不得獲准進入美國，特別是那些家鄉是恐怖主義滋生地的人”。可以看出，共和黨的總統競選綱領與“禁穆令”的基本宗旨完全契合，成為了後者的意識形態基礎。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曾預言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這一論斷多少在特朗普的“禁穆令”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禁穆令”明確針對特定宗教信仰實施限制，使得兩者的對抗關係進一步明晰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文明衝突預言的自我實現。

“禁穆令”的出台從側面反映了美國國內穆斯林羣體遭受排斥歧視的現實。“禁穆令”直接限制的是來自西亞北非7國的公民，但這一政策背後卻是整個穆斯林羣體的邊緣化與污名化。禁令出台之前，美國國內的穆斯林羣體因邊緣化而無力抵制;禁令出台之後，美國國內的穆斯林羣體又會因污名化而權利受損。研究發現，近年來美國人對伊斯蘭教的看法變得越來越負面。公共宗教研究中心2015年的調查顯示，56%的美國民眾認為伊斯蘭教與美國基本價值相沖突，共和黨人中這一比例則高達7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調查顯示，82%的美國公眾認為美國的穆斯林面臨着歧視，其中有57%的人認為穆斯林面臨着嚴重歧視，這一比例比3年前的調查高出7個百分點。相關調查結果還顯示，穆斯林多年來都位於美國最被歧視的羣體之列。穆斯林人口不到美國總人口的1%，但是聯邦政府調查的宗教歧視案件中，14%涉及穆斯林;在職場宗教歧視案件中，25%涉及穆斯林。針對穆斯林民眾的仇恨犯罪事件也時有發生。2015年2月10日北卡羅萊納大學附近三名穆斯林學生遭槍殺，兇手此前時常在網絡上發表各種反宗教言論。2016年12月，紐約市一名34歲的穆斯林女警官遭遇仇恨式的恐嚇，一名男子對她吼道：“伊斯蘭國恐怖分子，我要割開你的喉嚨，滾回你的國家去”。

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努力營造着種族多樣、文化多元、包容開放的國際形象。然而無論從內政還是外交上來看，美國骨子裏依然是一個白人優先的國家，白人基督徒的利益被視作這個國家的根本所在。在某種意義上來説，這也是美國種族上、文化上、宗教上的少數羣體面臨權利危機的根源所在。長期以來，在政治正確原則的庇護之下，美國社會顯性的種族歧視、宗教歧視、文化歧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然而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他的言行時常衝擊甚至突破政治正確原則的底線，由此可以預見種族、文化、宗教上的少數者面臨着更加嚴峻的權利受損風險。“禁穆令”的出台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然而，這還只是開始。

(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人權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