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東亞政治開啓“新三國演義”

面對着困擾北京、東京、首爾三邊互動架構的諸多消極因素，中日韓關係究竟應該怎麼處？這不僅是一個爭議性的政策問題，更是擺在東亞政治面前的世紀難題。當前中日韓關係的低潮並非偶然。

19世紀末以來，中日韓從未出現過同時強大和繁榮的局面，東亞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出現陸、海分離的地緣政治結構開始被打破的現實，而觀念與制度層面更是前所未有的分裂。再加上美國因素的牽引與干擾，中日韓關係的“新三國演義”充斥爭議和對立實屬正常。

這是東亞地緣戰略結構從未有過的新變化，穩定和改善中日韓三國關係也必定絕非易事。單純從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入手，或者單方面的剋制和忍讓，恐怕都難以打開中日韓三邊關係的新局面。從這個角度，筆者對笪志剛先生《環球時報》2月22日見報的《中日韓破局不能坐等域外國》一文存有異議。

安全關切先於經濟利益

國家間的經貿關係並非只是單純的經濟和貿易安排，背後的外交和戰略考慮常常是決定經貿政策選擇的關鍵因素。安倍政府在2013年下定決心加入奧巴馬政府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TPP)，首先考慮的不是日本的貿易和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十足的政治和戰略決定。

TPP的本質是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經濟槓桿，其目的是通過建立排斥中國的地區性貿易集團加強“孤立中國”的地緣戰略集團。安倍力壓國內一度強大的反TPP勢力，願意向美國開放汽車、農產品市場，就是為了全面增強美日軍事同盟，避免美國在未來可能的日中軍事衝突中戰略猶豫。

韓國在2016年7月做出“薩德”部署決定，最根本的原因同樣是——韓國必須在朝鮮導彈與核武器威脅面前，強化韓美軍事同盟作為韓國安全的可靠保障。這是1992年中韓關係正常化以來，韓國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略“再選擇”。面對來自金正恩政權迅速的核力量和導彈發展，韓國把國家安全的“寶”徹底押在美國身上。

近年來，中日韓之間出現的這種擴大的安全對立，有着深層的亞太地區戰略性和結構性根源。在國際關係中，經濟和安全是相互關聯、但又彼此分離的兩個領域。經濟上的利益計算和相互依賴帶來的紅利，並不能必然取代和削弱安全問題的關注。

安全利益的評估和選擇，對一個國家而言一定是優先於經貿利益的“高位政治”，這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法則。經貿關係無法替代安全利益的估算，同樣也是國際關係冷冰冰的現實。

現階段重在安全“止損”

然而，中日韓關係必須改善，當代版的東亞“新三國演義”已不會重複歷史版的“聯吳伐魏”或者“興兵滅蜀”!“新三國演義”的基調和目標必須是三國共存共榮，致力於一個崛起的亞洲，着眼於一個團結和聯合的亞洲，打造中日韓三國人民共享福祉的穩定局面。這就是中國領導人所提出的“建設亞洲命運共同體”的偉大願景。

為此，打開三國合作的鑰匙不僅是經濟的，更需要政治、外交、安全和戰略的。但這必然是一個艱難的歷史進程。其手段不僅在於實力對比的新變化，更是在於三國的成長與成熟，在於三國之間是否能夠重建理解和尊重。

當中國的遊客一到節假日就擠滿韓國的明洞和日本的新宿，當中國赴日留學生遠遠多於日本赴華留學生，一個開始身強力壯的中國，“心”需要同樣的寬大和壯實。上演好東亞“新三國演義”，中國人一定要有自信、寬容和堅定的戰略意志，韓國人和日本人面對中國再度崛起的歷史性趨勢，則需要有同樣的包容、理解和敬畏。

改善中日韓三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地思考“經濟出路”或者貿易變量，也不能奢望三國間的民族主義衝突能迅速平息，“歷史問題”和領土爭議的解決更是路途遙遠。穩定和改善中日韓關係需要對三國深化的“安全困境”做出客觀、全面和準確的判斷和整體性的戰略思考，無需一味指責對方，也不必用過度的恐懼或者仇視的心態看待彼此。

我們首先需要有足夠的心理和戰略準備，中日韓關係的改善進程很可能是緩慢、長期的。着眼於現有中日韓業已建立起的廣泛與深入的經濟社會聯繫，給中日韓爭議和摩擦“止損”非常重要。

具體來説，就是要避免關係持續對立與惡化，避免出現直接的軍事衝突，避免安全爭議擴展到國家間關係的基礎性領域，例如經貿和社會性交往尤為重要。而“止損”的關鍵，就是要在三邊關係的各種衝突點上，建立和開展起雙邊事務性和功能性磋商，通過設定行為規則、培養信賴措施，以及增強彼此務實合作，有效管控衝突性議題上的潛在危機。

在鬥爭中尋求破局

中日韓三國關係的改善離不開“鬥爭”，需要我們有決心表達和反映“中國關注”，在鬥爭中尋找“破局”的方式和途徑。

在這方面，中韓與中日又有所不同。韓國雖一意孤行部署“薩德”系統，嚴重損害中國的戰略利益和東北亞的戰略穩定，但中韓之間的政治溝通仍然好於中日。中韓之間的安全對立，也遠未像安倍政府的日本那樣一心以“制衡中國”作為自己的戰略目標，儘管朝鮮問題確實是卡在中韓間的一道“坎”。

對於日韓無視中國戰略關注、損及中國安全利益的行動，我們將堅決鬥爭到底。但鬥爭畢竟是手段，合作共贏才是目的。

中日韓三國關係的改善，更需要我們有堅定的“戰略耐心”。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地緣戰略形勢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複雜和微妙。一方面，中日韓的經濟社會聯繫前所未有地深化。2016年中國赴日遊客數量增長28%生動地説明了這一點。堅持中日韓經貿與投資合作，共同推動包括三邊自貿區在內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是我們塑造亞洲繁榮與和平的基本信念。

但另一方面，冷戰結束以來中日韓之間安全利益的糾葛和對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嚴峻。在安全關切上相互“靠攏”，需要一個過程，需要找準方向、堅持不懈。三國的社會和媒體更需要擔任起溝通的橋樑作用，為彼此的客觀和理性認識注入正能量。(作者是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