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成者主敗者奴 強軍變革決定民族生死存亡

原題：徐焰將軍：成者主敗者奴，強軍變革決定民族生死存亡

本文首發於環球之音時代智庫

本文系徐焰將軍新書《脱胎換骨——縱橫古今談軍改》精彩段落。

徐焰：國防大學教授，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校軍事思想歷史學科帶頭人。現兼任中國軍事科學院學會歷史分會副秘書長，曾任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四川大學等十幾所高校的兼職教授;連續三次被評為國防大學傑出教授，“全軍優秀教師”稱號和“全軍傑出科技人才獎”獲得者。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軍備控制中心、日本防衞大學做過訪問學者和講學。二十多年來單獨撰寫的學術著作已出版《金門之戰1949-1959》《解放軍為什麼能贏》等二十多部，有一些還被翻譯成日、英文在國外出版，有的作品還獲得全軍科研一等獎、中國圖書獎和解放軍圖書獎。此外，還撰寫過幾十部電視片並在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播出，並長期擔任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特邀嘉賓。

縱觀人類發展史，戰爭始終與之相伴。窮兵黷武固然會使國家遭受災難，強盛國家卻需要強大的軍隊。自古以來，各國之間也講禮義、締結協定，這是因為人類集羣而成的國家作為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個系統，是能夠根據特定時代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流動而形成一整套文明規則的。在正常形勢下，國家關係可以根據文明的規則運轉，不過武力仍然是可以超越所有規則的終極手段。尤其是在文明規則對很多領土爭端、經濟糾紛等問題難以解決時，經常還是靠“拳頭”説話，“誰拳頭硬誰説了算”。

僵則死，變則通，古今一理。現在中國軍隊正在進行改革，改革的規模之大、涉及範圍之廣，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本書將回顧中外歷史上重大的軍事改革，揭示歷史規律，尋找現實價值。

成者主敗者奴，強軍變革決定民族生死存亡

人類生存有兩項最重要的需求，一是安全，二是衣食。前者要靠武力自保，後者要靠生產獲取，當然強者也可掠奪弱者，於是戰爭便出現了。據考古資料證明，最早的戰爭出現在原始社會後期。原始社會的戰爭在氏族部落之間或部落聯盟之間展開，為了爭奪賴以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等天然財富而發生衝突，進而演變成原始狀態的戰爭。

有了國家政權，有了征戰需要，就需要建立軍隊，這種有嚴密組織的武裝力量的作用便是對內維護權力統治、對外進行戰爭。我國古代軍事學《孫子兵法》在首篇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古代一個國家的軍隊狀況和戰爭結果，決定着民族的生死存亡，若是一國軍力不振就不能對外掠到人力、物力，自己還會被別國掠奪甚至全民成為奴隸。中國春秋時的越王勾踐就是戰敗後被押到吳國為奴，甚至還要口嘗吳王夫差的糞便。公元260年，羅馬皇帝瓦勒良率軍東征薩珊波斯時不幸被俘，成了波斯王上馬的墊腳石，這使他本人和那個西方最強帝國都受盡屈辱!

“成則為主，敗則為奴”的殘酷法則，使古代各國軍隊發展競爭十分激烈，軍事變革的成功者才能居於強國之位，敗者就會跌落到苦難深淵。在中華大地上，秦國能以西方荒涼之域一統華夏，靠的是商鞅變法後的軍制改革，從而打造出一支讓關東六國膽寒的虎狼之師。

在18世紀歐洲的土地上，腓德烈大帝實行的軍事改革使普魯士從中歐一個不大的國家快速崛起，在很短時間內便躍居歐洲列強之中，為發展成強大的德意志帝國奠定了基礎。中國封建社會自宋朝以後就轉入僵化和衰落，當權者夜夜笙歌，喪失進取精神，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相繼失敗，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軍事改革。清朝入主中原，卻長期抱殘守缺，清末和民國初年的軍事改革又總不成功，致使中華民族慘遭列強宰割百餘年，直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發展壯大起來，新中國的國防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後，才使我們這個曾經衰落的古老大國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如今的世界，雖然已進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階段，但軍事實力仍然是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因素。蘇聯在解體前擁有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位的強大軍力，其繼承者俄羅斯儘管經濟總量在世界上落到第十名左右，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進入21世紀後，俄羅斯進行了有效的軍事改革，總體軍力仍居於世界第二，這就使它在國際舞台上仍能同美國叫板，其政治影響力遠比其經濟實力要強得多。

有無進取奮鬥的理念，決定軍事變革成敗

國無軍不立，古代、近代的執國柄者也都清楚這一點，除了極度昏聵的君主外都注重保持國家的軍事力量，往往視兵權如命。不過注重軍事之國，並不一定能夠強軍，歷史上經常有兵強馬壯之國會逐漸變得衰弱不堪，重要原因就在於軍事思想僵化和體制腐朽，不能引導變革甚至墮落得一代不如一代。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3世紀稱雄西方的古羅馬，就因軍事體制崩壞落得個瓦解的下場，此後意大利半島還出現了千年分裂的局面。

從古至今的軍事變革，絕不是僅靠換些新武器，或提些新口號，而是需要以下三方面的並舉：

1.提出創新的軍事指導思想;

2.更換新式的武器裝備;

3.實現軍隊的新編制和結構重組。

如果把軍事變革形象地比喻為一個人，軍事思想就是頭腦，武器裝備就是手足，編制體制就是軀幹。在三者之中，頭腦自然最重要，軍事理念的進步才能有效指導變革。

作為多民族組合而成的中華民族的主體——華夏民族，在歷史上長期處於河流文明狀態，雖然北方少數民族在數千年間多次南下，融入了遊牧民族的特點，然而在短時間內又被農耕文明影響，被同化。中國古代王朝的文化傳統，決定了其在防務問題上崇尚禮義與和睦，鄙夷征服式擴張奴役他國，只有少數民族政權才在短期內熱衷於對外遠征。如中國從戰國時期至明朝的兩千多年間一直修築長城，這便是軍事上的防禦性理念的突出代表，也是河流文明的深刻體現。

總結這些歷史經驗可以看出，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貧困打敗富裕、野蠻征服文明的赫赫戰績，關鍵在於富裕的“知識分子們”尚武精神喪失，貧困的“野蠻人”奮發圖強，掌握當時先進的軍事技術。這一情形在近現代世界上也一再出現過，如“二戰”中的意大利也算得上是二流工業國，卻打不過希臘這樣的落後小國，原因也在於這些羅馬帝國的後裔喪失了前人的戰鬥精神而只重享樂。

經濟科技落後是災難，觀念僵化更可怕

政治腐敗、經濟停滯、科技落伍和軍事衰敗，造成中國近代陷入一百多年落後捱打的局面，追溯其根本原因是中華大地同西歐相比落後了幾百年。自15世紀開始，歐洲走向資本主義後，明帝國便開始落後。清朝入主中原後以落後封閉的理念治國，導致國家愈貧、軍隊愈弱。

進入20世紀50年代之後，美蘇發展核武器形成了“核毀滅平衡”，使得世界大戰難以發生，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旋律，國力競賽主要是經濟和科技競賽。但是，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獲得的發展機遇，仍然同自身的軍力息息相關，適時地推進軍事變革，保持和發展一支強大武器力量十分重要。

美利堅作為一個由跨洋闖蕩的移民組成的國家，國民歷來有一種開拓進取的文化基因。雖説美國文化有其粗俗、鼓吹極端利己主義的一面，卻也有注重改革、鼓勵科技創新的特點，這使它能在雄厚的物質基礎上，造就一支技術水平超強的軍隊，以“獨霸”的姿態充當“世界警察”，維護“世界和平”。我們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不過這個國家的改革精神、科技創新、體制探索還是值得學習借鑑的。

歷史積澱了無限滄桑，創造了無盡輝煌的中國，歷來是求穩容易，變革卻較難。若是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不進則退，軍事變革是強國所必需。今天的中國已經有了從未有過的雄厚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有了正確的領導和有志於改革的億萬軍民，在國防上建設實現騰飛的目標也一定能夠完成。中國人民為之奮鬥的理想前景，現在已經在眼前出現，即如同毛澤東當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結尾中所説的那樣——

“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人類進步的靈魂是創新，軍事進步的靈魂在於變革。人類建立了最早的國家形態後就有了軍隊，經濟和技術的進步又使兵器和作戰手段不斷變化。

靠軍事征服而不靠凝聚人心造就的龐大帝國，往往都不能長久維持。亞述在靠武力走向擴張的鼎盛期時，就種下了衰敗的種子。同眾多的被征服地區的人口相比，亞述人只居於少數，殘暴的征服政策造就了仇恨和不斷的起義反抗，這迫使亞述帝國只能分兵駐守各地，軍事力量分散，原來的軍制也受到破壞。亞述只講暴力不講仁德的習性，也必然影響到上層，王室和貴族為了爭奪權力和戰利品，在征服埃及和巴比倫後便出現了尖鋭矛盾，後來發展成一系列相互殘殺的流血內訌。

回溯中國歷史，大約4000年前建立的夏朝至今還沒有發現文字記錄，從殷墟遺址出土的甲骨文，證實了商朝的存在，提供了最早的上古興衰史。無論是傳説中的夏朝，還是有甲骨文記載的商朝，都是奴隸制國家。大禹領導黃河沿岸的部落治水成功後，被推舉為頭領，禹的兒子啓世襲了王位，形成了最早的王國“夏朝”。不過嚴格而論，夏商時期國家形態還不完善，國王僅相當於一個部落聯盟的頭領。

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中國古代兵學，正是在一次次戰爭的感性知識積累中逐漸發展起來。西周滅商之後以前朝為戒，一方面繼續征伐不聽命的部落、方國，一方面在各統治中心修築堅城，進攻與防禦兼備的思想就此樹立起來，在某些意義上這也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次大變革。

公元前5世紀末，古希臘在地中海東部地區的發展已頗具規模。與此同時，它的主要敵人，在西亞興起的波斯帝國也征服了敍利亞、巴勒斯坦、埃及、馬其頓等廣大地區。當時，波斯帝國的疆域西至埃及，東括印度、南達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北到裏海及黑海一帶，公元前6世紀時已成為世界上版圖最大的帝國，地跨亞歐非三大洲。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績和波斯帝國國王大流士在政治、軍事上的改革是分不開的。大流士政治改革的內容包括：採取分權制，將其國土劃分為20個郡(也有譯為省)，各郡每年向中央繳納一定的貢賦，並在打仗時提供兵員。各郡有自己的自治權，保留各自的語言、貨幣和度量衡，風格各異的眾多文明第一次聯合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君主的統治之下，大大加深了相互的交流和滲透。但是，這樣的帝國實際上只是一個鬆散的聯盟，表面的穩定下面藴藏着時刻會爆發的危機。

一個民族的自信心一向都是打出來的，馬拉松戰役後使整個希臘動盪的局勢得以穩定，人們收穫了前所未有的自信，民族自豪感開始無比高漲。不過，波斯人所遭受的損失對龐大的軍力而言並不重，他們在撤退時囂張地喊出一個有名的口號——“我們一定會回來的!”

自古有識者想加快戰爭勝利，必須以政治爭取與軍事打擊並用，秦軍一味施暴，使許多敵軍見形勢無望仍死戰不降，既增大了戰爭破壞又推延了時間。當初商鞅不聽“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勸告，以峻法嚴刑積怨甚多，落得個五馬分屍。秦惠文王殺商鞅卻仍實行其法，將秦國社會變成一個極端尚武的戰爭機器，最終雖兼併了六國，卻因堅持不講以德服人而專恃暴力的思路，把全國都變成兵役、苦役營，自然播下了“二世而亡”的種子。

凡事過猶不及，事物發展到頂點就要向反面轉化。商鞅之法鼓勵尚武又一味黷武，最後導致秦國人心、軍心喪盡。正如杜牧所寫的千古名篇《阿房宮賦》的結尾所感嘆：“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千古興衰，百年輪迴。在封建體制下，唐太宗雖創立了炫目的文治武功，歷史的週期率卻註定其子孫會在養尊處優中走向腐敗。安史之亂後，西北馬場的喪失使華夏民族喪失了建立強大騎兵的物質基礎，對北方遊牧民族長期轉入了消極防禦，這説明中國封建體制已趨於沉腐，“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大風歌》終成絕唱。對後來那些只知高築牆縮頭防禦的懦弱王朝來説，漢唐出擊漠北“踏破賀蘭山”的戰績，只能在紙面上吟詠追念。

歷史證明，一種劃時代的武器出現，必須有創新的軍事思想推動才能使其有效應用。中國自宋代以後封建思想走向僵化，知識分子只醉心於八股而重道義、輕技藝，這就使中國人發明的火藥只能“牆裏開花牆外紅”，反而在歐洲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西方軍事變革對近代戰爭的影響

1992年筆者在美國華盛頓威爾遜中心訪問講學時，正遇當地籌劃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500週年”活動。許多印第安人和拉丁美洲人上街抗議説，“什麼發現美洲，我們的祖先原來在這裏生活得好好的，哥倫布的登陸只給美洲原來的居民帶來幾乎滅絕的災難”。

軍事變革又需要以科技工業發展為保障，18世紀末開始的工業革命，為全民參戰提供了大量武器，同時讓蒸汽船、後膛槍炮、電報等新科技成果應用於軍事領域，並出現總參謀部一類的全新指揮機構，19世紀的世界軍事舞台也就有了劃時代的變革。

近代戰爭是一種經濟力量的競爭，這在美國南北戰爭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北方的經濟實力遠超南方，加上林肯解放農奴的宣言讓南方農場的黑奴大量逃亡。經過四年消耗，南軍因後方供應和人力補充都陷入枯竭，最後在1865年投降。

新戰爭手段和軍事變革的出現，是以經濟和科技水平提升為基礎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人類出現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以汽油為燃料的內燃機問世和電力在發達國家的普及，使汽車、飛機這些新工具誕生，機槍這類自動武器和裝甲車輛、鐵甲艦的裝備的出現，也使戰場機動方式向機械化、摩托化過渡有了前提條件，軍隊通信聯絡也因電報電話應用大為改善。不過這時各大國軍界頭目還受傳統戰爭思維的束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沒有注意應用新技術裝備，如汽車還只用於國內城市運客貨，飛機在空中偵察充當“眼睛”而沒有用作武器。

戰爭是矛盾的運動，戰場僵局形成後往往就會誕生其剋星。英國人發明了一種打破陣地戰僵局的秘密武器，其代號為“水櫃”，英文為Tank，按音譯就是“坦克”

飛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剛出現的新武器，在使用上沒有傳統觀念束縛，戰時發展得最快，這可謂是“一戰”期間最重大的軍事變革，空中軍事力量的出現使戰爭由平面發展為立體。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證明了國家軍事力量的建設必須與經濟實力相符，窮兵黷武不可持久。戰爭不僅是軍事的較量，也是經濟力的較量，德、奧、土組成的同盟國一方的失敗就主要輸在人力、物力的枯竭。

國家的社會面貌，決定了軍隊內部狀態。沙皇俄國農奴制殘餘和野蠻、掠奪、擴張性的特色，導致舊俄軍隊內長官對待士兵的主要用具是皮鞭，姦淫擄掠又是戰時的習慣。十月革命後建立紅軍之初，布爾什維克從革命理想主義出發，規定入伍者要貫徹自願原則，實行官兵工資待遇平等，軍中大事要開大會表決，還一度實行士兵來選舉指揮員的制度。

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落後同西方對比形成巨大反差，極大刺激了接觸到世界先進思想的中國人。創建國民黨並想振興中華的孫中山在向西方和日本求援碰壁後，決定“以俄為師”，學習蘇俄紅軍的榜樣創建黃埔軍校，準備建立有國民革命精神的“黨軍”，並實行了黨監督部隊的黨代表制。參加黃埔軍校的中國共產黨人如周恩來等人，又在校內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用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思想教育官兵，從而開創了革命的建軍之路。

在井岡山下的小村三灣，毛澤東領導部隊進行了改編，首要任務是建立了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團建黨委，連建黨支部，部隊重要行動不是由長官個人而是由黨組織決定，這就改變了舊軍閥部隊“兵歸將有”而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三灣改編還奠定了軍隊中的民主制度，連隊內建立士兵委員會，從政治上、經濟上(部隊開支)監督指揮員，同時實行官兵待遇平等。廣大戰士感到自己翻身做了軍隊的主人，縱然生活艱苦也無怨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空中舞台上，出現了一種全新的作戰形式——戰略轟炸。擁有最雄厚綜合實力的美國和集中主要力量於建設空軍的英國在戰時，能生產出B-17、B-29和“蘭開斯特”這類遠程轟炸機，可對數千公里外的目標實施高空轟炸，德國和日本的主要工業基地和內地軍事目標都遭受到持續不斷的打擊，這對促成其軍事和經濟崩潰發揮了重大作用。世界戰爭史上出現了遠程戰略打擊的新手段，催促強國建立起了戰略空軍(航空兵)。

“二戰”的海戰證明，海軍作為一個技術密集型軍種，不能單純追求軍艦數量、噸位和火炮，而要同步發展電子、機械動力等方向的能力，美國的優勢正突出體現在這裏。1942年6月中途島海戰時，美軍艦隻數量和噸位上遠遜於日軍，卻以電子優勢處於敵明我暗的地位，導致雙方航母的損失比為1∶4，日軍海軍航空兵主力就此損失大半。在隨後的瓜島附近海戰中，雙方投入的艦隻數量噸位相當，美艦卻安裝了雷達來瞄準，日艦射擊仍要靠肉眼找目標。日本官兵拿出所謂“武士道”的拼命精神，也扭轉不了技術落後所註定的敗局。

在“二戰”的海戰中，大西洋上以反潛戰為主角，太平洋上以航母戰決勝負。“制空權就是制海權”“電子技術左右戰場”這些基本理念，在此時的海戰中就已經顯現出來，這也成為戰時和戰後各國建設海軍的關注點。

核武器的出現，是人類將核學科研究成果應用於軍事領域的結果，這是發現了X射線的德國科學倫琴和發現放射性來源的居里夫婦始料不及的。一種能運用於軍事目的的科技成果發明出來，往往就不是科學家説了算，而是由政治領袖來決定用途。

核武器改變了人類軍事鬥爭的形態，也改變了發達國家的軍隊編組，掌握戰略核力量的新軍種就此出現，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戰爭的思維。過去戰爭是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核戰爭這一手段卻可以吞食政治目標而導致同歸於盡，國際上就此難以爆發大戰，只有局部戰爭和地區性衝突。

新中國成立後軍事力量的變革歷程

朝鮮戰爭同中國進行抗美援朝戰爭是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朝鮮戰爭本不該打，抗美援朝戰爭卻不能不打。朝鮮戰爭從三八線始回到三八線終結，最終可謂是平局;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卻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因為戰爭從中朝邊界的鴨綠江開始到停戰時推到南邊500公里的三八線。

中國進行抗美援朝戰爭，一掃過去在世界上總是受外人欺侮而捱打的屈辱，恢復了鴉片戰爭後喪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從此在國際上樹立了軍事強國的地位。不過由於美國在物質條件和軍事技術上的優勢過大，中國方面在局部戰爭中與敵達成勢均力敵後也就適可而止，儘快實現和平以集中力量投入國家建設。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人民已經有了經歷二十多年戰火鍛鍊的一支英雄軍隊，從總體上看卻還是一支以農業自然經濟為基礎、以“小米加步槍”為特色的裝備極為落後的單一陸軍，還沒有海軍和空軍。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時，站在天安門上的毛澤東表情顯得很凝重。他後來説過，1949年中國解放我是很高興的，但是總覺得中國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後，很窮，一窮二白。

早在中國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領導人對軍隊現代化就開始憧憬。在長征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在承認紅軍的遊擊性時也矚目未來説：“遊擊性在將來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須拋棄的東西。”

1949年新中國誕生，有了統一的國家政權，建設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國防終於有了基礎。毛澤東就此發出號召：“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

抗美援朝結束後，中國軍隊提出了現代化、正規化、系統學文化的口號。當時蘇聯對華提供大量軍援和派出眾多顧問專家，其軍事理論也對解放軍產生了重大影響。起初軍內曾提出過對蘇軍要“全面地學，不走樣地學”的口號，就此出現瞭如何變革的爭論。

不過蘇軍的很多做法中國的確不能照搬。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央軍委在學習蘇聯問題上提出“科學技術全學，行政制度半學，政治工作不學”。

毛澤東以其一貫堅持的獨立自主精神，在1955年1月1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決定着手發展我國的原子能事業，準備獨立研製核武器，從此中國核力量建設得以起步。

中國的“兩彈”建設實行了“超越式”起步，在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都不能生產的情況下就開始研發核彈，僅用不到十年就跨入了世界五個有核國家的行列，堪稱國際科技史和軍事史上的奇蹟。

自1966年8月起，解放軍又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兵種──第二炮兵。這一新兵種裝備戰略導彈，主要擔負戰略核反擊任務。這一新兵種的建立，使中國軍隊的結構發生了一個重大變革，武裝力量的發展也開始適合核時代的需要。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國際上的高技術信息化局部戰爭成為軍事鬥爭舞台的主角，信息化戰爭時代的到來向中國國防事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也展現了新的機遇。

現代的軍事鬥爭，歸根到底是人的素質較量。隨着新軍事變革的發展，中國軍隊通過加強院校的教學質量和培訓水平，大幅提高了官兵的科技文化素質和現代軍事素質。解放軍的數量雖然一再減少，遂行高技術條件下作戰的能力卻在不斷增強。

如今中國本着“科技強國”的原則，在發展國防工業時注重了軍民技術通用，軍工體制也進行了改革，改變了完全國營的“獨此一家”局面，允許民營企業參加軍品生產並建立競標機制。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採購中也形成了激勵機制，這種變革打破了過去中國軍工體系延續了幾十年的蘇聯模式，促進了軍品研製的競爭和創新。

改革開放後，特別是世界範圍的冷戰結束後，面對世界上信息化大潮的到來，中國國防力量的發展既面臨着一次機遇，又面臨着一次挑戰。對我們民族幸運的是，中國抓住了這次機遇，國防現代化建設終於從一個比較低的起點上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忍耐”期之後，自90年代後期起，解放軍加速實現從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從人員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轉變，發展成為一支較為精幹、高效的現代化合成軍，高技術軍兵種成為戰鬥力的骨幹力量。這一歷史性跨越，使中國軍隊擺脱了延續百年多的技術落後面貌，現在中國被世界軍界公認為戰鬥力和技術水平僅次於美國、某些領域與俄羅斯並列的處於國際第二檔次的軍事強國。

在2004年中國公佈的國防白皮書中，第一次把“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單獨作為一章進行闡述，強調“走複合式、跨越式發展道路，實施科技強軍，深化軍隊改革”，這就説明了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基本方針原則。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已經成為解放軍現代化建設中的核心問題。

自2012年起，領導人帶頭樹立新風，開展了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強調繼承發揚古田會議精神，黨風建設和軍隊建設出現了新面貌。從2015年以來，中國軍隊又開始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改，主要表現為領導體系改革，實現了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這是符合世界軍事變革潮流的應有之舉。

這一次軍隊改革，不僅僅是簡單的“瘦身”，還是一次“脱胎換骨”的結構改革。全面啓動不僅牽涉到眾多利益，而且需要解決觀念問題。新一輪改革要解決“頭重、腳輕、尾巴長”的長期痼疾，即領導機構過大、基層人員不充實、服務保障機構太多的弊病。取消了設立幾十年的大軍區，新設立五個戰區司令部，而且新的領導體制突出扁平化、精幹化、高效化、一體化，以優化組合。

在新一輪軍改中，全軍組合形成了五大軍種，除原有的海軍、空軍外，新建了陸軍司令部並之平行，改變了過去不單獨設陸軍而實際存在的“大陸軍”觀念。二炮變身為戰略火箭軍，並新建了適應信息作戰的戰略支援部隊。這一前所未有的改革，徹底改變了中國軍隊的傳統結構。

如今的中國面向世界，2015年國防白皮書又首次提出“海外利益攸關區”，説明國家權益和國防範圍在不斷擴展。我國增強軍力的目的，還是創造和平建設環境，軍事準備的目標是遏制大戰，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高技術局部戰爭，從而確保國家的和平發展，軍隊的改革也要服務這一大局。

自2015年起，中央軍委領導開展了全面的軍事改革，這也是中國軍隊在信息化進程中勝利前行的重要保障。有英勇奮鬥傳統和創新精神的中國軍人，必將抓住信息化的歷史機遇，從而豪邁地自立於世界之林。習近平主席指出：“當前，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加快推進軍隊改革，謀求軍事優勢地位的國際競爭加劇。在這場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大潮中，誰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誰就會錯失寶貴機遇，陷於戰略被動。我們必須到中流擊水。軍事上的落後一旦形成，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將是致命的。我經常看中國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後捱打的悲慘場景就痛徹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