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吉田陽介：日本轉內向，狹隘民族主義抬頭

對日本比較瞭解的一些朋友注意到，最近幾年日本到海外留學的人數減少了，企業員工也不太願意被派到海外常駐。筆者認為，這種現象與日本社會正在迴歸的“內向意識”不無關係。

作為島國，日本的內向趨勢本來就強，國內不易發生革命性改革。但通過引進外國文化或因遭受外來壓力，日本也有過並不完全內向型的時期，明治時期和戰後高速發展時期就是兩個典型例子。

先説明治維新時的日本。明治以前日本閉關鎖國200餘年，國力羸弱。為推進工業化和近代化，當時的日本政府積極學習歐美先進技術和經驗，推進國內改革。明治時代日本大的目標就是成為歐美那樣發達的國家，民眾也對自身生活改善充滿期待，充滿幹勁。因此，直到現在還有“明治時期是有活力時期”的説法。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日本冷靜分析世界形勢，瞭解本國國際地位，努力避免了內向應對方式。但隨着國力增強和國際地位提升，日本卻漸漸陷入本國中心的擴張主義。一戰後的世界逐漸形成“國際協調主義”潮流，日本沒能看清這股潮流，未改變其帝國主義思路，走上了戰爭道路。某種程度上講，內向應對是軍國主義的日本走上戰爭之路的原因。當時日本的政治家首先考慮的是國內輿論的反應，沒能冷靜分析國際形勢，籌劃日本的發展戰略，最終滑進戰爭漩渦。

再看戰後日本的高速發展時期。二戰戰敗使日本國力大幅下滑，經濟建設幾乎“從零開始”。在美國影響下，日本以強化經濟為目標，到戰敗10年後的1955年，經濟已恢復到戰前水平，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迎來高速增長。儘管經濟得到恢復，但當時的日本還處於發展中國家水平，算不上經濟大國，日本製造的質量比先進國家差，國民生活水平也達不到先進國家標準。因此，高速發展時期的日本以經濟達到歐美水平為目標，民眾為了過上歐美那樣的生活而努力工作。

在外交層面，戰後日本從反省戰前採取的本國中心擴張路線，向以日美同盟為基軸的國際協調轉向。只是在經濟政策方面，為了保護國內產業，日本採取了諸如限制外資進入日本市場等內向型政策。那些政策在發展中國家階段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也很快遭到其他國家批評，上世紀8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就是例子。

結束高速增長進入穩定發展期後，日本逐漸失去目標，其結果是內向傾向更明顯了。泡沫破碎後的日本經濟低迷，雖然圍繞如何擺脱經濟困境的議論增多，但受內向思維影響，仍未能在看清當前國際形勢和世界經濟潮流的基礎上，確立日本今後的明確目標。

以上兩個例子的共同點是，那些時期的日本都處在追趕階段，有必要向外國學習本國沒有的技術和經驗，因此當然要打破內向型思維禁錮。而且，國內社會變革快速推進，日本民眾也期待改革能給自身生活帶來變化，因此更趨積極開放。但過了那些階段，日本上下失去目標，就又回到了內向型。

經濟不振同時又陷入內向思維，這種傾向危害極大，日本需要格外警惕。以戰前為例，上世紀30年代的日本受到世界恐慌的影響陷入經濟低迷，失業者眾，當時的日本政府沒能出台有效對策。在那期間，狹隘的民族主義逐漸抬頭，要當亞洲乃至世界霸主的擴張主義聲音成為主流，避免戰爭的理性聲音消失不見。

而在最近二三十年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取得快速發展時，“失去20年”的日本經濟卻持續停滯。在此期間，強調日本是亞洲大國的民族主義抬頭，出現了要當政治大國、變回“以前那樣的日本”等聲音，內向傾向不斷加劇。

雖然日本是發達國家這個事實沒有改變，它在亞洲乃至世界也發揮着重要作用，但現在的日本確實不是一個很有活力的社會。如今亞洲和世界與以前情況已有不同，日本不應陷入內向思維，而是必須認清並立足於現在的位置，思考今後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作者是日本日中關係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