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佳山：“小鮮肉”天價片酬是結構性困境

“小鮮肉”年輕演員的天價片酬問題這兩天遭到質疑和批評。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天價片酬的爭議背後其實更多是多層次的結構性成因。

在討論天價片酬問題之前，我們首先得理清為什麼“小鮮肉”會成為問題。

眾所周知，支撐“小鮮肉”崛起的主要文化消費羣體是90後、95後甚至00後等幾乎完全在互聯網語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他們也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後，迅速佔據了原本是“大媽”——他們的上一代所把持的電視劇消費主體位置，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也正是由於90後、95後甚至00後等一批批年輕人不斷登上社會的舞台，為了照顧和適應他們的文化消費習慣，電視劇的媒介形態也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從傳統的“先台後網”(即電視台先播出，視頻網站後播出)到“網台同步”，再到時下的“先網後台”，電視劇不僅不再從屬於電視，就連電視本身的媒介形態也在這一波時代浪潮中發生着幾近顛覆性的變遷。在這個邏輯上，“小鮮肉”從年輕人手中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一步步登上過去由成年人掌控的電視屏幕，就已經順理成章。

因此，“小鮮肉”本身並沒有原罪，這確實無可指摘，因為這不過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爭議的焦點在於天價片酬問題是否是“小鮮肉”所獨有。事實上，對於我國的影視行業而言，天價片酬問題早已經是一個全行業的普遍性問題，不僅僅是90後、95後甚至00後所喜歡的“小鮮肉”，那些“大媽”們迷戀的“老臘肉”同樣也都有着令人驚愕不已的天價片酬，而在他們的背後則是當前中國影視行業自身的結構性困局。

早在1999年，全國34家省級綜合頻道全部完成了衞視“上星”，我國廣播電視行業的市場化浪潮自那時起徹底拉開了帷幕。2002年，電影領域也開始了院線制改革，中國電影的票房門檻也在不到十年內就由十億級迅速提升到百億級。影視領域在世紀之交的改革初衷，就是想通過引入市場化的競爭來為當時停滯不前的廣電領域帶來活力，這其實也是標準的改革開放的歷史邏輯。

然而，在短短的十餘年過後，我國影視行業的現實環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與當年的囊中羞澀相比，在今天一部電影、電視劇需要投資幾個億，一家衞視每年有上百億的開銷，已經是太過家常便飯。這同時也構成了新的困境，一部電影、電視劇的幾億成本和一家衞視的百億規模的運營壓力，使得我國影視行業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幸福”煩惱。

在這種行業格局下，我國文化娛樂工業總體水平低下，發展嚴重不均衡的弊端被最大程度的放大，尤其是在對於影視作品最為重要的內容方面，儘管這十餘年來湧現出了大量優秀影視劇集，但相對於每年的總體影視作品產量這個基座而言，仍然是杯水車薪。那麼，在內容品質不能有效保證的情況下，大牌明星就成了作為生產端的投資出品方的救命稻草，的確，如果再沒有大明星壓陣，幾億的投入就可能血本無歸;而在院線、電視台等播出、放映端，高企的經營壓力，自然使他們將上座率、收視率視為生死線，尤其是電視台，一旦收視率下滑，影響與之綁定的廣告收入，就將陷入到萬劫不復的境地。在這個意義上，大牌明星的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議價砝碼，在當前的行業現實下，他們幾乎成了生產端，播出、放映端能夠抓住消費端的唯一抓手。很自然，“小鮮肉”，就在“老臘肉”之後，同樣獲得了已盡荒誕的天價片酬——這不過是中國影視行業的結構性困境的一個最表層表徵。

從世紀之交到此時此刻，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我國影視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已經走到了一個歷史性的節點，眼前的“小鮮肉”天價片酬等一系列問題，都已經溢出了當初的預期框架，這些問題已經不是能通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部政策調整就能解決的一般問題。明星作為文化工業生產線上的生產要素，其價格、價值關係的嚴重背離，充分説明當前的影視行業積弊甚深，短期之內已無好轉可能。如果想徹底扭轉，那就只有通過重新佈局以影視行業為代表的我國文化領域的頂層設計，進行更深層次的進一步改革才有可能實現，而這不正是今日中國的一個縮影。(作者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