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勤：全球治理要先“治”後“理”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在三月九日舉行成立“中國人民大學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旨在加強對“全球治理”議題的研究。據瞭解，這是大學院校首個以“全球治理研究”為重點的智庫型機構，一定能夠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可靠有效的政策信息服務。

“全球治理”不是一個新鮮詞彙，特別是在近十幾年來，中國智庫界對“全球治理”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人們從初始的參與到爭取話語權，再到各種國際標準和規則的制定，以為相關的國際秩序和行為準則的商討，中國的角色在不斷的發生變化，中國聲音和中國作用越來越引起國際關注和重視。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和麪臨的“新全球化”挑戰，中國由被動的參與“全球治理”轉型成為主動的“全球治理”的推動者。這個進程轉化，顯示了中國“治理理念”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在“穩中有進”的提升，符合中國目前的經濟地位和實力。

“全球治理”要“先治”“後理”。世界上有多種方式的“治”法：有文治，有武治;有法治，有徳治;有權治，還有“錢”治。究竟哪一種適合哪個國情，似乎都取決於各國的民心所想。全球問題如此複雜，僅僅依靠單一的方式去“統治”，很難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採用多種形式組合，才可能獲得比較滿意的結果。“治”是大局，是宏觀政策，只有確定了“治”的大盤方針政策，才能夠制定實施具體的“管理”，本屬於微觀層面的細枝末節上。縱觀當今世界各國存在的問題，基本都是沒有認識和處理好“治”和“理”這個矛盾對立統一體的相互關係。而中國恰恰在處理這個關係上取得了極其珍貴和有借鑑意義的成功。

中國之所以具備了參與或引領“全球治理”的能力，首先是因為中國成功的“治理”了世界上最複雜，最多元，最困難的國家，把一個如此多樣的經濟體轉變成為新型的發展中國家。這個“治理”過程使中國獲得其它任何國家無法想象的經驗。能“治理”好中國，就一定有能力參與“治理全球”這個偉大的基礎工程。

中國的古代聖賢説過：“治國無法則亂……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説出了治國的基本國策在於依法而治，而法律法規不是永遠不變的，而是要與時俱進，與時俱變，才能讓法律和時代緊密結合，才能產生真正的治國功效。我們所談的“全球治理”就是要有針對性的尋找正確的“治國理政”的“治理”之道。各國國情千變萬化，文化宗教信仰和經濟結構均有很多不同，所以不可能有一個統一標準的模式來解決“全球治理”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所謂的“全球治理”要解決的問題絕不是達到“全球一致性”而是保留和保護“全球不同性”，只有保持了“不同性”才能找到全球利益的共同平衡點。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海灣戰爭以及後來的中東戰爭，之所以沒有達到戰爭發動者的目的，原因在於這些戰爭的目的是想消滅其它國家的不同性，強行把它國文化價值觀歸納到西方領域裏，這種“治國理政”的結果只能是越治越亂，越理越離，真正的南轅北轍。所以在過去幾十年中的“全球治理”工程雖然投入巨大卻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於保留差異化，不同性，是“全球治理”成功的核心因素。

其實，“全球治理”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就是中國古人教導的：“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用現代的話來説就是“治國理政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讓老百姓富裕而是長壽。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十年的執政核心任務就是要民眾儘快富庶，人民的壽命大大延長。這兩個任務基本順利，中國的人均收入已經接近九千美元。有的外國機構預測再過10年中國人均收入可以達到12500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而中國人的人均壽命也達到75至80歲左右。以此為標準推動“全球治理”的工程是可以看得見摸得着的硬標準。

習近平總書記提倡的“一帶一路”正是強化和豐富現有的“全球治理”的理論和路線，讓沿路國家的民眾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中實現富裕和長壽的雙重目標，這不僅僅是中國政府的基本路線也是世界各國的共識：“全球治理”需要全球人的共同努力，而中國將為新時代的“全球治理”提供寶貴的“中國治理”經驗，全球共享包容的繁榮。(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